第一章 明清之際
第二節 明朝覆亡與清室入主
朱元璋以淮右布衣,驅逐胡元,建立明朝,恢復漢人的治權;他兒子朱棣遷都北京,捍衛邊疆,都是何等的英武!不料中葉以後,晏安深宮,威柄下移,把一個錦繡河山,鬧得烏煙瘴氣!女真勃興於東北,沒把他當一回事,終天還結黨互爭,刮民自肥,於是天災人禍,紛至沓來,流寇起於西北,清人佔據兩遼,內外交鬨,政府不能不用兵,又不能不籌餉,而貪吏追迫,士卒逃散,以致流寇的勢焰日張,外力的壓迫更甚,互為因果,就不免踵決肘見了。崇禎帝奮發有為,勵精圖治,懲除閹黨,任用清流,可算是一個好皇帝,但卞急多疑,任察尚氣,對於人才的賢否、議論的是非、政治的得失、軍機的成敗,都不大很明白,所以正人多不能終其位,小人反因緣為奸利。我們看李自成即位詔和檄文上說:
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賂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紳,閭左之脂膏殆盡。
獄囚累累,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痛!
這真是極沉痛的一幅寫照。因為明朝在神熹二宗以後,邊患養成了,綱紀敗壞了,官吏黷私,人民痛苦,社會的道德墮落,宗紳的豪奢益甚,只有一個人在上邊著急,做什麼用?帝又高拱深宮之中,受左右的包圍蒙蔽,直到流寇進逼北京,才知道大勢已去,「諸臣誤朕」,在煤山上自殺了。李自成佔據北京,拷掠眾官,一般無恥勸進的大臣,還不免一死。他並未正式即皇帝位,只呆了四十天(從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至四月三十日),吳三桂引清兵一到,就倉皇西逃了。
崇禎帝的運氣真夠壞,他作了十七年的皇帝,偏掽著兩個死對頭:一個是皇太極,即位和死的時候都比他早一年;一個是李自成,造反和死的時候都比他遲一年,他一生受這兩個磨難星的內外夾攻,簡直無法翻身,結果斷送了明朝三百年的天下。但他也有些自取之咎,自己的國力不足,還始終不肯和清人議和,皇太極三次入塞,明朝的國防算完了,邊境搶攘,事權不一,流寇猖獗,人心攜貳,他不懂得「釜底抽薪」的法子,還有點「火上加油」,終必「自焚」而後已。《明史》批評說:「君非亡國之君,而臣盡亡國之臣」,我們如果用《春秋》責備賢者的筆法要問一問:亡國之臣是誰用的?為君主的訣竅,只有知人善任四字,國家之大,萬機之繁,一切都以為非我莫辦,別人自不願而且不敢負責,推諉敷衍,政治完全失去了作用,這責任究竟由誰負呢?
清人的運氣又太好了,皇太極是一個英主,三次入塞,總不肯「取而代之」,因為他知道明朝是大國,「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京城雖可攻下,各地潛藏的勢力還很大,他們不過幾十萬人的小國,如何吞食得下!他只希望明朝承認他的帝國就夠了,或封以國王也可以(天聰告諭說:「崇禎帝教我削去帝號,及禁用國寶,一一遵依,易汗請印,委曲至此,仍復不允」)。因為他的祖宗都是明朝的屬夷,他極願取得一種正式對等或屬國的資格,可惜明朝狃於成見,總以宋人為戒而不肯議和,殊不知清人的國力,並非前金之比!皇太極不惜委曲求全,否認了他的祖宗,以減少明朝的猜忌,但終久不成,皇太極不得不攻下寧(遠)錦(洲)杏(山)松(山)準備打開山海關的通道。洪承疇被虜投降了,清國得到一個領江帶路的人,皇太極怎不特別歡喜呢?不料他雄圖未展,忽而暴崩,內部卻發生問題了。清國的組織是封建式的,力量大的諸侯,就可當共主,皇太極長子豪格的勢力不如其叔多爾袞、濟爾哈朗等,他自然要退避;但太宗建立帝國,統一君權,屍骨未寒,遺威尚在,不傳其子,又何足以服諸將?二者調和折衷,結果是皇太極一個六歲的小兒子福臨被立為皇帝,多爾袞和濟爾哈朗二人輔政。但實權完全在多爾袞一人手裡,自稱為皇叔父攝政王,當然也有些人不贊成,豪格更不用說了。這時清國的戰鬥力業已衰退(觀《太宗實錄》可知),要不是許多漢奸—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洪承疇、范文程等,為虎作倀,又遇著一個開門揖盜的吳三桂,他們那能夠進據中原呢?
吳三桂是在洪承疇兵敗後,奉命據守山海關的一個總兵,李自成到北京就招降他,他已經答應了,因為聽說愛妾陳圓圓被虜,始「怒髮衝冠」,縞素誓師,向清國借兵,欲仿唐朝和回紇的故事,但多爾袞卻說他「率眾來歸」,叫他作前鋒,攻打李自成,自成敗退了,清兵就安然到了北京。幾個月以後,迎接福臨遷都北京,告廟祭天,算是代替了明朝,入為中國之主了。
李自成在明清之際的舞臺上,不過是一個丑角—自然崇禎帝和多爾袞是老生,陳圓圓是小旦了—他原無大志,只是如彗星般的一掃而過,有破壞無建設,要不然的話,皇帝豈不是他作的!「朱家麵,李家磨,做得一個大饝饝,送與對巷趙大哥」,江淮間的民謠,不久竟成事實,便宜了趙大哥的清朝,李自成這彗星也就完了。他的同伴張獻忠是一個黑頭,從陝北到陝南,出豫皖,掠江東,可是他被迫而入蜀了。不曉得他怎麼把四川人殺得「幾無噍類」,據說他因為:「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德報天」(見廣漢公園聖諭碑)。最後這兩個角色都被一個武小生—吳三桂收拾了。而指揮小生的卻是兩個番將—一是英王阿濟格、一是肅親王豪格。
這一齣悲劇還未演完,而《桃花扇》又上場了。清朝剿撫了河北、山陝,江淮以南仍為明朝所有。南京—原是明朝的陪都,諸臣擁立了福王由崧,派使節去慰勞清廷,希望能成立一個和約,多爾袞全然不理會,說:「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我們是「不憚征繕之勞,代為雪恥」;你們想「坐收漁人之利,雄據江南」,那就不成。因為他們究竟是明朝的嫡胤,怕降將靠不住,多爾袞的同母弟多鐸親自出馬,打到揚州,可憐史可法孤忠耿耿,號為相國督師,而外有四鎮—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劉澤清—的橫暴,內有馬(士英)阮(大鋮)的奸黨,只得一死報國。清兵屠殺漢人,這是最慘的一次,有《揚州十日記》為憑。由崧根本就不是一個復興的人,天天玩戲子,漁女人,飲酒作樂,一任馬阮弄錢,賣官,胡鬧,長江天塹,毫無防備,清兵到了南京,他出亡蕪湖,依黃得功軍中。上游坐鎮武昌的左良玉因為要清君側,引兵東下,心中內疚,嘔血而死,其子夢庚正被得功打敗,投降了追擊李自成的清兵。多鐸又打發降將劉良佐射死黃得功,由崧被俘殺,長江一帶也歸清人的統治了!這是南明三王之一的結局。
其次是福建的唐王聿鍵,和浙江的魯王以海,叔姪二人分據兩省,還不能和衷共濟,弄成水火之局,失掉唇齒之勢。浙江依靠著農丐烏合之義兵,福建依靠著海盜投降的悍將,一個稱監國,一個稱皇帝,清兵一到,不免瓦解。幸而魯王航海,又奪據舟山,在海上支持了六年。唐王在閩不過一年,因為鄭芝龍有貳心,撤仙霞嶺防兵,想由贛入湘,去依湖廣總督何騰蛟—李自成死後,其部眾郝搖旗等俱降於騰蛟,兵勢甚盛—走到汀州,清兵冒明旗馳追被獲不食而死了。唐王的學問才幹都好,傷國家多難,布衣禁酒,辭氣慷慨,很能夠感動人,鄭芝龍的兒子成功,就是被感動而做出轟轟烈烈的事業。可惜他所處的局勢太壞了,又頗有書生氣,出走時還載十幾箱子書,以致走得不快而被執,這是南明三王之二的結局。
最後一個是桂王由榔,他的時間相當長—在位十三年始末十六年—局面相當大,而崎嶇艱危也相當甚。其初是瞿式耜在桂林支持,肇慶小朝廷因為降將李成棟、金聲桓的反正,居然收復了廣東、江西;何騰蛟雖因清朝三王—定南王孔有德、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原是明朝據守皮島的總兵毛文龍的部下,毛被殺,始降清—的大舉進攻,而輾轉入桂林,但乘間督師,又規復了湖南大部,川東、川南則為義軍所有,都受桂王的封號,他據有七省—兩廣、雲貴、江西、湖南、四川—的地方,同時鄭成功和魯王出沒閩浙,姜瓖叛於山陝,皆遙相應和,聲勢並不算小。可惜群臣又鬧黨爭,水火相仇,不務大計,以故軍事上不能聯絡一致。清廷特別重要的將領,率領八旗兵,會合四王—加上平西王吳三桂,分地任事,耿尚攻江西、廣東;有德攻湖南、廣西;三桂攻川陝。金聲桓、李成棟先失敗赴水死了,何騰蛟被虜絕食,瞿式耜死守桂林,均為有德所殺。吳三桂進軍川東南,桂王窮促無似,不得不乞憐於張獻忠的餘黨了。
原來張獻忠死後,他的餘黨,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都各有幾萬人,佔據了雲貴,桂王封可望秦王、定國西寧王、文秀南康王,趣他們出兵。孫可望把桂王遷到安隆所,毫無人臣禮,李定國卻忠於所事,引兵攻入桂林,孔有德自殺了,劉文秀敗吳三桂於敘州,圍之保寧,三桂退漢中。清廷命洪承疇經略西南,從江寧移鎮長沙,滿漢兵齊進,定國、文秀均敗。可望待桂王益薄,擅殺大臣,定國遂奉桂王赴雲南,與文秀合,可望攻之,兵潰降清。清兵三路攻雲南。順治十六年正月朔,遂入昆明,桂王逃至緬甸,定國設伏計泄,退據孟艮土府。吳三桂奉命入緬,脅迫緬人獻桂王,桂王致書有云:
既失世守之山河,苟全微命於蠻服,亦自幸矣,乃將軍不避險阻,請命遠來,提數十萬之眾,窮追逆旅,何其視天下之不廣哉?豈天覆地載之中獨不容僕一人乎?抑封王錫爵之後,猶欲殲僕以要功乎?既毀我室,又取我子,讀〈鴟鴞〉之章,能不慘然心惻乎?將軍猶是世祿之裔,即不為僕憐,獨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獨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獨不念己之祖若父乎?……千載而下,史有傳,書有載,當以將軍為何如人也!
但三桂不省,還是把他殺了。桂王日角龍顏,顧盼偉如,刻苦自勵,孳孳以中興為念,然仁柔畏患,驚竄流離,焉能成其大事?李定國雖出身微賤,因感於小說家言,頗以孔明輔漢自詡,後來邀擊不遇,憤懣殉身,竟為明朝三百年忠臣之殿。南明三王都滅亡了,清朝的天下一統了!
第三節 清初政治與建國方策
清人進關,不費一兵一矢(觀《明史紀事本末》及乾隆帝修改該書的詔諭可知),就奠定了北京,招撫了河朔,接承中國累代傳統的皇位,享有二百六十八年的江山,這真是一種幸運。但他們對於統治中國,也曾經費了一番苦心,以異族宰制如此之久,在歷史上還是僅有的。試看元朝的威力多麼強盛,統治也不過幾十年;清朝所以能成功,不是武力的關係,而是政治的關係。政治成功的最大要素,就是它把握著中國社會的基層,認識了中國人民的特性,一鬆一緊,一張一弛,深得兩重政策的運用,使漢人「啼笑皆非」,不知不覺的上了圈套,可是他們也敵不過四千年文化的潛力,糊裡糊塗的被牽扯而同化了。這一段公案,說起來甚是有趣。
他們初到中國,說是弔民伐罪的仁義之師,進據北京,只因明朝沒有嫡胤—其實崇禎帝的太子還在,後來都被他們殺了……對於名正言順,自立於江南的福王,不能不予以承認,所以檄文上說:
明朝嫡胤無遺,勢難孤立,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厲兵秣馬,必殲醜類,以靖萬邦。非以富有天下為心,實以拯救中國為計。……其不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當通和講好,無負本朝,彼懷繼絕之思,此敦睦鄰之誼。
但事實上不盡然,他們那裡是「義切同仇」來「救災卹患」呢?等到山陝已底定,闖賊一逃亡,馬上就「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了,這可說鬆一陣,緊一陣。
中國是家族宗族的社會,對於民族意識國家觀念向來很薄的,所以在異代興替的時候,朝統變更,無論姓趙姓李,胡人漢人,都無所謂,忠君愛國也有相當限度的。不過一涉及文化禮俗,則有其傳統的保守特性,絕不容隨便更改。明人的裝束,是「峨冠博帶」,清朝的裝束是「金錢鼠尾」,那怎麼辦呢?最初是「照舊束髮,悉聽其便」(諭言:「前因分別順降之民,故以薙髮分順逆,今聞甚拂民願,是反乎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等江南平定以後,就「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了(諭言:「今中外一家,天下一體,若不劃一,終屬異心,不幾為異國之人乎?今限旬日,盡使薙髮,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行重典」)。果然激起上下江民兵的反抗,「保護一己之髮,竟捨身命以抵抗敵軍,其關切較勝於為國家,為皇室」(見Matini Matii《韃靼戰爭記》)。真是:「腕可折,頭可斷,肉可臠,身可碎,白刃可蹈,鼎鑊可赴,而此星星之髮,必不可薙!其意豈在一髮哉?蓋不忍中國之衣冠,淪於夷狄耳」(見《髮史》序)。但國家已經亡了,還有什麼用?只多添些流血的慘劇而已(閻應元守江陰,城破,題「八十日帶髮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萬人同心殺賊,留大明三百里江山!」民兵義舉,不過如此,嘉定因此三次屠城,均有書紀載)。這又是鬆一陣,緊一陣。
明朝的亡國,三餉是一大原因,清人「以養民之道,莫大於省刑罰,薄稅斂,前朝弊政,莫如加派遼餉外,又有剿餉練餉,數倍正供,更有召買加料諸名目,巧取殃民」,所以把額賦外一切加派,盡為刪除,依照舊會計錄作準,並且到處蠲免逋賦錢糧。但是順治十八年江南報銷一案,蘇松常鎮四府,官紳士子,革黜至一萬三千五百餘人,鞭扑枷責,衣冠掃地,貪吏蠹胥,侵沒多至千萬,反置不問。這也是鬆一陣,緊一陣。
最顯明的,是金之俊建議的十從十不從之綱:「男從女不從,生從死不從,陽從陰不從,官從隸不從,老從少不從,儒從而釋道不從,娼從而優伶不從,仕宦從而婚姻不從,國號從而官號不從,役稅從而言語文字不從」。這把清朝一鬆一緊一張一弛的施政方略完全都表現出來了。
可是清朝政治的成功,不僅在對於一般人民的心理感情之控制,而尤在對一般士大夫的籠絡和駕馭,因為中國社會組織的基層,是中間讀書做官的士大夫,而不是下級勞苦的民眾。他們對於士大夫的利用是煞費苦心的。所有官吏降附者,各予升級;殉難者各予諡立廟;建言罷謫諸臣及山中隱逸懷才抱德者,縉紳士大夫清望所歸者,皆徵辟錄用。使一般士大夫不致因亡國而失掉職業,他們就相安無事了。順治二年開科取士,一切都依明朝的制度,使一般讀書人有了進身之階,他們自然就不愁無用武之地了。這樣可以籠絡著大多數的士大夫,有少數特殊的人物,不是科舉功名所能誘惑的,他們著書立論,常慨然有故國之思,甚或如顧炎武、閻爾梅等,終日奔走,從事革命,那怎麼辦呢?清廷詔舉博學鴻儒,請他們纂修明史,來寄託他們孤臣孽子的深痛,碩儒如顧亭林、黃梨洲、李二曲等雖然還寧死不就,但萬季野等卻以私人襄贊史館了。清初有「一隊夷齊下首陽」、「蕨薇堪嗟已吃光」的諧詩,可見當時一般士大夫的無恥,後來革命黨不向他們宣傳,就因為他們已經被清人利用了。可是清人有時還要擺擺統治者的架子,濟之以威。譬如哭廟之案,殺蘇州士子多人,金人瑞(聖嘆)即以此而死,奏銷之案,徐元文以狀元而降經歷,葉方藹以折錢一釐挂誤,時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三岡識略》說:「士大夫自宜急公,乃軒冕與雜犯同科,千金與一毫等罰,仕藉學校,為之一空,吁過矣」!這真是有意荼毒縉紳,和士大夫為難了。如此玩弄,卻仍然是一張一弛的作風。
至於他們矜恤無告,獎勵節義,封賞勳親,養老赦囚,確可以收拾人心,但「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攝政王令旨),而「積怨南方人心之未盡嚮服,假大獄以示威」(《心史叢刊》)。也是寬嚴互濟的一貫方針。這政策是誰手定的?攝政王多爾袞;是誰建議的?洪承疇一般漢奸了。多爾袞在入關後,就加崇號為皇父攝政王,為什麼稱為「皇父」?在歷史上是一大疑案。世傳順治帝的母親—孝莊后曾下嫁於多爾袞,所以不祔太宗陵寢。當時大權在多爾袞手中,諸王貝勒大臣,都只知道諂媚他,孝莊后又何嘗不可為兒子計,去「紆尊降貴」呢?況且女真人的風俗,婚娶繼母伯母嬸母兄嫂弟婦姪婦,又滿不在乎麼?(《太宗實錄》曾諭令禁止,謂明與朝鮮禮義之國,同族從不婚娶。但不能遵行,遂停止,見順治中索尼奏。)孟森說:「皇父之稱,猶之尚父仲父,純為報功,不關瀆倫;皇后不祔葬者,清歷朝有之,不足為證」(《清初三大疑案考實》)。但我們看:若果是尊崇多爾袞的豐功,順治七年他死時,已追尊為成宗義皇帝,為什麼不幾天就說他有「逆蹟」,撤去廟享,藉沒家產呢?可見順治帝有難言的苦衷,多爾袞以色疾致死,選八旗美女,索蒙古有夫之婦,納豪格之妃(他的姪媳婦);令朝鮮選送女子,都見於官書,皇帝之位,在他覺得是讓給福臨的,他從沒有把這個小孩子看在眼裡!太后下嫁算什麼?可是順治帝長大以後,又當了中國的皇帝,總不免有些難為情吧!這件事仍舊存疑好了。洪承疇在召對時所說的話(有傳刻本),真是深切時艱,太宗沒有認錯人,「皇父」沒有用錯人,他鎮撫了江南,經略了西南,幾乎兩目失明(見《明清史料甲編》洪氏揭),結果賞一個三等輕車都尉—九等二十六級世爵中之第二十三級—侘傺以終(見《嘯亮雜錄》)。大漢奸的下場,不過如此!其餘就不用說了。
順治八年,福臨親政時,才十四歲,當年就結了婚,娶一個蒙古女子,不大滿意,過三年就廢了。順治十三年,他十九歲,熱戀他的弟媳婦—襄親王妃,他弟弟羞憤而死,他把弟婦納進宮來,封為賢妃,這就是有名的董鄂妃。建州董鄂部人,內大臣鄂碩女,時年十八歲,入宮一月,就晉為皇貴妃。次年生一子,封崇親王,順治帝許立為太子,未幾殤。又過了三年(十七年八月),董妃也死了。順治帝經此打擊,頗欲自殺,又把頭髮削去,要出家當和尚,經太后阻止,不久,他也就死了(順治出家之說,本一疑案,孟森謂順治確死於痘。陳垣據《湯若望回憶錄》、木陳忞《北遊集》等撰〈湯若望與木陳忞〉及〈語錄與順治宮庭〉兩文,證明確有出家之事,惟未遂耳)。在位十八年—其實只有十七年,多爾袞攝政八年,戀愛生活過了五年,中間五年也還是小孩子,有什麼政治可說?況且那時還有明桂王偏安西南,鄭成功規復沿海,天天用兵,還不是全靠宗室宿將來維持嗎?但他那火烈急爆的性情,聰穎恬退的天資,是值得一提的。《北遊集》載:「上龍性難攖,不時鞭扑左右」。但和一些和尚往來以後,卻好學佛法,頗悟禪機,遂有效釋迦、達摩之意。惟以青年斲喪太甚,身體羸弱,枯瘦如柴,所以不能永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