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周禮》是一本很難讀的書。首先,這部《周禮》到底是何人何時所著?書中描述的是什麼年代什麼朝代的典章制度?至今仍是一筆糊塗帳。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孟子‧萬章》)既然孟老夫子要求的「知人論世」我們做不到,那麼,「讀其書」也就很難了。說其難讀,還難在語言文字的障礙。書中用了許多古字古語,例如㮚(栗)、囏(艱)、媺(美)、虣(暴)、(礦)、抭(舀)、䱷(漁)、邍(原)、匶(柩)等等,這些古字,在其他古籍中都很少見到,甚至有些字是唯一見於此書的。再如,〈冬官考工記‧弓人〉有「牛戴牛」一語,若不是鄭司農告訴我們「角直一牛」,還真得費心去思量一番,而當明白了其文意是指牛有好角,就相當於牛頭上又頂著一頭牛的雙倍價值時,又不禁為古人妙語妙喻而啞然失笑。當然,最難的還是書中所敘的名物制度,由於時代變遷,又經「禮崩樂壞」,有些禮制就連漢儒禮學宗師鄭玄也都說不清楚了,例如〈夏官‧司弓矢〉「其矢箙皆從其弓」,鄭注:「從弓數也。每弓者一箙百矢。」賈疏:「按《詩‧頌》云『束矢其搜』,毛注云『五十矢為束』,鄭從之。至此為百矢者,無正文,鄭兩從不定也。」有些禮制在社會生活中早已廢置,就更無從考究了,例如〈天官‧女祝〉「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鄭注:「四禮唯禳其遺象今存。」再如,所謂畿服之制,於古代社會從未實行過,只是儒家理想化的產物,所以在《尚書》、《逸周書》、《國語》等古籍中所述服數、里數、名稱等亦多駮文。《周禮》謂王畿千里,畿外九服,共五千里。那麼,王城有多大?〈春官‧典命〉鄭注意謂方十二里,〈冬官考工記‧匠人〉「匠人營國,方九里」鄭注又依王城解之,為方九里。賈疏:「鄭《異義駁》『或云周亦九里城』,則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不取〈典命〉等注。由鄭兩解,故義有異也。」王城九里也罷,十二里也罷,千里王畿,或畿服五千里之說,王城的里數為何皆未計入?老實講,筆者至今未能明白。諸如此類的疑問之處尚多,注譯不清乃至謬誤之處定然不少,惟待通人達者有以教之!
正因《周禮》難讀,故此《新譯周禮讀本》註定不會是大眾讀物。儘管近三十年來,中華大地顯現傳統文化、國學、儒家等種種熱,然而《周禮》一書仍是冷門。有些高等院校設立了國學院,私人書院也多借國學熱而興起讀經之風,但教學《周禮》者似乎沒有,各種機構、國學專家們提倡的經典書目,也不見《周禮》的身影。可以預見,這本《新譯周禮讀本》難以成為暢銷書,如能長銷就謝天謝地了。
承蒙三民書局不棄,約稿《新譯周禮讀本》。筆者學殖荒落,誠惶誠恐,勉力為之,孜孜三載,書稿終於殺青。撰寫不易,賣出也難。我猜想,出版社和作者這對歡喜冤家,可能都會於心中暗笑對方之癡吧!
最後,關於本書有幾點說明:
一、本書以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雕本《十三經注疏‧重刊宋本周禮注疏附校勘記》為工作底本。校勘主要參考阮元《校勘記》、孫詒讓《周禮正義》、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之趙伯雄整理的《周禮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二○○○年十二月第一版),誤字徑改,不出校記。
二、古人注釋,除《周禮注疏》的鄭玄注、賈公彥疏之外,主要參考清孫詒讓《周禮正義》。今人注述主要參考林尹先生《周禮今註今譯》(臺灣商務印書館,二○○五年八月初版八刷)。〈冬官考工記〉主要參考聞人軍《國學經典導讀‧考工記》(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二○一一年一月北京第一版)。
三、正文不分卷。前五官以〈序官〉為一段落單元,其屬官每官之職各為一段落單元。「注釋」與「語譯」附於每一段落單元之後。較長段落單元(〈序官〉及正、貳、考之職)則適當劃分小段,「注釋」和「語譯」即附於每小段之後,以求層次清晰,便於讀者參照。〈冬官考工記〉以〈總敘〉為一段落單元,三十工每工為一段落單元。「注釋」與「語譯」附於每一段落單元之後。篇幅長者(〈總敘〉、〈輪人〉、〈輈人〉、〈梓人〉、〈匠人〉、〈車人〉)根據所製器物不同劃分小段。「注釋」和「語譯」仍附於段落單元之後。惟〈攻金之工〉一節,為築、冶、鳧、㮚、段、桃六工之序,單立一節。當下屬〈築氏〉,但與〈築氏〉分別附「注釋」和「語譯」。
四、注釋力求簡明,古今解說有歧義者,注釋、譯文擇善而從,不做繁瑣考證。失考者存疑。
五、前文有注,後文一般不再出注。但有些冷僻字詞而又切關文意者,為方便讀者,適當重出注,以免讀者前後翻檢之勞。
六、注釋中通假字、假借字、古代通用字,以「某通某」表示;古今字、異體字,以及因古文、籀文或隸變產生形體差異的字,以「某同某」表示。
七、注釋引用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清孫詒讓正義,第一次出現用全稱,其後則略稱為鄭注、賈疏、《釋文》、孫正義。
八、語譯採用通俗白話,儘量用直譯法,以便讀者與原文對照。由於古今詞彙用法變化、語法句式不同,個別處酌情意譯。有些專用名詞,不便譯出,或避免譯文過於累贅,則於注中加以解釋,譯文則沿用原詞。
九、根據叢書統一體例要求,《周禮》六官,每官前冠以「題解」,說明題意及全篇大旨。每官之後附「研析」一篇,因篇幅限制,且有些屬官的六官歸屬尚存疑問,故僅就六官主要職責略加說明分析,旨在幫助讀者閱讀理解。
十、全書採用新式標點。
是為序。
賀友齡
丁酉年冬月於北京
導讀(節錄)
二、《周禮》的面世
關於此書的面世,主要有三種說法:
其一,河間獻王得自民間,獻給朝廷。首見於《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後《隋書》、《經典釋文》等亦為此說。《隋書‧經籍志‧經部》:「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景帝時,河間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或曰,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
其二,出於山巖屋壁。此說出於馬融,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云:「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7,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
其三,出於孔壁,由孔安國獻給朝廷。《經典釋文‧序錄》引鄭玄《六藝論》云:「後得孔子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凡五十六篇,記百二十一篇,《周禮》六篇。」孔穎達〈禮記正義序〉引《六藝論》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儒林傳‧衛宏傳》:「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
第三種說法最不可信。最早記載孔壁藏書的是《漢書‧楚元王傳》附〈劉歆傳〉所載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又見《漢書‧藝文志》:「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安國獻之。」許慎〈說文解字敘〉亦云:「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諸書所言孔壁書,皆未有《周禮》,則孔安國所獻孔子壁中藏書,應無《周禮》。說孔安國獻《周禮》,蓋源於誤會馬融《傳》所謂「屋壁」,以為是指孔壁藏書。鄭玄為馬融弟子,據《隋書‧經籍志‧經部》載:「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則鄭玄承師說而誤解其意。其後,范曄、孔穎達等皆沿襲鄭說而已。
至於前二說,論者或以為有所不同,認為其一為獻王於景帝時所獻;其二為武帝時出自民間,入於祕府。以時代論,《漢書》在前,馬融作《周禮傳》在後,自當以《漢書》更為可靠。尤可注意的是,筆者認為其實二者並無明顯矛盾。獻王所得之《周官》,《隋志》、《釋文》所云「李氏」為何人,已不可考證,但得自民間獻書則無異義。馬融所謂「山巖屋壁」,不過是泛指民間而已。而將此書上獻朝廷的時間,二說也不矛盾。《漢書》未言何時所獻,《經典釋文‧序錄》云:「景帝時,河間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未必說景帝時獻《周禮》,故下又云「或曰」云云。〈河間獻王傳〉云:「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此書則很可能就是武帝時獻王來朝所獻,〈獻王傳〉未言獻書事,蓋其缺載。如此,則與馬融所說武帝得獻書時間一致,而與《史記》言武帝封禪採《周官》文的時間也相合。故孫詒讓認為,馬融所謂「入於祕府」之本,就是獻王所獻之本,與孔壁無關8。
綜上,《周官》一書的面世,應為河間獻王得自民間,武帝時獻上朝廷。書獻上後,即被收藏祕府,諸儒不得見,直至成帝、哀帝時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祕書,得以著錄於《別錄》、《七略》。王莽攝政時,劉歆將之改名為《周禮》,奏以為禮經,立博士,此書才大行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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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惠帝四年除挾書律,此說孝武時,蓋誤。
8 孫詒讓《周禮正義》「周禮」大題疏:「祕府之本,即獻王所奏。……至馬〈序〉云『出山巖屋壁』,只謂埋藏荒僻,與淹中孔壁,絕無關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