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節錄)
清 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在上海書市出現了一部新刻的小說—野叟曝言。全書一百五十餘回,以「奮武揆文天下無雙正士,鎔經鑄史人間第一奇書」編次,分二十卷,以見作者意匠經營、全書大旨所在。此書作於乾隆年間,其時小說雖然為人樂道,畢竟難登大雅之堂,作者竟誇如此海口,不說譫語,也是狂言。時隔百年,方見知音,有知不足齋主人者,對此書極為傾倒,不僅熱心搜輯付刻,甚至無視紅樓、水滸的存在,附和傳聲,譽為空前之作:「其議論之精闢,敘事之奇詭,足以跨躒古今,傾倒一世,洵天下第一奇書也。」(毗陵彙珍樓本序)此書問世後,遠未達到家傳戶誦、街談巷議的地步,而且還招來相當激烈的指責:「夫小說雖無所不包,然亦須天然湊合,方有情趣。若此書之忽而講學,忽而說經,忽而談兵論文,忽而誨淫語怪。語錄不成語錄,史論不成史論,經解不成經解,詩話不成詩話,小說不成小說。雜事秘辛與昌黎原道同編,香奩妝品與廟堂禮器並設,陽阿、激楚與雲門、咸池並奏,豈不可厭!」(黃人小說小話)但有批評,那怕是攻擊,總比沒人理會要好得多,何況此書確實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其中有足使作者開顏的讚美之辭:「夏君湛深理學,而又長于兵、醫、詩、算,乃以素臣自居,而以理學歸之母氏,以兵、醫、詩、算分之四妾。舉其心得,宣洩無遺。書凡一百五十四回,其中講道學,闢邪說,敘俠義,紀武力,描春態,縱諧謔,述神怪,無一不臻絕頂。昔人評高則誠之琵琶記,謂用力太猛,余謂此書亦然。」(錢靜方小說叢考)也有界乎其間,亦讚亦責者:「作野叟曝言者,頗有作小說之才,惜其胸中腐濁之氣,不可嚮邇。其自名為野叟曝言,確哉其為『野叟曝言』也。」(解弢小說話)在古典小說中,就評價分歧之大而言,此書即使不能獨占魁首,至少也長期穩居前列。
野叟曝言究竟是怎樣一部書?
無論作者還是附和者,都稱之為「天下第一奇書」。此書第一二一回借明孝宗之口,謂「造物之奇,何所不有;少見多怪,今古同情」。夾批稱這十六字「為一部書總論,以開聾聵」。申報館本序說由於作者遊歷廣泛,故文有奇氣,似乎已得太史公真髓。如果從表象看,此書確實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奇觀」。在說部中,此書與說唐、楊家將演義等書相仿,當屬「歷史小說」一類,其中不少人物,在正史中都實有其名。但書中卻又有不少荒誕不經的描寫,如老蚌獻珠,人熊報恩,香烈顯靈,飛龍送婿,清水成錢,死馬變人,野狐淫蕩,老猿神算,石女懷孕,閹人更生,異類交媾,無夫生子等。對此,某些人別有心得,嘖嘖稱奇,誇大其詞,說成是古今罕見之奇文。如果作者在編寫神話故事,那也無話可說,但摻入貌似歷史演述的作品中,與其說奇至極情盡致,毋寧說荒唐到無以復加。這類故事,或是理性尚不健全的原始神話時代的產物,或者為對情智和理性因厭倦而逆反而遺棄、從而故意標榜荒誕、以此自詡的「新人」所神往。但對常人來說,不管其思想或滯後,或超前,對以荒謬為奇特,一般都難以苟同。(蒲松齡作聊齋誌異,雖然也雅愛搜神,喜人談鬼,但託志高遠,感慨深沉,以幽明之錄,成孤憤之書,雖為地老天荒所無之事,卻是耳聞目見所有之象,與此書信口妄談,譁眾取寵,全然不同,不可心懷成見,妄加攀比。)此書某些描寫,某些形容和比喻,出人意外,頗有奇趣,如:「紅瑤的乳母恨不得一碗水把這玉人(赤瑛)吞下肚裡,比愛素臣的念頭,更勝幾分。」(第八十四回)不過這種遣詞造句的功夫,更多以纖巧見長,實難將一部奇書的骨架撐起。就篇幅之大、涉及面之廣而言,此書幾類百科全書,可謂空前之作,但絕不深刻。事實上,對此書來說,「奇」字只是一種門面語,如果說此書有什麼與眾不同之處,那麼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炫才逞學。書中主角文白,早已具備當代人十分提倡的自我宣傳意識,在初識璇姑之時,即自稱生平有四長:曆算、醫宗、詩學、兵法(第八回)。以後每遇機會,都要自我得意地炫耀一下,絕不肯錯過。書中聯語甚多,如洪長卿試探文真(古心)(第三十八回),文白連考四子(第一一八回)等,看似遊戲之筆,實乃才情所寄,筆癢心更癢。至於有關理學、經濟的話題,更是絮絮叨叨,誨人不倦。好掉書袋,本是文人學士的舊習,而此書作者可謂嗜之成癖。魯迅以為:「以小說為學問文章之具,與寓懲勸同意而異用者,在清蓋莫先於野叟曝言。」(中國小說史略)何止有清莫先,在一部小說中,如此引經據典,論史說理,誠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由於作者在科場屢戰屢敗,功名無望,故急欲在著書立說中,尋找、恢復已受傷害的自尊。於是張理學之大旗,示獺祭以驕人。公正些說,作者對經史確實嫻熟於胸,信手拈來,雖不成妙趣,終難掩其博聞;書中據經用典,也大抵貼切。至於所作詩歌,特別是七言歌行,如祝融怒逐共工逃詩(第十一回)、滕王閣辭(第十五回)等,即是置於清代詩人之林,亦無愧色。只是於行文之際,常常不看場合,不問對象,如在豐城受審之時,依然積習難改,對一個不讀詩書、惟錢眼開的太監,勸以「燭撤金蓮,犀分寶帶」(第五十六回)。好在這位太監要的只是銀子,根本不想附庸風雅,文白的話,如秋風之過牛耳,否則真會瞠目結舌,不知何以為對了。文白在山東萊陽白祥家觀劇論史的幾回文字,與其稱為小說,毋寧說是幾篇史論的彙編更為恰當(第七十四至七十八回)。作者自負史家三長俱備,盡作翻案文章,細細讀來,見解未必都高明,但文字摹擬策論,尚有生氣。尤其是「三國正統論」和「陳壽不能美諸葛辨」這兩段文字,結構嚴密,條理清晰,如斧劈薪,如犀分水。
二是對色情描寫空前的大膽和具體。書中通過各色人等所表現的性解放意識,足以使最前衛的開放者赧顏結舌,心跳不已。而當事者又總是那個文白。雖然作者可理直氣壯地聲稱,其意正在由此顯示文白坐懷不亂的本領,但旁人總覺得這種行為出現在一個滿口「子曰詩云」的道學家身上,實在不太協調,甚至有些滑稽。如果說作者為表璇姑,以張老實夫婦可笑的房事陪襯(第二十六回),尚不失為一種表現手法,那麼後來關於廣西孔雀峒石女(第九十六回)和大藤峽大狗二猴(第一○四回)的描寫,就純為庸俗的媚俗之筆;特別是在李又全家的那幾回,作者懷著濃厚的興趣,傾注罕見的熱情,連篇累牘,欲罷不能,蔚為寫淫文字之大觀,實在難以用「目中有妓,心中無妓」這八字輕飄飄地打發過去。從而使人不得不懷疑這理是否真直,這氣是否真壯,而認定這是作者道心不堅的體現。此書的崇拜者大概也覺得難為尊者諱:「書中間有穢褻,似非立言垂教之道。」但又不能不為尊者辯,於是提出透過現象看本質:「然統前後以觀,而穢褻中仍歸勸戒,故亦存而不論。」雖然用心良苦,恐怕還是難免前人「諷一勸百」的譏嘲。倒是首先將野叟曝言編刻成書的知不足齋主人爽快,對那些「以猥褻誇誕為此書病者」坦言:「正大者天理,猥褻者人情,天理即寓乎人情之中,非即人情而透闢之,即天理不能昌明至十二分也。」如果承認作為正人君子的文白,也有著人情中猥褻的一面,那麼對作者饒有興味的色情描寫,也就比較容易理解了。或許作者心中,在渴望功名的同時,也始終壓抑不住最原始的性慾衝動,而科場的失敗,家境的困窘,使他同時失去了在情場上大展身手的資格。表面的抑制,內心深處的衝動,其交戰的結果,便是在作者腦中積澱成一種潛意識,當其搦筆之時,便情不自禁地留下一段段想入非非的文字。如果說文白功成名就,是作者畫餅充饑,那麼其風月場上的得意,於作者可謂望梅止渴。
作者自負滿腹經綸,不能付之實踐,只得託之空言,因不得志而隨時言志。書名野叟曝言,決非「野老無事,曝日清談」,而是「野老獻曝」,其中有矜其才學之意,希望朝廷賞識之意,更有明知難以見用之意,這種矛盾的心情,交織在一起,借助憤怨而又無奈的「獻曝」,曲曲折折地表現出來。清初李漁云:「余生憂患之中,處落魄之境。自幼至長,自長至老,總無一刻舒眉。惟于製曲填詞之頃,非但鬱藉以舒,慍為之解,且嘗僭作兩間最樂之人,覺富貴榮華,其受用不過如此。未有真境之為所欲為能出幻境縱橫之上者:我欲做官,則頃刻之間便臻富貴;我欲致仕,則轉盼之際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間才子,即為李白、杜甫之後身;我欲娶絕代佳人,即作王嬙、西施之元配;……」(閒情偶記賓白)可見製造幸福的幻境,純粹是為了安撫痛苦的真境,由此架起心理的平衡,是一種精神的滿足、情感的補充。而且現實愈不得意,幻想也愈豐富。書中描寫了不少夢境,並以六世同夢作為全書的收束。於此,作者已不自覺地透露,作為理想化身的文白,其輝煌的一生,只是南柯一夢,雖然甜蜜,適足解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