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序沈剛伯
糜文開先生在印度時,曾對印度文學下過一番工夫。他翻譯的泰戈爾《漂鳥集》被人們認為比以前的幾種譯本都好,因而頗為暢銷。現在糜先生已經由一隻漂泊的鳥,變成巢居的鳥,其新夫人裴普賢女士在臺大研究並講授國文多年,對英、日文的文藝作品閱讀亦多。她和糜先生既由文字之交,結為連理,更因琴瑟之樂,而益勤寫作;竟於蜜月中,共將泰戈爾的《園丁集》譯出,作為他們同心合作的象徵,並藉示他們願在繆斯領域中,長做園丁的志趣。這比呂東萊之獨成博議,更為雋雅,真算得為今日的藝林添了一段佳話。
目前自由中國的文人都很忙,大半是公事不知從何忙起,家事不知如何忙完—男的忙於生火、掃地,女的忙於洗衣裳、帶孩子—三餐粗飯剛上口,便又要為明天的柴、米、油、鹽打算,忙著寫點東西去換稿費。在這樣心境中寫出來的作品,怕免不了要多少帶些酸氣、辣味;若果硬把溫柔敦厚的傳統尺度拿去衡量它,總會覺得有點不大合式,儘管酸刻而不溫柔,辛辣而欠敦厚的詩文並不見得就不好。今日臺灣的文藝可說是大體正在這種「窮而後工」的病態中發展。
然而糜、裴兩位作家確是例外。他們得天獨厚,竟能相互地浸淫於愛和美之中,而摒除一切人世間的煩惱。惟其如此,纔能體驗出泰戈爾所說萬有的愛和美的真諦,因進而翻譯他對於萬有的愛和美的那些讚頌—經過很親切的揣摩,他們的譯筆自然是信而且達了。我不能作詩,更不會譯詩,實在說不出什麼內行話來譽揚兩位的作品。可是我記得泰戈爾曾說過他的詩在百年之後,仍當有人誦讀;我現在希望,並祝福,這譯本的流傳也會如此。
四十六年七月
譯者弁言
這本詩集是泰戈爾躍登世界文壇的成名作。原係孟加拉文,由他自己譯成英文,於一九一二年攜帶出國,遊歷歐美各邦,大受西方人士的歡迎,因而一舉成名。翌年,他更以《頌歌集》榮獲諾貝爾文學獎金,震驚世界。沉悶的歐美文藝界,吸進了這口新鮮的空氣,頓時頭腦清新,激盪出一股新的潮流來。這兩書影響之大,可想而知。因此,這兩本集子,也最值得我們諷誦研究,細加玩味。據泰戈爾自述,《頌歌集》是純粹的宗教詩,而這本《園丁集》是愛和生的抒情詩。
《頌歌集》的迻譯,很費時費力。現在《園丁集》的翻譯工作,得內子普賢的合作,卻很快就完成了。工作開始時,我們隨意挑一篇各據一原本閉門試譯,再一起拿來仔細比較兩人譯筆的得失,擷取兩方的優點,合鑄成一篇較佳的譯作。後來各選自己喜歡的譯,譯成後互相校訂潤飾。而最後剩下難譯的幾篇,則兩人一同來揣摩研究,解決困難,逐一譯出。這樣興趣很好,不到兩個月,八十五篇全部都譯完。
普賢和我原是臺大文學院的同事,但是我們的認識,卻在沈剛伯先生的家裡,我們的結合,沈夫人是介紹人。《園丁集》的翻譯,是我們婚後第一次的合作,我們恭請沈先生賜撰序文,以留紀念。沈先生在序文中祝福這譯本百年流傳,這是似易而實萬難實現的事,這過高的期望,使我們十分惶恐,不得不把全部譯文再重新推敲一遍,盡其在我,以冀萬一,並誌數語,以表對沈先生闔府的謝忱。
民國四十六年八月文開記於臺北中和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