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於民國十三年到中國來講學時,梁啟超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作公開的學術演講來歡迎他,題目為「印度與中國文化之親屬的關係」,內容講述我國自印度佛教傳入後,文化上所受到的影響。他說:「印度給我們那份貴重的禮物,真叫我們永世不能忘記。他給我們什麼呢?一、教給我們知道有絕對的自由,二、教給我們知道有絕對的愛。」梁先生解釋絕對的自由是脫離一切束縛的根本心靈自由,不為物質生活奴隸的精神自由。總括一句,乃是自己解放自己「得大解脫」、「得大自在」、「得大無畏」的絕對自由。解釋絕對的愛是對於一切眾生的純愛,對於愚人或惡人悲憫同情的摯愛。體認出眾生和我不可分離「冤親平等」、「物我一如」的絕對愛。
又說:「這份大禮的結晶體,就是一部《大藏經》。《大藏經》七千卷,一言以蔽之,曰『悲智雙修』。教我們從智慧上求得絕對的自由,教我們從悲憫上求得絕對的愛。」;「我們以為凡成就一位大詩人,不但在乎有優美的技術,而尤在乎有崇高的理想。泰戈爾這個人和泰戈爾的詩,都是『絕對自由』與『絕對愛』的權化。」
我們知道,泰戈爾不是佛教徒,而是印度教徒。但印度教和佛教的主張絕對的愛,追求絕對的自由,初無二致。泰戈爾和甘地並且還承襲了佛教的四民平等主張,提倡破除階級觀念的解放賤民運動。讓印度文化中「自由」、「平等」、「博愛」三要素,和今日世界的新潮流融合起來。
泰戈爾在華講學期間,適逢他六十四歲的生辰,梁先生答應泰戈爾的請求,給他起了一個中國名字「竺震旦」送給他。同時寫了一篇〈泰戈爾的中國名—竺震旦〉給他祝壽。這「竺震旦」三字,以竺字為姓,震旦為名。古代印度來華高僧,如竺法蘭、竺法護、竺念佛,均以天竺的竺字為姓。泰戈爾的原名Rabindra是Rab(太陽)和Indra(雷雨)兩者的聯合,正與印度人從前稱我國為「震旦」的漢譯意義相符。因而梁先生給他起名為「竺震旦」,恰為中印兩國國名的聯合。梁先生說:「從陰曀雰雺的狀態中砉然一震,萬象昭蘇,剛在扶桑浴過的麗日,從地平線上湧現出來(旦字末筆地平),這是何等境界!……今日我們所敬愛的天竺詩聖在他所愛的震旦地方過他六十四歲的生日,我用極誠摯極喜悅的情緒將兩個國名聯合起來贈給他一個新名曰竺震旦。……我希望印度人和中國的舊愛,借竺震旦這個人復活轉來。」
中國,是印度人的舊愛,而泰戈爾自訪華以後,三十餘年始終為中國人所熱愛,他用美麗的方式—他的詩歌—再灌輸給我們心靈以自由和仁愛。《愛貽集》(Lover''s Gift)—愛人的禮物,是他給我們的寶貴禮物之一,卻迄未譯成中文。今夏得內子普賢、長女榴麗的協助,總算把它全部譯完。因摭拾泰戈爾訪華期間的舊事,並摘錄梁啟超先生的文章,藉以再來一談泰戈爾詩的內容,置諸卷首,以奉獻於我國熱愛泰戈爾的讀者作為參考。
民國四十七年九月文開於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