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正詁(三版)

 

　　拙撰《詩經正詁》再版了，這使得我非常高興。

 

　　民國六十六年，我在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開《詩經》課，深以找不到適當教材為苦。因為自民國以來，《詩經》的注本不少，卻沒有一本標示出注釋的出處。這些注本，以之瞭解詩義猶可，以之作研究工作就嫌不足了。最後採用了屈萬里先生的《詩經釋義》（後改名為《詩經詮釋》），因為先生的書中重要的注釋大多注明出處，但也不過全部注釋的十分之一二而已。

 

　　七、八年後，我終於決定自己編寫一本《詩經》教材，不僅要求注釋明確，更要求每一個注釋都有出處，以使研讀者能明其本源。經過十年的窮搜博覽，書終於編成，遂請三民書局幫忙出版，董事長劉振強先生一口答應，但要求我加上語譯，以方便初學者閱讀。我以語譯文字不宜作為大學教材，而冒昧的拒絕了。弔詭的是，書既問世之後，我卻沒有一天用來作為教材。此無他，愛惜羽毛而已。既不便於初學者，自己又不用來作為教材，這本書的滯銷是可想而知的。為此，我一直感到歉疚不安；現在竟然要再版了，我重負稍釋，如何能不高興呢？

 

　　既然再版，就藉機修訂。修訂的原因有二：一是新資料出現，二是初版謬誤頗多。

 

　　民國八十三年，香港古玩市場出現了一批竹簡，經過上海博物館整理、研究，於八十九年出版，名為《戰國楚竹簡》。其中有一篇〈孔子詩論〉，雖然只有二十九支殘簡，不足千字，但卻非常重要。如其中分《詩》為〈邦風〉、〈小雅〉、〈大雅〉、〈頌〉四類，這足以使南宋以來《詩》分〈南〉、〈豳〉、〈雅〉、〈頌〉之說不能成立。又如其全文中只有一個「刺」字，這也使得〈詩序〉美、刺之說，值得重新檢視。凡此，都應該予以重視、採納。

 

　　至於謬誤的造成，半由我努力不足，半由我疏懶怠惰，既未細審成稿，也未參與校對工作，以至於連詩文都有缺誤，更遑論注文了。如今有機會彌補缺漏，糾正謬誤，我又如何能不高興呢？

 

　　然而書如煙海，學無止境，縱使我如何努力修訂，謬誤恐仍難免，尚望博雅君子，不吝賜正。

 

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余培林於新竹玄奘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