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譯韓非子(上/下)(三版)

 

　　歷來評論韓非思想的，很少給予正面的評價，因為傳統社會，大抵都服膺孔子仁義之說，對於韓非之鄙薄仁義，很難接受。近世各門科學獨立發展，儒學在中國不復定於一尊，學者始以較客觀之態度看待儒學以外的諸子學，於是韓非思想纔獲較多的肯定。不管如何，一家學說的產生，必定受到當時客觀條件的限制，譬如時代、社會、學風等。因此，評論一家學說的價值時，須要考慮到客觀條件所給予的限制。當然，如果慧眼獨具，高瞻遠矚，在回應時代問題的同時，又表現超越時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洞見，自然價值就更高了。一、韓非學說的優點從上述這個觀點出發來看韓非的學說，有一部分是具備這種洞見的。那就是尚法的精神和中人之治。韓非主張法要成文、要公布，即表示法具備客觀性、標準性。據此足以構成恆常穩定的政治體制，這一點，現代的法學理論也不能反對。其次，韓非述尚法的理論根據說：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顯學〉）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顯學〉）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顯學〉）從這幾段話，又可看出韓非的另一洞見，就是，他看出政治的本質是權力，而不是道德。所以內在於政治而談政治，則政治只講權力，不講道德。所謂「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就是政治之事，不靠人民之道德自覺以為善，而靠法律之強制力使人民不敢為非。因為靠道德，沒有保障；靠法律，始有保障。在法律的尊嚴之前，道德高尚的曾參和大哥級的盜跖沒有分別；只要不犯法，都是守法的良民。這一點，又是韓非學說極有價值的部分。再其次，韓非主張政府官員要「抱法處勢」，意即依法行使權力。根據這個觀念，建立「中人之治」。這是一種長治久安的設計。因為人類的資質，屬於中等的比較多，聖賢則極少，若期待聖賢纔能平治天下，那麼可能歷經千載纔有一次機會。若能設計一套制度，讓中等資質的人上臺，就能把天下治好，那麼政治修明的機會就多，太平的日子就長。這樣的政治理想，有賴於健全制度的建立；健全制度的建立，就建立在法上，法制健全了，中等人就可以依法運作，而達到治平的效果，所謂「抱法處勢」，就是這個意思。而韓非之尚法，主要著眼點也在這裡。這又是韓非學說極具前瞻性、極有價值的部分。二、韓非學說的缺點韓非學說的優點，在於尚法；而其缺點，也表現在尚法的周圍問題上。首先，是關於法源的問題，即法是由誰制定的？這一點，韓非沒有明言交代。法既如此重要，又是其學說的中心，卻未交代法源，不能不說是一大漏洞。更有甚者，若就韓非的著作來推論，他既明言「勢」屬於君主所獨擅，則「法」的制定權，自也屬於君主。衡以今日法學理論之法源在民說，則立顯其封閉性，這不能不說是囿限於時代環境而無可奈何的地方。其次，君主是否受法的約束的問題，韓非也言詞閃爍，他雖然也說君主要「抱法處勢」，要「守法責成」；但又說「法者，……此人臣之所師也」（〈定法〉）。意謂法只是臣下所當守，君主則不在此限。而且就《韓非子》全書來看，比較偏向於後者。再就韓非曾受道家影響的關係而言，道家的「道」是具超越性的，即超越於萬物之上，無物與之相對；君主法道，則君主也具超越性，而成為「絕對」。他的老師荀卿說：「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荀子‧君子》）意思就是天子至高無上，沒人與他匹敵相抗。韓非無論承道家之說或承其師說，君主都超然絕對，不在法的約束範圍之內。這與現代限制君權之說﹚ 即使最高統治者也須受法律約束，兩相比較，也顯出韓非在這方面的缺陷。再其次，韓非尚法最主要的理論根據乃在貪婪自私的人性論上。人性是善是惡，本是見仁見智的問題，原不足據以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但是韓非據其人性論以建立政治學說之後，卻泛政治化地以政治的手段來解決全面的人生問題，這就遺害無窮了。怎麼說呢？人性，是屬於生命的問題，生命的問題是整個人生的問題。人生有物質生活，有社會生活，有感情生活，有道德生活，每一方面都須得到適當的安頓。政治則是片面性的，它只能解決人生的物質生活和社會生活。至於感情生活和道德生活，需要文學的感發、藝術的陶冶、宗教的涵濡、哲學的指引等，政治是無能為力的。而韓非卻主張「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生之語，以吏為師」（〈五蠹〉），循此以往，頂多訓練出只知有法律，不知有道德的人民；只知有紀律，不知有文化的社會。這樣的人生，是個物化的人生；這樣的社會，是個冰冷的社會。請問，人生的意義究竟在哪裡？這豈不是他學說的重大缺陷！最後，還要一提的是，政治目的的問題。現代的民主法治，必以人民的個體生命為政治設計的目的，也就是政治的一切設計，都是為了保障個人的人權，提昇人民生活的品質，增進人民的幸福。但是韓非不是如此，誠如前文所說，韓非著書，原是本著韓國宗室的立場，希望挽救韓國的政權；他立說的角度，是訂在統治者這邊的。基本上他是意在維護政權，法律淪為專制獨裁的利器，而不是用以保障人民的權益。所以他所建立的「法治」學說，與現代的法治學說，有根本上的差異。這不能不說是他學說的又一大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