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譯尚書讀本(二版)

刊印古籍今注新譯叢書緣起
導讀
虞夏書
堯典
臯陶謨
禹貢
甘誓
商書
湯誓
盤庚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周書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後記


 

導讀（節錄）

　　六、《尚書》的主要思想

　　《尚書》二十八篇，涉及到從我國原始社會末期到春秋時期的歷史，既記敘了其間發生的一些歷史事件，描述了當時的社會政治制度，甚至還有天文、地理的介紹，從中還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對自然和社會的認識，內容是非常豐富而廣泛的，在這裏不可能進行全面的論述。然而，《荀子‧勸學篇》曰：「《書》者，政事之紀也。」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也說：「《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毫無疑問，《尚書》與政治的關聯最為密切，它既是對古代帝王政治經驗的總結，同時也是為後來的統治者提供治國的借鑒和依據。因此我們不妨對《尚書》中的政治倫理思想，作一個簡要的歸納和分析。

　　《尚書》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以「天命」為核心的神權政治。〈湯誓〉中說：「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盤庚〉則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類似的說法，在《尚書》中經常可以看到。這裏的「天」和「上帝」，是宇宙的最高主宰，是不可違逆卻又無所不在的「神」；天子則是這個「天」、「上帝」之子，他代表「天」來統治人間的一切，自然也就具有了與「天」同樣的權威性。那麼夏、商之君同樣是「天之子」，為什麼會滅亡呢？《尚書》的解釋是，因為「天」遺棄了他們，所以將「天命」轉交給新的王朝、新的天子。

　　然而不管如何解釋，夏和商的滅亡，畢竟給「天命」神權的理論帶來了很大的衝擊。更為重要的是，關乎政權的大事迫使統治者去思考如何才能維護自己的天下。因而周王朝的統治者們，不得不對傳統的神權政治理論進行了修訂，其明顯的標誌就是提出了「德」的概念，作為對「天命」的補充。〈康誥〉中說：「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召誥〉則曰：「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在周人的觀念中，「德」與「天」是緊密相連的。「惟命不于常」（〈康誥〉），「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多士〉），天命無常，惟德是輔，故殷商以暴德失天命。有鑒於此，周王朝以周公為代表的統治者，提出「敬德」、「明德」的政治口號，希望通過德治，獲取民心，並進而獲得上天的眷顧，保住已有的大命。

　　周人的「德」不僅與「天」相關，更與「民」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周王朝的統治者認識到，殷商的滅亡，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罔顧于天顯民祗」（〈多士〉），失去民心而造成的，因而「民本」思想在《尚書》中是非常突出的。這主要表現在：一是在「天」和「民」的關係上有所變化，「民」不但是「天」考察統治者的重要依據，有時甚至比「天」還「宏大」；二是在「君」和「民」的關係上，由「民」絕對地為「君」服務，開始注重「民」對「君」的支撐作用，提出「王啟監，厥亂為民」（〈梓材〉）、「用康乂民」（〈康誥〉），要求在行政時充分考慮到民眾的利益和願望；三是將「敬德」與「保民」聯繫起來，其中包括不增加人民的負擔、正確對待民眾的過失、幫助民眾中的弱者、慎用刑罰等許多具體的措施。上述種種，為春秋戰國「民本」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敬德保民」的一個核心內容是「慎罰」，《尚書》對刑罰問題有比較全面的闡述，從中可以看出當時的法制思想和司法制度。在〈康誥〉中，統治者將敬德和刑罰作為治國的兩根支柱，並視刑罰為保證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手段；〈呂刑〉則進而提出了「荒度作刑，以詰四方」，明確表達了以法治國的思想。〈康誥〉還列舉了幾種必須懲罰的罪行：一是殺人越貨，破壞社會治安者；二是不守父慈子孝，迫害倫理關係者；三是違反君令，損害國君利益者；四是諸侯中背棄王令，實行暴虐者。在這些罪行中，似乎對倫理方面尤其關注。《尚書》還主張通過刑罰的手段，達成「德治」，因而要求以仁厚為治獄的目的、以「哀敬」的態度對待獄訟、以教育為刑罰之根本。《尚書》有關刑罰的思想還有所謂用「中刑」的原則，以及反對嚴刑峻法、也反對不要刑罰兩種極端的傾向。此外，《尚書》還強調賢人執法，強調對執法者腐敗的懲處等等。總之，《尚書》中的法制思想非常豐富，對儒家的法制思想、後世的司法制度和司法實踐，具有相當大的影響。

　　七、《尚書》在散文發展史上的價值

　　從文學的角度看，《尚書》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有其獨特的地位。《尚書》是散文，作為我國散文史上最早的文本之一，自有其文體方面的特徵。

　　首先，《尚書》主要分為典、謨、訓、誥、誓、命等六種體式。所謂典，用以記載聖明君王的言論和事蹟，如〈堯典〉等；所謂謨，用以記載君臣之間的談話和謀議，如〈臯陶謨〉等；所謂誥，主要用以記載君上對臣下的勸戒誥諭，如〈大誥〉、〈康誥〉等，此類在《尚書》中為最多；所謂訓，用以記載臣下對君上的勸教之辭，如〈高宗肜日〉等；所謂誓，主要用以記載君王或諸侯在戰爭前對軍民所作的動員令和誓師之辭，如〈牧誓〉、〈費誓〉等；所謂命，主要用以記載君上任命或賞賜諸侯、臣下的冊命之辭，如〈文侯之命〉等。除〈禹貢〉等極少數篇目外，《尚書》中的作品大多可以用這六種體式來涵蓋。這些體式的運用，與《尚書》以記言為主的內容特色是密切相連的。

　　唐代韓愈曾說「周誥殷〈盤〉，佶屈聱牙」，「佶屈聱牙」，古奧難懂，確實是《尚書》的語言特點。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三個原因：其一是《尚書》很少使用「也」、「乎」、「哉」一類的虛詞，而缺少了這些表示語法關係和一定語氣的虛詞，也就使語義的表達不那麼明確和流暢，顯得拗口和晦澀；其二是《尚書》所使用的詞彙比較古老，其中很多詞彙的詞義，即使在稍後於它的《國語》、《左傳》中也不再應用，從而也就使人們在解讀它時產生困難；其三是《尚書》在語法，尤其是詞序上，與後來的散文有很大不同，所以後人讀起來就必然覺得很彆扭。

　　顯然，作為我國早期的歷史散文，《尚書》遠不如《國語》、《左傳》、《戰國策》那麼成熟，但其中的有些記敘和描寫，也頗為生動，具有一定的文學價值，特別是從散文發展的角度來看，其價值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與甲骨文、銅器銘文、《周易》中的卦爻辭相比，《尚書》不再是詞句或語段的形式，而是成篇的文章，甚至有了完整的結構。例如〈盤庚〉就比較完整地記載了盤庚遷都的原因、經過、矛盾等；而〈顧命〉則開頭記成王遺囑，次記康王即位，再記諸侯朝覲，最後寫召公的希望和康王的答辭。全篇層次分明，結構也相當嚴謹。

　　其次，《尚書》可以說是我國政論文的濫觴。例如〈無逸〉，乃訓誥之文，文章開篇即說：「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提出全文的論點；接著是總結歷史教訓，論證「無逸」的重要性，在論證過程中，又從正反兩方面進行對照；最後是進行推理，對成王提出希望和要求，告誡成王說：「嗣王其監于茲！」與前文呼應，並收束全文。〈無逸〉的理論思維和論證方式，對我國政論文的影響很大，有的學者甚至將它看成是中國散文發展史上一個新階段的標誌。

　　再次，《尚書》的語言和表達有的也非常生動。例如〈盤庚〉記載盤庚對臣民說：「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連用三個比喻，說明遷都的正確性，告誡臣民必須統一行動，才會有好的效果。他還說：「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撲滅？」警告臣民不可用浮言惑眾，否則就會像大火燎原一樣，難以收拾。用這些來源於生活的比喻，說明某個道理，顯得生動貼切，富於形象性。《尚書》在記言敘事時，還能盡可能地表現人物的語態和情感。例如〈盤庚〉記載盤庚對大臣的語態，既有嚴厲的訓斥，也有勸說的口吻，而對下層的民眾，則完全是聲色俱厲，極為強硬，態度明顯不同。又如〈大誥〉中周公對反對者的講話，洋溢著果斷與自信，而在〈康誥〉中對康叔，則充滿長輩的期望與溫情。《尚書》中的少數篇目，也頗注意語言的形式美。例如〈洪範〉中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幾乎可以說是詩歌似的韻文。此外，為了克服書寫的艱難和便於記誦，《尚書》往往在詞語的選擇上注意錘鍊，盡量避免蕪雜，從而使我國古代散文形成了簡要洗鍊、便於記誦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