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戰爭與和平的邊緣――戰地記者的中東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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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潑 媒體工作者

無法行走的哈勒宰

「那是我永遠都忘不了的一天，二〇一五年二月五日。那天一早，哈宰勒說她害怕附近的炮彈聲，不想去學校，我怕她在路上不安全，就沒讓她去。現在想起來，特別後悔，要是那天她去學校了，也許就不會出事了。」阿米拉拼命地眨眼，我知道她是努力想把眼淚壓下去。她嚥了一下口水，繼續說：「我丈夫那天去上班了，我中午吃完飯，就去學校接兒子。接上兒子，快走到家門口的時候，接到了鄰居塔里克的電話，說正載著我兩個女兒去醫院。我十分擔心，帶著兒子飛奔去了醫院。到了醫院之後，醫生告訴我，哈宰勒脊柱第九和第十椎骨骨折，我一開始不懂這些醫學名詞到底是什麼意思，醫生就解釋說，基本相當於癱瘓了，重新恢復行走的可能性不大。我一聽這話，感覺天都要塌下來了。」

一直在案板上畫畫的哈宰勒抬頭看了看她媽媽，又看看我，抬起一隻手，指了指肚子說：「他們在我肚子上做手術，醫生在我這裡取出兩顆彈片。當時流了很多血，醫生給我治好了。」說了這幾句，她就又低下頭在紙上畫了起來。

阿米拉接著說：「哈宰勒出院後，每天需要進行一小時康復訓練，這種康復訓練動作難度很大，孩子做起來很費勁，起初我自己都害怕，怕她不斷抬腰會傷到自己，又怕她艱難站起來腰部會疼。阿拉知道我們都經歷了什麼。」說到這裡，阿米拉的淚水已經在眼眶裡打轉了：「在孩子面前，我總是鼓勵她要充滿信心，作為母親，我必須堅強，要給孩子樹立信心。但無人的時候，一想到將來女兒有可能不會走路，我就非常害怕。」說到這裡，阿米拉的淚水奪眶而出，五官似乎都扭曲到一起，她語速不斷加快，不停地搖頭：「如果我往那方面想，就會受不了，對我來說這真是太難了。如果那天我不讓她待在家裡，她就不會有事。我現在每天睡覺的時候都做夢，夢見她第二天就會走，一想到她將來可能不能行走，我真是連死的心都有。」阿米拉捂著臉，背過身去，不斷啜泣，身體一抽一抽地抖動。

……

我看她恢復了鎮定，趕緊轉移話題：「現在哈宰勒怎麼上學？」阿米拉說：「現在每天早上她爸把她背到樓下，開車送她學校，下午放學再接回家。她在學校走動不方便，我們也不想給人添麻煩，就給她穿著尿布。老師和同學也會幫忙，課間推著輪椅讓她到操場上轉轉。」阿米拉拿出手機，給我看一段影片，那是哈宰勒老師拍的。影片有兩段，第一段是哈宰勒坐在一個鞦韆上，同學在後面推著，哈宰勒緊緊抓住兩邊的繩子，愉快地在鞦韆上盪來盪去，背景傳來孩子們嬉笑打鬧的聲音。另一段影片是在一個小院子裡，哈宰勒站在一個助行架後，兩腿上還綁著支具，一隻手拿著一個小籃球，另一隻手支撐在助行架最上部的橫梁上。她抬起手臂，使勁把小球向前拋去，那一半藍一半紅的籃球不偏不倚，在空中劃了一條不完美的弧線後，掉入前方院牆上架起的一個籃筐中。旁邊牆根下站著的一排小女孩都給她鼓掌，畫面中傳來一個大人的聲音，大喊：Bravo，一句英語的喝彩，她歪著頭，害羞地吐了吐舌頭。

……

我們準備離開了，哈宰勒放下菜葉，拿起身前木板上的紙，看著我說：「這幅畫要送給你。」我接過來一看，畫上畫的是一隻粉色的小熊，頭上戴著蝴蝶結，睜著兩隻大眼睛，它張開雙臂，彷彿是要送出一個大大擁抱。小熊的右上方畫著一顆黑色的心，上面還插著丘比特的箭，下方用英語寫著I Love You，下方還有一顆心，是藍色的，同樣插著丘比特之箭。小熊左下方則畫有五道彩虹，塗著黑、紫、粉、天藍和深藍色。「你畫得真好，非常感謝，回家我一定好好保存。」我拿過這幅畫，小心翼翼地把它放進背包裡。走到門口的時候，希克馬特拿了一個黃色的布老虎，說：「妹妹說這個布老虎也送給你。」我不好推辭，也捧在手裡。我從口袋裡掏出一百美元，塞給了阿米拉，說：「給孩子買點東西吃吧，這是我的一點心意，請一定收下。」她推辭了一番，最後收下了錢。從她家出來已是下午，街上有兩三個小孩在踢球，他們歡快地追逐著那滾動的皮球，一個穿著藍白球衣，後面寫著阿根廷著名球員梅西名字的小男孩，一腳射門，打到了旁邊賣雞店鋪前面的一張塑膠椅子上，碰一聲，椅子倒在了地上，旁邊鐵籠子裡的公雞受到驚嚇，揮動著翅膀，喔喔直叫，之前一直站在櫃檯外的女人衝出來，伸出一隻胳膊，手在空中揮舞，瞪大了眼睛，大聲朝那幾個踢球的小男孩喊。「梅西」做了個鬼臉，過來把球撿起來，跑開了。阿米拉站在樓下的門洞前，向我們揮手作別。

二〇一九年卸任回國的時候，行李超重，我把很多東西扔在了杜拜，但哈宰勒送我的畫和布老虎我一直帶在身邊。女兒出生後，我把那個布老虎送給了她。等她將來長大後，我還要向她講講這個布老虎的主人敘利亞小女生哈宰勒的故事。

無法行走的哈勒宰

「那是我永遠都忘不了的一天，二〇一五年二月五日。那天一早，哈宰勒說她害怕附近的炮彈聲，不想去學校，我怕她在路上不安全，就沒讓她去。現在想起來，特別後悔，要是那天她去學校了，也許就不會出事了。」阿米拉拼命地眨眼，我知道她是努力想把眼淚壓下去。她嚥了一下口水，繼續說：「我丈夫那天去上班了，我中午吃完飯，就去學校接兒子。接上兒子，快走到家門口的時候，接到了鄰居塔里克的電話，說正載著我兩個女兒去醫院。我十分擔心，帶著兒子飛奔去了醫院。到了醫院之後，醫生告訴我，哈宰勒脊柱第九和第十椎骨骨...

從中餐館出來的時候，已是華燈初上。走在回賓館的路上，安曼(Amman)的路燈忽明忽暗，閃爍不定，遠處的山丘籠罩在夜色之中，若隱若現。空中飄起細小的雪花，這對於離地中海不算太遠的約旦(Jordan)來說，絕非尋常。我停下腳步，抬起頭，任雪花簌簌地落在臉上，在車水馬龍的路邊，想聽聽雪落下的聲音，卻只聽見一輛輛汽車碾過雪片呼嘯而過的嘶鳴。那一天，是二○一五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
那一晚，這四百萬人口的大城市，所有人都急匆匆地回家，準備迎接新年的到來，天地間彷彿只剩下我一個人。昏黃的路燈下，雪花漫無邊際地飄落，我一個人漫無邊際地行走。
這一走，就是好幾年。
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有一天會來到中東，也沒想過自己會成為戰地記者。我出生在遼東半島一個群山環抱的小村莊中，從群山的褶皺中流淌下數條小溪，村民們沿著溪邊河谷居住。這茫茫群山和清澈的小溪，帶給了我無比快樂、終生難忘的童年。春天，我們在河邊水窪裡撈青蛙卵，那蛋清樣的卵抓到手裡特別爽滑。我們到山間地頭掐蕨菜，在河邊尋找清香的水芹菜。我們從山上折回大把大把的杜鵑花，拿回家插在瓶裡，那是度過整個色彩單調的冬天後第一抹鮮亮的顏色；夏天，我們成天泡在河裡洗澡，洗完就到旁邊的大石頭上去曬，曬乾了再跑回河裡抓魚、摸泥鰍。下過一場大雨後，我們又跑到山上採集五顏六色的野蘑菇，村裡的孩子似乎有種天然的直覺，能分辨出哪些蘑菇有毒，哪些可吃；秋天，我們進到山裡採榛子、打野核桃，到蘋果園幫著大人收蘋果；冬天，上山折乾枯的柞樹枝，綁成一大捆後，坐著樹枝捆成的「爬犁」沿著山間小溪結冰的冰坡一路滑到底。一年四季，故鄉的山水間，全是我的歡聲笑語。
那時候，我總是望著窗外的山在想，翻過前面的山，後面是什麼？是另一座山？還是一條大河？一片大海？如果是一座山、一條大河、一片大海，那它們的後面又是什麼呢？因此，走出大山，走向遠方，就成了我兒時的夢想。
為此，我走過了很長的路。騎著自行車翻山越嶺到十公里外的小鎮讀初中，坐著長途客車到四十公里外的市裡讀高中，到客車換兩趟火車到一千八百公里外的西安上大學，乘飛機到八千八百公里外的衣索比亞(Ethiopia)工作。再後來，就開啟了中東常駐的日子。只是這一次，時間更長，世界更大。
我見到了阿拉伯沙漠中的滿天繁星、廣闊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高大的椰棗樹、蔚藍色波斯灣裡如織的油輪、厄爾布魯士山(Mount Elbrus)山頂皚皚的白雪。我聽到了喀布爾(Kabul)街區巨大的爆炸聲和密集的槍聲，德黑蘭(Tehran)街頭民眾抗議美國將駐以色列大使館遷至耶路撒冷(Jerusalem)的怒吼，帕邁拉(Palmyra)古城內敘利亞(Syria)軍隊引爆地雷時的巨大聲響。
我認識了很多人，聽到了很多故事。伊拉克(Iraq)亞茲迪(Yazidis)小姑娘賈奈爾，在「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IS)對辛賈爾山(Sinjar Mountains)的圍攻中被抓走，歷經磨難逃出生天；敘利亞小女孩哈宰勒，原本擁有幸福的童年，卻因戰爭中的一枚炮彈損傷了脊椎，坐上了輪椅，從此再也不能練習她喜歡的藝術體操；逃離敘利亞的馬赫穆德．查米塔，為了替母親找一塊墳地，跑遍了整個黎巴嫩(Lebanon)貝卡谷地(Beqaa Valley)裡大大小小的村鎮，終於為逝去的母親尋得一處安葬之地；黎巴嫩老人伊萬‧克塔伊夫年輕時經歷黎巴嫩內戰（Lebanese Civil War，一九七五〜一九九○年），無處可去，至今依然住在布滿彈孔、隨時都會坍塌的危樓之中。在戰亂中的人們，故事大多和生死有關。
生死之外，我遇到了很多不一樣的人，見到了人生的無數種可能。
穆爾塔達是我在去伊拉克巴格達(Baghdad)前在網上找到的一個英語翻譯。我們約在我住的酒店大廳會面。一見面，我就發現他和其他中東男人不同，穆爾塔達頭髮很長，頭頂束了一個髮髻，看上去像個道士。手臂上戴著一串皮製手鏈，露出一副漫不經心的表情。穆爾塔達說自己剛從印度(India)回來，在那邊旅行了兩個多月，這讓我頗為意外。在此之前我不曾想到戰亂中的伊拉克人居然還有心思和財力出國旅行。他掏出一根煙，服務生過來說酒店大廳不能抽煙，我們就走出去，站到門口繼續聊。
「你就叫我穆提吧，我朋友都這麼叫我。」他掏出打火機，點燃了那根不知道是什麼牌子的香煙，說道：「我實在是喜歡印度，和這裡（伊拉克）非常不一樣。」
「印度歷史悠久，文化燦爛，肯定值得遊覽。不過你居然待了兩個多月，肯定有什麼東西吸引你吧？」
「是的，我喜歡印度和東方的宗教，很神奇。我特別像印度人那樣在瓦拉納希(Varanasi)河畔做冥想。」
「你覺得印度的宗教和伊斯蘭教有什麼不同？」聽到他說自己喜歡冥想，我忍不住問。
「我覺得東方的宗教更加平和。」他頓了頓：「我已經不信伊斯蘭教了。」他猛吸了一口煙，煙頭一閃一閃的發亮。
我一時不知道該如何接話。因為按照伊斯蘭教法，叛教是極其嚴重的罪行，最高是可以被處死的。一些人即使不信，也會終生保守秘密，絕不會輕易向外人透露。沒想到他第一次見到我這個外國人，就直接表明了這一點。
「你父母知道此事嗎？他們沒有反對？」我問。
「他們知道，一開始也有點接受不了，但慢慢也就習慣了。這就跟同性戀出櫃一樣，父母總有一天會想明白的。」煙抽完了，他把煙蒂扔在地上，用腳捻滅了煙頭，又彎腰將煙頭撿起，扔進了一旁的垃圾桶。
「好吧，但我覺得你還是不要到處說為好，這很危險。」我在心裡替他擔心，瞅了瞅周圍，唯恐我們的對話被別人聽到，惹上麻煩。
「沒事，我身邊好幾個哥兒們都這樣。」他看著我，像是安慰我似的，說道：「別緊張，沒關係的。每個人都有權利決定自己信什麼，不信什麼。」
我沒有去過印度，但我去過南亞的另一個國家巴基斯坦(Pakistan)。在那裡，見到了一位海吉拉(Hijra)，聽到了另一種人生故事。
「你看，你就坐在我旁邊，我卻絲毫沒有和你做愛的興趣。」拉瓦爾品第(Rawalpindi)一棟舊樓頂樓狹小出租屋內，燈光昏暗，沙齊亞‧喬杜里坐在她的床上，輕輕地對我說。我看著她說話時上下移動的喉結和微微隆起的胸部，不免為自己竟如此缺乏魅力而感到一絲沮喪。
沙齊亞是一名「海吉拉」，如今人們逐漸開始用「卡瓦賈•希拉」(Khawaja Sira)來取代這個略帶貶義的旁遮普(Punjab)語詞彙。不論名稱如何變化，在巴基斯坦，它指的都是男人和女人之外的第三性雙性人、無性器官者、跨性別者和變性人等，其中又以跨性別者最為常見，她們擁有男人的身體，女人的靈魂。
「一個真正的海吉拉，對性是沒有興趣的，她既不會去愛男人、更不會愛女人。」沙齊亞說話的時候，既沒有如文藝青年想像的那樣抽著煙，茫然地看著吐出的煙圈逐漸擴散、消失；也沒有露出飽經滄桑後的頹廢或悲傷，她就坐在那裡，輕輕地述說，臉上幾乎沒有任何表情。
然而，「性」終究是海吉拉面臨的身分考驗與外界認知這一群體最主要的關注點，事實並不像沙齊亞說的那樣非黑即白，海吉拉中相當一部分人會為男性主顧提供性服務。在熙來攘往的拉合爾(Lahore)、喀拉蚩(Karachi)或者拉瓦爾品第等大城市街頭，日落時分，她們穿上鮮豔的長袍，穿梭在滾滾車流之中，開始乞討，又或者等待被尋歡的男子獵取。車裡的人搖下車窗，可能遞過來幾張一百盧比的鈔票，也可能是詢問交易的價格，談攏後，海吉拉迅速跳上車，在車裡或者某個隱秘的地方完成一樁交易。
沙齊亞曾有過男朋友，那個身材魁梧，留著性感鬍子的拉合爾男人和她同居過很長一段時間，直到他的家人發現此事，將他綁回了東部的家鄉。
在巴基斯坦，人們對於跨性別者的態度和認同，正如同一些海吉拉對自己身分的認同一樣錯亂。毫無疑問，作為非主流的人群，他們受到各種各樣的歧視和侮辱，在巴基斯坦這樣的伊斯蘭社會，銀行、學校、理髮店等等都是男女兩性分開，這樣一來，作為第三性的海吉拉就顯得十分尷尬，比如在銀行排隊，排到男隊中很可能被肆意騷擾、排到女隊則會受到冷眼排斥。然而她們又是很多巴基斯坦家庭婚禮現場必不可少的舞蹈表演者，沙齊亞本人就是非常有名的舞者，在臉書上一段二○一六年的影片中，她一襲白裙，一頭長髮，跳舞的時候身體不停旋轉、臀部像電動按摩椅般靈活自如地抖動，絲毫不亞於拉美電臀夏奇拉，留言區超過五百條讚美評論顯然足以說明這一點。婚禮現場新郎一方不停地朝舞者撒錢作為打賞，氣氛相當熱烈。但婚慶跳舞現場海吉拉遭槍擊身亡這樣的事也不是沒有發生。
沙齊亞的小屋布置得很簡單，牆壁被刷成橙色，裡面除了一張大床，沒什麼家具擺設，最顯眼的就是掛在牆上的一張她自己的藝術照。她坐在那裡，雖然在和我聊天，但我總感覺到她是那麼近，又那麼遠。海吉拉們都喜歡穿鮮豔的衣服，打扮得花枝招展，但她們在外面越是喧鬧放縱，在家裡卻越是顯得孤獨而寂寥。
在巴基斯坦，有的海吉拉因家庭不接受被掃地出門後，就會被「古魯」(guru)帶走收養。古魯是跨性別者組織的管理者，每幾個人上面有一個「古魯」，負責調解各種糾紛，提供安全保障等一切事務。小「古魯」上面還有中「古魯」，再上面還有大「古魯」，一級一級直到金字塔的頂端。
對於海吉拉而言，即使她被家庭認可，但長大後出來工作，單打獨鬥是絕無可能活下去的。城市裡每個區域、每條街道都被古魯們劃分切割，私自跑到別人的地盤就違反了行規，就可能會被封殺。在古魯組建的大家庭裡，有共同語言的人們似乎都有了依靠，彼此依偎著相互取暖。
「對未來有什麼打算？老了跳不動舞了怎麼辦？」我問。
「是啊，我已經在想著做點別的了，但沒學歷、沒知識，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
採訪後的第三天，沙齊亞在她的臉書上發了一張自拍，照片中，她畫著濃重的眼影，穿著吊帶，露出豐滿白皙的胸部。照片上方寫著一行字：「看我多性感！」
如果不是擔任駐外記者，我可能一輩子都不會知道一個伊拉克年輕人會喜歡到印度的河邊冥想，也不會知道伊斯蘭教國家巴基斯坦會有一群海吉拉這樣的群體存在。

法國作家佛蘭西絲•莎岡（Franoise Sagan，一九三五〜二○○四年）曾說過：「所有漂泊的人生都夢想著平靜、童年、杜鵑花，正如所有平靜的人生都幻想伏特加、樂隊和醉生夢死。」在我看來真是至理名言，我嘗試著體味兩種人生，在漂泊的人生中尋找平靜，在平靜的人生中尋求刺激。成為戰地記者，深入戰爭前線與邊緣，去採訪記錄不同人的故事，無意中滿足了這有極強張力的對立，讓我深深入迷。
我終於走出家鄉的大山，見識了更大的世界，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越發回歸自己的內心。二○一五年春天，當我在阿富汗(Afghanistan)巴米揚河谷(Bamyan)中兀自矗立的沙赫伊•古爾古拉城(Shahre Gholghola)遺址上，看到這興都庫什山(Hindu Kush)腹地深處的縱橫阡陌，片片綠洲後，竟默默地留下了淚水，不是因為這座「哭泣之城」中的全體居民慘遭屠殺時哭聲震天的慘狀，也不是因為那兩尊舉世聞名，被塔利班(Taliban)炸毀的巨大佛像，而是因為巴米揚河谷彷彿我童年時的村子，周圍群山聳峙，淺淺的小河流淌在山腳下，一排排楊樹在道路兩旁迎風而立，樹葉在微風中翩翩翻飛，斑駁的陽光透過樹葉影影綽綽地灑在林下的小徑上。村民們在河谷中的農田裡辛勤勞作，他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時光在這一刻靜止，外界的動亂、喧囂似乎都與這裡毫無關係。這種寧靜讓我甘之如飴、內心安定、充盈，一如我的童年。
當我一個人行走在敘利亞中部小城蓋爾亞廷(Al-Qaryatayn)被「伊斯蘭國」燒毀的修道院中、幾經輾轉，在太陽落山之前深入伊拉克庫德斯坦大山深處的難民營中、或是站在伊朗中部亞茲德(Yazd)傳統波斯庭院屋頂上看周圍荒蕪的遠山時，總是在某個瞬間不知自己身在何處，漂泊與孤獨之感如影隨形。所以，在戰爭的間隙與邊緣尋找自己童年的影子，成了我屢次深入戰地報導最重要的動力之一。喀布爾在沒有爆炸發生的時候，夏日午後的陽光像水一般柔和，我在院子裡侍弄花草，切幾片西瓜，便覺日子輕鬆自在；伊拉克艾比爾(Erbil)秋日裡掛滿枝頭的柑橘和街頭賣野果的少年，總讓我想起小時候去山裡採榛子和野核桃的情景；黎巴嫩貝卡谷地裡人們在摘桃子、採蠶豆，讓我想到兒時在果園裡幫大人採收蘋果的場景。在戰爭的邊緣，我靜下來，努力地觀察這陌生天地間的山與水，人世間的喜與憂，總是發現童年的影子。
與之對應的，穿梭於戰爭、爆炸之中，是我對抗平凡人生的一種嘗試。上小學、上中學、上大學，找工作、還房貸、養孩子，我的人生和絕大部分人的軌跡一樣，循規蹈矩、墨守成規。在內心深處，始終希望有一種方式，擺脫這種平凡，做戰地記者無疑是最佳的選擇之一。當你面對帕邁拉呼嘯而來的子彈、喀布爾隨處可能發生的恐怖襲擊和尖利刺耳的襲擊預警時，那一刻你已無暇顧及一切日常之瑣碎，房貸還有多少、汽貸是否還完、孩子上什麼學校等，統統讓位於如何確保自己的安全、迅速完成採訪報導、成功脫離險境。在生與死來臨之際，只能考慮如何活下去。最危險的時刻，就像一種致命的毒藥，讓你腎上腺素飆升，短暫地抽離現實，到另一個世界去自由翱翔，在那個世界，你只需要專注於一件事，那就是活下去，其他都不用管。
我想要漂泊的人生，去看看遠方的世界；也想要平靜的人生，去滋養躁動的靈魂。在中東做一名戰地記者，恰好同時滿足了這兩種需求，不得不說，這是我的榮幸。現在我將自己的經歷寫下來，與讀者朋友們一起分享，希望我們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生活，以自己想要的方式度過一生。
楊明交
二○二三年九月，於北京

從中餐館出來的時候，已是華燈初上。走在回賓館的路上，安曼(Amman)的路燈忽明忽暗，閃爍不定，遠處的山丘籠罩在夜色之中，若隱若現。空中飄起細小的雪花，這對於離地中海不算太遠的約旦(Jordan)來說，絕非尋常。我停下腳步，抬起頭，任雪花簌簌地落在臉上，在車水馬龍的路邊，想聽聽雪落下的聲音，卻只聽見一輛輛汽車碾過雪片呼嘯而過的嘶鳴。那一天，是二○一五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
那一晚，這四百萬人口的大城市，所有人都急匆匆地回家，準備迎接新年的到來，天地間彷彿只剩下我一個人。昏黃的路燈下，雪花漫無邊際地飄落，我一個人漫...

前言

Chapter 1 伊拉克
艾比爾：戰爭背後的小城
尋找亞茲迪人
Chapter 2 黎巴嫩
戰爭之後，危機之間
回不去的家
Chapter 3 敘利亞
戰爭與和平之間
沒有童年的孩子
Chapter 4 伊朗
兩條大街上的德黑蘭
與美國的愛恨情仇

後記

前言

Chapter 1 伊拉克
艾比爾：戰爭背後的小城
尋找亞茲迪人
Chapter 2 黎巴嫩
戰爭之後，危機之間
回不去的家
Chapter 3 敘利亞
戰爭與和平之間
沒有童年的孩子
Chapter 4 伊朗
兩條大街上的德黑蘭
與美國的愛恨情仇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