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增輝：宋代文獻整理與數位化

善本書一向是藏書家和版本、校勘學者所珍視的資料。歷史學者重視文獻材料，強調第一手史料，當然也注意書籍的版本問題，重視善本。以往在經、史、子諸部典籍上，由於許多學者投入校勘、補遺的工作，成效卓越，史學研究者利用既有成果，就能順利進行研究，減少許多繆誤。近年來，研究領域擴大，取材超乎上述諸部，及於文集、方志等典籍，然而，這類史料為數雖多，卻鮮有精深的校勘。因此，在版本差異可能造成不同結論的情形下，忽視版本的重要性或慎選版本，勢必影響研究成果。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轉型時期。由於印刷術的發達及文化昌盛，留下許多當代知識分子的記錄，其中包括文集、地方志等，對宋史研究的重要性實等同於正史資料；因此，這類典籍逐漸受到學者的重視。但是，書籍經過多次傳抄或翻刻後，容易造成內容脫漏或改易的現象。此外，宋人強調尊王攘夷，重視夷夏之防，宋朝又常受強鄰遼、金、蒙古的侵凌，朝臣在討論時局，凡涉及與邊疆民族的關係時，常顯現強烈的民族意識。到滿清以異族入主中原後，基於政治考慮，在編纂或抄錄這一時期的文獻時，對涉及民族意識的文詞，乃擅加竄改、抽毀。不論是無意的改易、脫漏或有意的竊改、抽毀，對歷史研究都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比較不同版本對歷史研究極為重要。
版本、校勘是一門專精的學問，非受專業訓練及淵博的學識、深厚的功力，難以有成。筆者於這兩項專門學問俱屬外行，只是於探討宋代史事時，經常利用文集，稍留心版本問題；發現不同版本的文集，若干文字、語詞出入極大，若不加以甄別，會增加研究的困難。乃於研究之餘，從事補輯史料，兼比勘不同版本之典籍，加以整理，條舉若干實例，分類說明，以提醒歷史研究者於利用典籍時，留意版本問題，善用精校善本。
宋代傳世的典籍數量頗多，是研究宋代歷史的重要憑藉，學者為了減少因版本歧異影響成效，增加典籍的可用度，逐漸重視這種文獻甄別、校勘和補遺的工作。由中國大陸官方推動的古籍點校計畫，透過群體的合作或個人的努力，利用不同版本加以比勘、校對、標點，不僅達成文化普及的作用，同時便利學者的研究。由於長期的努力，獲致卓越的成效，除了正史和古代經典外，許多筆記小說以至文集，都經過點校者廣泛蒐集不同版本，細心校勘、標點後刊出。以上世紀80年代大陸出版的二種典籍為例，可以顯示出善本書籍對歷史研究的重要。一是《名公書判清明集》，這部書是研究宋代法制，特別是南宋後期社會、經濟和法制的重要史料，向為學界所重視，日本學者用力尤勤，但以往只有刊行日本靜嘉堂所藏的宋殘本。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王曾瑜、陳智超、吳泰三位先生，在北京圖書館發現了十卷的明刻本，後來又在上海圖書館找到足本十四卷的明刊本。十四卷本的內容約為宋殘本的四倍，經點校後於1987年1月正式出版。這部書的整理、出版，對南宋晚期的歷史研究有極大的貢獻。二是增訂本《陳亮集》，陳亮是南宋孝宗朝的著名學者，在他死後，其著作被編輯並刊刻成四十卷的《文集》和四卷的《外集》，不過到明中葉已不易覓得完本；成化間永康人朱潤、汪海以殘缺的《龍川文集》和《外集》合併改編成三十卷本，刊行於世。上世紀80年左右，北京大學鄧廣銘教授利用中央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所藏宋刊《圈點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的影本與成化本比對，乃以成化本為底本，增收《二先生文粹》中〈策問〉三卷、〈漢論〉五卷，〈任子宮觀牒試之弊〉、〈人法〉二文，《永樂大典》殘卷中〈代妻父祭弟茂恭〉、〈代妻祭弟何少嘉〉二文，而刪除元人所作〈後杜應氏家譜序〉一篇，並加以校訂、標點，於1987年8月出版增訂本的《陳亮集》，對研究陳亮思想的學者極有助益。
臺灣學術界雖然沒有進行較具規模的「點校」工作，但在學界出版合作下，影印出版了不少珍善典籍，以供學者比較研究。重視版本與校勘的專家更一再強調版本對研究的重要。昌彼得教授的〈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舊抄本攻媿先生文集〉（《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第16期）、〈跋宋乾道本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故宮季刊》，第10卷第1期）、〈宋槧南軒先生文集跋〉（《故宮季刊》，第16卷第2期），及李學智教授的〈臺大藏宋版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圖書館學刊》，第1期）等都是顯例。此外，鄭騫教授在〈朱熹八朝名臣言行錄的原本與刪節本〉（《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卷第2期）文中，以《四部叢刊》本所收朱熹《八朝名臣言行錄》與文海出版社影印李衡、李幼武刪節的《宋名臣言行錄》相對照，列舉若干實例，說明刪節本的缺失。王德毅教授於編輯《宋會要輯稿人名索引》時，以《長編》、《要錄》、《會編》等十餘種宋代文獻與《宋會要輯稿》比對，找出《宋會要輯稿》一千一百餘處錯誤，乃寫成〈宋會要輯稿校勘記〉（《史原》，第8期）。喬衍琯教授在〈崇文總目輯本勘異〉一文（《故宮學術季刊》，第4卷第4期），利用錢侗輯釋本與《四庫全書》本詳加校勘，發現《四庫》本優於流行的錢氏輯釋本。陳學霖教授在〈范成大攬轡錄傳本探索〉文中（《國史釋論》，下冊，1988年4月），更舉出《攬轡錄》若干不同節本並加以比較。而梁庚堯教授於〈劉爚雲莊集的版本及其真偽〉文中（《書目季刊》，第8卷第3期），則將《雲莊集》中所收劉爚文章與真德秀異同者，加以考訂，是辨別文獻真偽的一例。這些利用不同版本，所進行的比對、校勘、辨偽的工作，對宋史研究貢獻極大。
除上述版本校勘以外，輯佚的工作，對充實典籍內容、豐富研究資源更具意義。臺灣的學者重視專題研究，雖也有若干學者孜孜於輯佚工作，獲致一些成果，但就整體成績而言則遠遜於大陸學者。大陸學者經常在點校的典籍之後，以附錄的形式，呈現他們輯佚的成果。以宋代的文集而言，值得特別提出的有三種：一是孔凡禮先生在傅璇琮先生蒐集的基礎上，從《永樂大典》、《黃氏日抄》、《歷代名臣奏議》、《宋會要輯稿》等書中輯出范成大的文論凡一百三十五篇、詩九首、詞八十八首、殘篇若干，合成《范成大佚著輯存》一書(1983)，對研究范成大與南宋中期歷史，很有助益。二是孔凡禮先生自明抄本《詩淵》及《永樂大典》等書中，輯出宋末元初詩人汪元量的詩一百首、詞二十三首，刊行《增訂湖山類稿》(1984)，有助於研究汪元量的詩及晚宋的歷史。三是欒貴明先生從現存《永樂大典》中輯出數十種《四庫全書》本所失收的文章達一千八百六十四條，成為《四庫輯本別集拾遺》(1983)二冊，更是研究宋史的重要資料。其中吳泳的《鶴林集》一書，《四庫全書》本僅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六十四條，欒先生所輯達四百六十四條，比《四庫》本多出四百條，特別值得重視。

善本書一向是藏書家和版本、校勘學者所珍視的資料。歷史學者重視文獻材料，強調第一手史料，當然也注意書籍的版本問題，重視善本。以往在經、史、子諸部典籍上，由於許多學者投入校勘、補遺的工作，成效卓越，史學研究者利用既有成果，就能順利進行研究，減少許多繆誤。近年來，研究領域擴大，取材超乎上述諸部，及於文集、方志等典籍，然而，這類史料為數雖多，卻鮮有精深的校勘。因此，在版本差異可能造成不同結論的情形下，忽視版本的重要性或慎選版本，勢必影響研究成果。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轉型時期。由於印刷術的發達及文化昌盛...

自序
梳理典籍，堅實南宋研究
一、前言
透過解析版本源流，比較異同，尋求善本為基礎，來研讀、梳理典籍內容，以釐清史事尋找議題，是我近六十年來探索南宋歷史的主要途徑。反思來時路，雖然有獨行無友的孤寂，及議題支離發散，難以對南宋史有完整認識之憾，但偶爾在字裡行間發現新史料或議題的快慰，是激發我持續循著這一傳統路徑，鑽研南宋史而不輟的動力。然而，在史學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及資訊科技蓬勃發展，對歷史研究帶來挑戰的當下，對接受傳統技藝訓練的我輩從業者來說，這波浪潮的衝擊難以預測。身為第一線推動者面對此一巨變，感觸深刻，遂想藉此追憶這段史學經驗，作為研究者面對未來的參考。
二、研讀、比勘典籍；甄別版本優缺
開啟我從研讀文集、解析史事之路的是孫克寬(1905-1993)教授。1970年9月，我是中興大學三年級學生，選修東海大學中文系孫克寬教授開設的「宋遼金史」。孫教授是勤於著作、兼通文史的學者，在東海大學中文系講授「歷代詩選」等文學課程。在他出版的十六種專著中，分量最重的學術著作，是探討儒學與道教在宋金元發展的歷史議題，而且在1968年已出版了五種，對宋金元歷史有全面而深刻的見解，但從未在東海歷史系開課。由於他是兼任，又是第一次開課，選課的同學不多，但上課的同學都深刻感受到他在史識上的通達、精深，批改作業尤其認真。上課之外，我們也看他的著作，真正領略他學識的宏通。
我從孫教授的課受惠最多，除了學期報告蒙他推薦獲刊於《大陸雜誌》，增強研究的信心外，我的治學態度與取徑更深受他的啟發與影響。其中他所著《元代漢文化之活動》（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8年）影響我最深；這本書讓我對宋金元政權遞嬗之際的政局變動，及文臣與豪傑之士面對世局的處境與抉擇有深切的認識，既打開我對南宋晚期的思路與興趣，更從中學習到他透過研讀文集探索史事的治學方法。孫教授除了利用東海大學豐富的典籍圖書外，更透過藏書家的目錄，追索士人文集的版本源流，探討其優缺點，進而尋求善本為研究之資。這種透過掌握典籍以解讀史料的研究方式，我在其他學者的著作中並不常見，可能是他鑑於宋金元之際政局變動急驟、典籍版本多樣複雜，所做的選擇。
我到臺大後，以晚宋朝臣對重大國是的爭議為碩士論文，得到陶晉生和王德毅二位指導教授的支持。當時我上課的老師中，除王老師有二年在中央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整理宋金元典籍，對文集及版本問題經驗豐富外，方豪教授也重視史籍文獻的價值及版本、校勘。因此，我循孫教授的模式，在臺大研究圖書館及文學院聯合圖書室翻找、研讀宋元士人文集成為課餘的要務。既學習編撰年譜，連結個人與政局，也透過探討版本源流、差異，進行文集的校勘與補遺，且從中尋找與研究議題有關的史料。三年內既完成孟珙和程珌年譜，也透過程珌《洺水集》版本比勘，發現《四庫》本的遺漏，遂撰成〈《四庫全書》本《洺水集》補遺〉一文發表於《書目季刊》（第8卷第5期，1975年），並整合當時官員對端平元年(1234)宋軍入洛之敗的評論，寫成〈辨端平入洛敗盟〉一文發表於《史繹》（第10期，1973年）。透過梳理、閱讀士人文集，讓我得以逐步釐清晚宋內外糾結、朝野輿論，以及對政策反覆的爭議，具體認識晚宋政局變動的實況，完成碩士論文。此後則循此模式，閱讀南宋中前期士人文集，兼及明人楊士奇編的《歷代名臣奏議》等；查找典籍的範圍也及於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及國立中央圖書館，從中發現《洺水集》和《可齋雜稿》等《四庫全書》底本，引領我對《四庫全書》本的討論。1984年我以《洺水集》為例，檢討《四庫全書》本的得失，撰成論文發表於《漢學研究》第2卷第1期。後來又比對二種篇幅、內容差異甚大的胡銓《澹菴集》，並從《永樂大典》、《歷代名臣奏議》、《南宋名賢小集》及地方志等增補了八十七條二種《澹菴集》未收的內容，撰文發表於《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22卷第2期，1989年）。其後在傅斯年圖書館發現商務印書館未收的清朝淮商馬裕第四次呈送的書目，撰文介紹這批書目及其重要性（《大陸雜誌》，第85卷第5期，1991年）。我自知非典籍文獻學的專業研究者，這些典籍版本補遺的題目，都是我在蒐集研究議題時，整理發現的資料所撰寫的，歷史議題才是我關注的主軸，因此這類議題並未形成系統觀點，主要在提醒自己與學界同道，研究時宜多關注版本和文獻內容，以免貽誤而已。
三、整理典籍成果
從1990年起，我的研究聚焦於家族和地方武力的議題；閱讀的史籍也從博覽而集中於深讀與研究議題相關典籍，卻因特殊的機緣，有從容的時間具體探討中國古籍文獻學界整理典籍的二個重要成果。
一是1991年夏天，我擔任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訪問哈佛期間，聽課之餘，我常在哈燕圖書館查借圖書；意外在書架上看到一套中國古籍整理小組自1958年12月發行的《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簡報》自1950至1988年近四十年，每月彙整中國古籍整理出版情況，按年裝訂成冊。這份《簡報》是內部發行刊物，因在其他圖書館未曾見過，引發好奇，細看之後，發覺它是了解中國典籍整理重要資訊的期刊。其中宋代部分討論篇幅很多，尤多具體的整理內容，對宋史研究具參考價值，可惜未獲學界重視。於是，我定期去圖書館逐篇檢視、整理宋代有關的部分，後來撰成〈典籍增輝—中國大陸學界整理宋代典籍的回顧〉一文，發表於《漢學研究通訊》（第12卷第1期，1993年）。這是我比較有系統分析、整理中國學界對宋代典籍整理發展與變化的文章。從整理過程中，我注意到不少中國宋代珍善典籍被發掘，以及系統點校宋代詩、詞、文集及筆記小說等出版的發展脈絡，既可聯繫中國政經環境、古籍整理與學術發展的變化，也看到1980年代起珍善古籍及規劃點校古籍相繼出版。同時檢討點校成果與補遺的文章也大為增加，顯現文史學界對古籍文獻工作的重視，這對充實宋史內涵、提升研究品質貢獻很大。其中，我覺得新發現刊布的幾部典籍，特別有價值，如《詩淵》、《宋人佚簡》、《王文公文集》、《全芳備祖》、《名公書判清明集》、《記纂淵海》、《陳亮集》以及後來的《徐渭禮文書》等都是宋史研究重要典籍。
二是部分文津閣本《四庫全書》的出版，讓我對不同閣本內容差異有更具體的認識。1997年北京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副館長楊訥教授向我介紹該館出版，他和李曉明女士共同編輯的一套《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據文津閣四庫全書補》共十五巨冊，三百萬字，是他將館藏文津閣與文淵閣本集部進行比對錄異後所整理的集體成果。我購得一套並仔細比對宋代文集部分，發現文津閣本可增補文淵閣本宋人文集甚多內容，其中最特別的是文津閣本宋祁的《景文集》即較文淵閣本多四百八十一條，即使點校本《全宋文》宋祁的內容也少收三百九十四條，此僅為文津閣本價值之一例。經我仔細比對別集中宋代士人文集，撰寫了一篇完整版的論文發表於《故宮學術季刊》（第15卷第2期，1997年），另節錄版則發表於《文獻》（第77期，1998年）。在比對時也發現文淵閣本有錯簡、脫漏的案例，亦撰文發表於《古今論衡》（第1期，1998年）。
我未受版本學的專業訓練，對梳理宋代典籍的興趣純然受孫克寬、王德毅兩位教授的影響，將閱讀與梳理宋人文集視為研究南宋史的基本工夫。早期比勘內容、蒐集版本、探討源流，進而因發現《四庫全書》底本而進行補遺和考訂，並評價《四庫全書》的優劣。經過1990年代二次較有系統的整理，讓我對中國古籍整理、出版情況有全面且深入的把握，對典籍的類型與價值有較深的認識。這些經驗與認識，對我探討南宋史有極大的助益。
四、參與數位化計畫，省思典籍的利用
我鑽研宋代典籍文獻的版本性質和內容，原本是為了精確掌握研究議題，後來卻意外發現，這對我參加數位典藏的工作也有助益。
1987年我應史語所丁邦新所長之邀，擔任傅斯年圖書館主任。傅圖主任是事務性的職務，但由於傅圖蒐藏多樣珍貴圖書文獻，在學界享有盛名，因此我的典籍知識有利於與來訪的同道討論，而非進行單純的行政及服務工作。所方為兼顧傅圖館藏珍籍的維護與方便閱讀，每年均分配經費，為珍善古籍拍攝微縮膠卷。此時，中研院計算機中心主任、資訊專家謝清俊教授向我推薦以光碟取代微卷的新方案，他說除便利閱讀與資料傳輸，更能永久保存。我是資訊科技的門外漢，但相信專家，遂建議丁所長改採光碟攝製古籍。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保存古籍的新方法，感受到數位科技和人文資料的保存，及學術研究的關係將日益密切。
1995到2005年，我因職務之故，參與數位典藏的建置，與學界前輩及傑出的圖書資訊學者共同推動典藏文獻數位化，見證早期中央研究院乃至臺灣漢籍資料庫建置、推動的完整過程。
1995年，我自清華大學返回史語所，應老友杜正勝所長之邀，擔任副所長，襄助所務發展，兼推動史語所與計算機中心合作的「二十五史自動化計畫」。這時，典藏數位化的技術已臻成熟，院內各所希望進一步推動跨所整合，遂成立一個跨所工作小組，由我負責協調各所的相關計畫。次年楊國樞院士應李遠哲院長之邀就任副院長，為利於建置、推動全院典籍文獻數位化工作，於1997年1月成立院級的電子文獻協調委員會。我受命為召集人，與副召集人謝清俊教授組成團隊，逐步推動院內外整合，乃至國際合作開發事項；後來更應國科會之邀與臺大共同規劃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進而籌劃成立第一個整合人文與資訊領域的國家型數位典藏計畫。本人基於職務及對傳統典籍研究的訓練與經驗，遂代表人文學界主持各項跨領域規劃與推動的任務。也基於需要在出席各個數位化研討會時，報告中央研究院各項文獻資料數位化工作的發展與變化進程，先後在《漢學研究通訊》第17卷第2期(1998)和第20卷第2期(2001)發表二篇論文。從今天資訊技術飛躍發展的角度看，上述兩篇內容實屬瑣碎陳舊甚至難以理解，但撰文時是基於讓讀者對計畫執行的階段性發展、計畫項目及其內容有較完整的認識，因此詳列各計畫項目的檔案資料及可連結的網站，以利查核。但由於時空環境及資訊科技轉變神速，相關計畫與資料多次變動，不僅當時所列項目與內容的數字互有差異，和現況更有極大落差；網站甚至消失，如今已無法覆核，似已失去留存的價值。但撰述的本意，在說明中研院推動漢籍數位化計畫後，不同階段的發展歷程，及前後相續的脈絡，可以作歷史見證，相信仍具學術意義，因此，各文內容仍維持發表時原貌，不擬細核或更動。此外有二篇短文則是感念楊國樞及謝清俊二位引領臺灣數位典藏發展前輩的付出與貢獻。
除綜合性工作外，基於對宋代典籍文獻整理與探究的經驗，我也聯絡同道，推動二項漢籍資料庫的國際合作計畫。其一是2000年12月和哈佛大學包弼德教授共同籌款，與四川大學古籍研究所合作建置電子版《宋會要輯稿》整理與研究計畫，於2002年完成電子版，201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十六冊的點校本。其二是在史語所、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及復旦歷史地理研究所商議合作的基礎上，協助2005年由史語所、哈佛大學與北京大學古代史中心共同推動的「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簡稱CBDB）建置計畫。這項計畫迄今將屆二十年，是國際漢學研究規模最大的中國古代歷史人物數據庫。上述二項數位化及資料庫的建置，對中國歷史，特別是宋史研究的實質貢獻與影響，未來學界當有客觀的評價。
五、結論—典籍整理與數位化對宋史研究的省思
個人學史的歷程，正逢臺灣政經環境與學術發展變動急驟的時代，對其變化感受最為深刻。就以我親歷的南宋史研究而言，學界在對朝代的評價、史料的掌握與運用，以及研究方法與觀點的轉變與差異即很顯著。我在學習成長階段，即接受傳統訓練，後來隨環境變化，在學習態度、觀點和視野上雖有所調整，但對資料蒐集與運用，如典籍文獻整理、版本選擇、掌握史料、考訂文獻、釐清史事等，仍然承襲傳統，並奉為治史基本功。在我學習過程的初期，是典籍繁雜而零散，資源匱乏的時代。利用未經系統性整理的文獻進行研究，其過程雖感艱辛，卻自信能深入掌握史料。其後親歷學界、業界對大量古籍進行點校、出版，進而建置資料庫的時期。在建置大量資料庫後，研究者可輕易取得眾多資料，以致訊息趨於氾濫。學界受此影響，治史方法也由傳統細緻閱讀到翻閱查索，甚至以詞條按鍵檢索。這些巨大變化，既顯現資訊科技為學術研究環境，創造了迥異往昔的發展條件，也因方法與工具運用的轉變，為史學研究帶來巨大的挑戰。我因個人的資質及既有學史習慣，面對學風與方法的驟變，深感舊技藝難以契合新變化，無法有效重建南宋發展全貌而愧疚，但也願寫下近一甲子梳理典籍，探索南宋史所累積的幾點心得及建議，請同道參考。
其一是關注文獻專業學者發掘與整理成果的資訊，選擇珍善版本或點校本。近年來屢見年輕學者於《文獻》上發表相關典籍整理論文，顯示文獻的整理仍受重視。
其二是注意版本差異，透過比對內容及補輯考訂，找尋研究課題與相關資料。
其三，擴大利用史料範圍。學界對宋代文集與方志的利用，較集中於奏議、書信、人物傳記及序、記等文體。其實從文集、方志的其他文體，可以發掘更多有意義的議題。如王瑞來藉楊萬里撰寫的〈啟〉來討論官員薦舉；鄧小南利用制誥與政令文書，並廣蒐明清族譜，探討何澹及其家族，都是具新意的實例。
其四，方志中保留許多地方官員在該地活動留下的具體文獻，足補其他記載之缺；唯方志記錄內容偏於靜態，且未能觀照更多庶民活動，需與文集資料結合，以呈現地方人物之間的社會網絡，並掌握地域社會與國家政務的密切關係。
除需要掌握資料形式外，探討南宋議題時尤需注意政局的驟變，涉及敏感與避諱性的政治議題，影響史事記錄的客觀性。利用資料時，應考量撰述者在時空環境的變化時，如何調整記述內容，以因應可能的外在壓力。明乎此點，研究者就應盡量多方參照史料，避免僅依單一資料進行論斷或評價的偏頗。
往昔的史學研究是以核實、蒐集、整理與閱讀史料為基礎，並以目錄版本、歷史地理、年代學考訂為研究的基本工夫，藉以訓練和培養研究人才。隨著史學界接受社會科學的方法和觀點，轉而強調理論及解釋的宏觀論點，再加上大量典籍的整理出版，傳統的訓練方式乃趨於沒落。等到古籍資料庫普遍應用，不僅史學研究的資料量急驟擴展，新研究工具、方法的使用，透過詞彙檢索成為研究新風潮，徹底改變研究生態。本人是電腦的門外漢，對資訊科技尤感陌生，卻因多年來參與數位化計畫，深知資訊科技為資料的保存、傳輸與運用帶來巨大的改變，及對人文研究的深遠影響。面對新的科技時代，我們應當正面接受並學習其優點，同時，重視闡述文獻內容，掌握人際之間的親疏關係、時序演變的脈絡，勿迷失於大數據之中，以維持人文研究的主體性。
本書共收錄筆者研究南宋史專題前，整理宋代典籍文獻及參與推動數位化計畫所寫的十八篇文章，依其性質分別納入〈議題回顧〉、〈《四庫》版本對研究的啟示〉、〈1990年代以後的文獻突破〉及〈數位人文早期的發展軌跡〉四編中。各篇論文整理的背景、時間與撰寫的方式並不相同，討論的內容也詳略有別，其中有些篇章則詳舉例證，致內容有過於瑣細冗雜之感，敬請諒察。
個人因資質、學力之限，雖窮畢生之力，只能譜寫南宋歷史發展的局部圖像。但從梳理典籍的過程中，學習運用資料，探索議題，卻是我研究南宋史的重要環節，因此，我於蒐集相關論文，彙整成篇的同時，簡述學習成長的歷程，向同道報告，並請指教，是為序。

黃寬重
2025年4月10日於南港

自序
梳理典籍，堅實南宋研究
一、前言
透過解析版本源流，比較異同，尋求善本為基礎，來研讀、梳理典籍內容，以釐清史事尋找議題，是我近六十年來探索南宋歷史的主要途徑。反思來時路，雖然有獨行無友的孤寂，及議題支離發散，難以對南宋史有完整認識之憾，但偶爾在字裡行間發現新史料或議題的快慰，是激發我持續循著這一傳統路徑，鑽研南宋史而不輟的動力。然而，在史學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及資訊科技蓬勃發展，對歷史研究帶來挑戰的當下，對接受傳統技藝訓練的我輩從業者來說，這波浪潮的衝擊難以預測。身為第一線推動者面對此一巨變，感...

劉子健推薦序 略論南宋的重要性
總序 砌磚夯土再構半壁山河
自序 梳理典籍，堅實南宋研究
第壹篇 議題回顧
第一章 版本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以若干宋代典籍的比勘為例
第二章 典籍增輝——中國大陸學界整理宋代典籍的回顧
第貳篇 《四庫》版本對研究的啟示
第三章 文津閣本宋人文集的價值及其問題——以《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為例
第四章 《四庫全書》本《洺水集》補遺
第五章 《四庫全書》本得失的檢討——以程珌的《洺水集》為例
第六章 宋史研究與版本問題——以孫應時《燭湖集》為例
第七章 《四庫採進書目》的補遺問題——以淮商馬裕呈送書目為例
第八章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錯簡、脫漏示例——以《相山集》與《慈湖遺書》為例
第參篇 1990年代以後的文獻突破
第九章 《永樂大典》中《三朝北盟會編》史料及其相關問題
第十章 《胡澹菴集》的傳本與補遺
第十一章 南宋「流求」與「毗舍耶」的新文獻
第十二章 南宋活字印刷史料及其相關問題
第十三章 利用文集、方志研究南宋史的省思
第肆篇 數位人文早期的發展軌跡
第十四章 中央研究院人文計算的回顧與前瞻
第十五章 數位典藏與人文研究——中央研究院文獻資料數位化工作的回顧與展望
第十六章 數位時代人文研究的衝擊與蛻變
第十七章 楊國樞院士與數位典藏計畫
第十八章 我所認識的數位典藏高祖謝清俊
參考書目
索引

劉子健推薦序 略論南宋的重要性
總序 砌磚夯土再構半壁山河
自序 梳理典籍，堅實南宋研究
第壹篇 議題回顧
第一章 版本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以若干宋代典籍的比勘為例
第二章 典籍增輝——中國大陸學界整理宋代典籍的回顧
第貳篇 《四庫》版本對研究的啟示
第三章 文津閣本宋人文集的價值及其問題——以《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為例
第四章 《四庫全書》本《洺水集》補遺
第五章 《四庫全書》本得失的檢討——以程珌的《洺水集》為例
第六章 宋史研究與版本問題——以孫應時《燭湖集》為例
第七章 《四庫採進書目》的補遺問題——以淮商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