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譯增廣賢文‧千字文(三版)

 

　　重視教育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且視教育為神聖之業。《易‧蒙》謂：「蒙以養正，聖功也。」傳說中虞夏時已設「小學」。從文字記載看，至遲在西周，已經有了較為完整的包括學校和課程設置在內的貴族教育體系。春秋戰國後，私人講學興起，蔚然成風，當時的諸子幾乎都收學生，一些有影響的「顯學」，如儒學、墨學，皆有眾多的追隨者。如孔子，弟子三千，其中賢者七十。學生的身分也不再限於貴族，而是普及到平民，無論貴賤賢愚都可以接受教育，即孔子所說的「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在長期的教育實踐中逐步形成了完整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論。世界歷史上先後出現過許多古文明，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之所以能綿延數千年而不絕，是唯一傳承至今而沒有中斷者，教育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古人認為沒有受教育的人是蒙昧（愚昧）無知的，故稱兒童為「蒙童」、「童蒙」、「蒙幼」等，對兒童進行啟蒙教育的地方稱「蒙學」、「蒙館」；並很早就認識到早期教育的重要性，今日風行世界的「胎教」、「零歲教育」等，一千多年前就有所論述（參見本書《增廣賢文》篇中「訓子須從胎教始」、「子教嬰孩」等文句）。兒童達到一定年齡後，就應當「端蒙」，即以正道啟迪教導初學的兒童。宋代朱熹說：「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弟子，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大學章句序〉）對啟蒙教育的重視，導致了蒙學教材的繁榮，所以，古代中國又是兒童教科書最豐富多彩的國家。從唐代的《急就篇》、《勸學》、《啟蒙記》、《兔園冊》、《開蒙要訓》到宋元以降的《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童蒙訓》、《增廣賢文》、《幼學瓊林》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教材的編著者有宏儒巨匠，也有村野學究，儘管各具時代特色，各有側重點，但除了基本的認字和傳授文化知識外，注重倫理道德與行為規範的教導是其共同特徵，這正是中國古代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成熟的表現。本書收有《增廣賢文》和《千字文》兩種。在中國古代兒童教育（蒙學）書籍中，《增廣賢文》是影響較大的一本。《增廣賢文》是《增廣昔時賢文》的簡稱，顧名思義，這是對《昔時賢文》的增添擴展。而《昔時賢文》（或又名《古今賢文》），其名最早見於明代萬曆年間（西元十七世紀末）的戲曲《牡丹亭‧閨訓》一折戲中，推斷大約形成於明代中後期。作者已無從詳考，相傳為一儒生所撰，是當時的蒙學教材。因其在編排上還比較粗糙、散亂，明末及清代民間一些士子文人又陸續增補或仿作改編，力圖彌補《昔時賢文》中的缺陷，增補改編後稱《增廣昔時賢文》，通稱《增廣賢文》，亦簡化為《增廣》或《賢文》。明清時期廣泛流傳，家喻戶曉，婦孺皆知，歷來有「《賢文》一篇，古諺三千」、「讀了《增廣》會說話」等評價。清後期仍不斷有改編本出現，如碩果山人（生平姓名不詳）的《訓蒙增廣改本》，對原文作了較大幅度的增補、修訂和調整，分為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和雜言五類。清同治年間（西元十九世紀六○年代），一私塾教師周希陶認為前人編的《增廣》雖然「雅俗兼收，言淺意深」，但其中也有不少格調粗俗、低下的內容，不適合兒童教育，因而再次改編，刪除不妥的部分，增補通俗易懂的經傳格言，以「增其智慧，廣其見聞」，並按音韻平、上、去、入排列，定名為《重定增廣賢文》（省稱《重定增廣》），較早期的本子又有較大的改進。《重定增廣賢文》成書於清同治八年（西元一八六九年）。書成後，由同鄉何榮爵作序，釋子（和尚）雲峰捐資刊刻。本書即以此為底本點校、注釋，並譯成白話。在注釋中盡可能標明該書所選「賢文」的原始出處或相關的文獻，以方便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