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蕩寇志一名結水滸傳,七十回,結子一回,清俞萬春撰。屬近代俠義小說流派,是水滸傳續書的一種。它篡改了水滸傳後五十回的內容和結局,重新敷演了七十回,讓梁山好漢一個一個悲慘死去,成為水滸傳續書中的別類作品。
蕩寇志是中國近代時期產生的一部長篇章回小說,然而它並無近代轉變期小說的新時代特點,仍屬於傳統意義上的俠義小說流派。它以立意和命題,對經典小說水滸傳的拮抗與對立,被視為傳統小說中的另類,並以它的認識價值和欣賞價值,確定了它在中國小說史中的地位。
蕩寇志究竟是一部什麼樣的小說?不少人視其為「反動文學的代表作之一」,斥之為「反動小說」,評價頗為偏頗,不夠實事求是;而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則認為,「在糾纏舊作(按指水滸傳)之同類小說中,蓋差為佼佼者矣」,並說「他的文章是漂亮的,描寫也不壞,但思想未免煞風景」。可見蕩寇志應屬上乘之作,而其立意和思想,魯迅謂「然此尚為僚佐之見」,也就是說,這是當時部分官僚士大夫階級對現實政治的態度,或開出的救世良方。作為小說作家,也反映了作者的創作心態和心路歷程。
作者俞萬春,字仲華,號忽來道人,浙江山陰(今紹興)人。他生於乾隆五十九年(西元一七九四年),死於道光二十九年(西元一八四九年),享年七十五歲。他出生在一個封建官吏家庭,卻也生活在一個清嘉慶、道光間的衰世。他自少「於古今治亂之本,與夫歷代興廢之由,罔不窮其源委。下至稗官小說,風俗所繫,人心攸關,尤致意焉」(俞灥蕩寇志續序),可見他對政治敏感,有較高的藝術修養,和對生活的洞察力。其子俞龍光敘其父經歷時說:「道光辛卯、壬辰間,粵東猺民之變,先君隨先大父任,負羽從戎。緣先君子素嫻弓馬,有命中技,遂以功獲議敘。」(識語)作者在青壯年時期,曾隨父鎮壓廣東猺民起義,受過官府嘉獎,但卻未功成名就,最終也不過是個秀才。他的家庭、經歷以及社會環境對他的思想形成和小說創作無疑產生了重大影響,這是不言而喻的。
「不懂得嘉慶、道光間的遍地匪亂,便不懂得俞仲華的蕩寇志」(胡適中國章回小說考證),我們應該用歷史的眼光去剖析俞萬春和蕩寇志。亂世使他思定,理想就是「天下太平,朝野無事」(第一百四十回),而安定之法就是平定、鎮壓作亂者,這是他從生活經歷中得來的士大夫階級的體驗。他認為「邪說」盛行,特別是水滸傳中梁山造反者的行為,影響了現實中的叛亂者,其實那不過是他文人的一孔之見,社會矛盾才是基因和根本。他解決不了社會的根本矛盾,於是企圖用寫作蕩寇志來製造影響,以實現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負。
關於時代影響了他的創作這一點,同治辛未(西元一八七一年)俞灥序說得很明白:「海內升平日久,人心思亂,患氣方深,仲華獨隱然憂之,杜邪說于既作,挽狂瀾于已倒,其憂世之心,可謂深也已矣;其立說之旨,可謂正也已矣。然而附仙女之真靈,托長安之一夢,抑又何其誕也!」序中指出作者所謂仙女託夢而著書之說是荒誕無稽的,為何不公開直接宣示自己是為憂世而著書,是為杜絕造反邪說的影響,為挽救世道人心開出的一個救世良方呢?實質上他不過是要將自己的理想,塗抹上天命的色彩而已。
嘉慶、道光以來,清王朝的統治由盛轉衰,各地民眾的反抗此起彼伏。影響較大的就有天地會、哥老會、白蓮教等,而規模最大的太平軍,也正在孕育之中。對嘉、道以來的衰微國勢,對腐敗昏憒的朝廷,有識之士主張變革。如與作者同時代的詩人龔自珍,就提倡「更法」、「改圖」,以拯救時弊。他「往往引公羊譏切時政,詆排專制」(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二十二)。他在己亥雜詩中說:「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表達了他對清王朝腐朽統治的不滿和批評,要求擺脫專制淫威,改革政治的理想。然而俞萬春卻不是這樣。對沒落的清王朝,作者仍然情有獨鍾,充滿希望。他主張安定和諧,反對造反起事。末回張叔夜剿滅了梁山後歌頌說:「不數月,內外頒詔,聲震海隅,共見聖君、賢相郅治無為,從此百姓安居,萬民樂業,恭承天命,永享太平。」表達了作者的心聲,也反映了特定歷史時期部分士大夫文人的心態。然而,這不過是他的一廂情願的幻想而已。末回評語指出:「安邦一段,按切時勢立言,不同浮響。」一針見血指出了蕩寇志的主旨是針對現實而發的。聯想他在第九十八回借筍冠仙之口訓斥宋江道:「貪官污吏干你甚事?刑賞黜陟,天子之職也;彈劾奏聞,臺臣之職也;廉訪糾察,司道之職也。義士現居何職,乃思越俎而謀?」就體現出作者的政治觀點和創作思想,那就是安於職守,做個良民,維持朝廷的穩定。作者煞費苦心地拖出一個水滸傳中最早受迫害的王進,讓他現身說法,指責林沖說:「高俅要生事害你,高俅何嘗不生事害我?我不過見識比你高些。不解你好好一個男子,見識些許毫無,踏著了機關,不會閃避;……難道你捨了這路,竟沒有別條路好尋麼?」(第一百三十三回)公然反對林沖反抗官府的行為。作者承認社會有太多的不公平,但為維護、創造太平、安定的局面,面對官府的橫行,你或逃避現實,歸隱山野;或只能俯首貼耳,聽任宰割,當好奴才。這就是俞萬春對時局的態度,對受迫害、被剝削者開出的一劑藥方,也是小說所表達的理念。
於是,他的同道者,就由衷地讚揚此書的出版和產生的影響。半月老人在同治十年(西元一八七一年)重刻本續序中說:「近世以來,盜賊蜂起,朝廷征討不息,草野奔走流離,其由來已非一日。非由於拜盟結黨之徒,托諸水滸一百八人,以釀成之耶?……仲華先生之蕩寇志,救害匪淺,俱已見之於實事矣。」這是從一個後來者的眼光,看出此書的創作目的和效果。然而蕩寇志挽救不了清朝,反抗者的血也不會白流。他站在時代潮流的對立面,妄圖阻止歷史前進的步伐,這無疑是作者的悲劇。作者去世之次年,即爆發了太平軍起事;咸豐三年(西元一八五三年)三月,太平軍攻占南京,並定為太平天國國都,與清王朝對峙十一年,用實際行動表達了反抗者對蕩寇志的批判。
據其子俞龍光所稱,蕩寇志草創於道光六年(西元一八二六年),寫成於道光二十七年(西元一八四七年),歷時近二十二年,經俞龍光修飾後,咸豐三年刻印於南京,並以咸豐元年(西元一八五一年)古月老人之序,題曰結水滸傳。
小說故事承接金聖歎偽作水滸傳第七十回梁山泊英雄驚惡夢續起,並有結子一回。小說以陳希真父女為中心,寫了陳希真、雲天彪及張叔夜征討梁山,擒殺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的故事。作者認為一百二十回本水滸傳中,七十回以後的內容,包括梁山受招安、征方臘事,係羅貫中偽造。他在第七十一回卷頭語中明白地說:「乃有羅貫中者,忽撰出一部後水滸(案:指水滸後五十回)來,竟說得宋江是真忠真義,從此天下後世做強盜的,無不看了宋江的樣,心裏強盜,口裏忠義,殺人放火也叫忠義,打家劫舍也叫忠義,戕官拒捕、攻城陷邑也叫忠義。看官你想,這喚做什麼說話?真是邪說淫辭,壞人心術,貽害無窮。……因想當年宋江並沒有受招安、平方臘的話,只有被張叔夜擒拿正法一句話。如今他既妄造偽言,抹煞真事,我亦何妨提明真事,破他偽言,使天下後世深明盜賊、忠義之辨,絲毫不容假借。」他指責羅貫中所作的七十回以後的水滸傳,完全是「邪說淫辭,壞人心術」,於是做起了翻案文章。他把水滸傳中忠義的代表宋江,變成了強盜的代表,又另外塑造了一個他理想中的「草野忠臣」陳希真,一個不與朝廷對抗、一心只為朝廷平叛的真忠義、假強盜。於是俞萬春就編造出了這樣一部真正偽言的結水滸傳,即蕩寇志來。其友徐佩珂吹捧說:「余友仲華俞君,深嫉邪說之足以惑人,忠義、盜賊之不容不辨,故繼耐庵之傳,結成七十卷光明正大之書,名之曰蕩寇志。蓋以尊王滅寇為主,而使天下後世曉然於盜賊之終無不敗,忠義之不容假借混朦,庶幾尊君親上之心,油然而生矣。」(咸豐二年序)其實,水滸傳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在「忠君」這一點上,與俞萬春並無不同。明代李贄忠義水滸傳序中說:「宋江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專圖報國;卒至於犯大難,成大功,服毒自縊,同死而不辭,則忠義之烈也。」李贄的話是符合書中實際的。然而在俞萬春生活的時代裏,這部分文人士大夫的心態,是需要陳希真這樣的假強盜、真忠義,不與朝廷對抗,不與官軍對敵的「草野忠臣」,而把宋江等梁山好漢,寫成水滸傳中類同方臘那樣真造反的「強盜」,讓他們非死即誅,徹底覆滅。很明白,作者創造此書的主題思想就是「尊王滅寇」,在動蕩的年代裏,反對起事,也反對招安,必滅之而後快。這反映了反對變革,維持現存秩序的「僚佐」們,與統治者一樣,害怕群眾的恐懼心理,同時以「尊王」為號召,維護搖搖欲墮的封建王朝,美化行將滅亡的封建統治。總之,作為續書,他以正統的保守者思想作支撐,重新改寫了水滸後五十回的內容,杜撰了梁山被剿滅的情節,歪曲了梁山好漢的性格,增加了三十餘位反梁山的主將,用這樣的創作思想和藝術構思,以完結水滸傳。於是就產生了這部蕩寇志。
蕩寇志一反水滸的寫法,將魯達「聽潮而圓,見信而寂」的心已成灰的死法,處理為發狂而死。魯達對梁山感情最深,作戰最勇。而對梁山即將被張叔夜大軍摧毀的危難關頭,魯達更是奮勇殺敵,不肯收兵。宋江詫異道:「魯兄弟住居山寨有年,頗知紀律,今日為何幾番鳴金收他不回?」對梁山命運的深切關注,加上力疲神亂,使魯達著了瘋魔。他對宋江道:「兄長要殺上東京,灑家明日先殺張家兩個娃子,後殺張家老兒,一路打進東京,拆毀了金鑾殿,回來同你吃酒。」(第一百三十五回)他狂奔酣呼,大罵高俅,道:「今日灑家打殺了你,為民除害。你們這班狗才,教你們死個爽快!」又誤將忠義堂當作金鑾殿打得粉碎,大叫「灑家今番大事了也」而死。魯達的瘋狂,是他至死不改對奸臣昏君的痛恨、堅決造反到底的美好心靈的反映。
人間只要有不平,群眾的反抗就不會停止。梁山好漢爭取自由和做人權利的鬥爭精神,永遠值得歌頌,也是任何力量所鎮壓不了的。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曾評論蕩寇志說:「書中造事行文,有時幾欲摩前傳之壘,采錄景象,亦頗有施、羅所未試者。」事實確實如此。第八十四回評語中也說:「仲華深得耐庵之法矣。」並在評點中屢屢與水滸相比較。小說在人物塑造、情節描寫、結構安排等方面,明顯受到水滸的深刻影響,並刻意加以模仿,有的還是成功的。如第一百十五回唐猛擒豹,竟是武松打虎場景的再現,特別生動驚險,動人心魄;又第一百十回寫陳希真三打?州城,用真大義詐降,魏輔樑作內應,就學自「三打祝家莊」。某些情節描寫精細,獨俱匠心,頗有欣賞價值。如第九十六回鶯歌巷孫婆誘姦、第九十七回陰秀蘭偷情釀禍,情節寫得委婉曲折,人物形象鮮明。如陰婆子的刁鑽奸詐,孫婆子的貪財好利,紀二的陰險狡猾,戴春的好色愚蠢,姚蓮峰的品行不端,都刻畫得生動逼真,躍然紙上。其中的人情世態,風俗習慣,描寫得別出心裁,自然有致,不落俗套,可謂發之於「情」,宣之於「筆」,說明作者對市井生活的稔熟和觀察。又如小說開始寫陳希真父女出逃經過,從準備的路線、包袱、武器、馬匹、雇工等,描寫都很細膩,甚至可以說「巨細不遺」,但卻顯得異常真實。雇挑夫一段,先寫陳希真要挑夫簽個承攬合同,又叫鄰人作保,作法可謂「周密」;挑夫要調整包袱重量,兩頭均稱,以便省力,可謂「合理」;挑夫以為包袱過重,望多加些酒肉錢,亦屬「正常」等等,也反映了作者觀察生活的能力及筆力的成熟和老練。
語言上,蕩寇志突顯了文人創作的特點。作為文人作家的個人作品,結構精撰,描寫細膩;文字精煉,語言講究;多用典故,喜歡賣弄。他的文章是漂亮的。就文字和描寫而言,小說確實不乏精彩的對話和有個性的語言描寫,如陳希真與郭英娘子關於購馬的一段對話:
……希真又去看了看牙齒道:「你要賣多少銀子?」娘子道:「不瞞丈丈說,說價也由我討,只奴是本分人,老實說與你。先夫病重時,並不說落價錢,只對奴說:有識得的,便賤些也賣了;倘不遇?識貨的,情願沒艸料餓死了他,也不賣。前日有一個人勸我賣與湯鍋上,說倒有五七兩銀子,喫我發揮他一頓。今丈丈真個要買,隨你自說罷。」希真道:「我說不要怪。」娘子道:「何怪之有!」希真委實看得那馬合意得緊,便脫口說道:「與你一百兩足色紋銀,何如?」娘子暗驚道:「卻不道還值這許多,落得再要些。」便道:「一百兩少些,求加加。」希真道:「竟是一百二十兩。」娘子忖道:「再不賣時,恐決裂了。」……那娘子收了銀子,見牽了馬去,想起丈夫在日,止不住那腮邊的淚,雨點般的落下來。希真老大不過意。娘子道:「丈丈,還有副鞍韉,是這馬上的,你一發買了去罷,省得在奴的眼角頭。」希真去看了看,已是破的了。希真道:「鞍韉我便不要,你如果嫌馬價少,我再添你些罷。」說罷,去銀包裏又取出十兩來重的一錠銀與娘子。娘子那里肯收,說道:「奴自己?物傷心,並非嫌銀少。」(第七十三回)
這段對話,把一個想買馬,一個真賣馬,討價還價,雙方都關心馬的命運的那種心態、品格展露無遺。
就蕩寇志整體而言,它捨棄了水滸中那種詩詞相間的形式和通俗活潑的口語化、平民化語言,倒插入了大量公文書信,正發揮了作者的一技之長。但也使小說讀來沉悶。
小說有范辛來(金門)、邵祖恩(循伯)二人的大量夾批、夾注和回評。評點者應是作者的好友和知音,既熟悉作者的小說創作又是政治上的同路人,因此評點有的放矢,頗有見地。評語內容包括:說明作者的創作意圖,闡釋小說的內容和情節,剖析寫作手法、遣詞造句,評論人物得失等。回末評並對本回的章法結構、寫作技巧、人物關係等,做出了系統評論,並與水滸前傳比較,多所頌揚、阿諛之辭。評語與小說內容結合較緊密,特別是在評論中引用了大量歷史典故、古典詩詞,亦使評語內容較為充實。其中雖不少愚腐、平庸之筆,也不乏精彩見解,對讀者閱讀本書不無裨益。故我們保留了所有評語,未加任何刪節,以供讀者欣賞和研究。書中尚有作者自注五則(第七十六回、第一百二回、第一百二十回、第一百二十二回);其子龍光注九則(第八十二回、第一百十四回、第一百十八回、第一百二十二回、第一百二十五回、第一百二十七回),彌足珍貴。所有這些注解和評語,都為中國小說批評史提供了一份難得的資料。
本次整理此書,是以清咸豐三年(西元一八五三年)初刻本為底本,校以咸豐七年重刻本、光緒二十三年(西元一八九七年)煥文書局石印本,補齊了原刻本中的缺失和置誤文字。書中其他文字,一律未改,以存原貌。書中避諱之處多有,如康熙名玄燁,凡「玄武」、「玄黃」、「玄妙」,玄皆作「元」;道光名旻寧,「寧可」改成「凝可」,「徐寧」改成「徐凝」。又大刀關勝,因與關羽同姓,竟認為他是「強盜」,不配姓「關」,故改成「冠勝」等。我們一仍其舊,不加改動。
本書整理過程中的疏漏之處,祈請讀者批評指正。(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