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從「社會學」的觀點,重構中國文學史上的流派經驗,是我長期以來學術努力的方向。這樣的研究取向,來自對文學本質與功能的重新思考。文學,固然可被視為一種藉由改造日常語言,以喚起新鮮存在感受的表現形式,但應不止於此。固然也可被視為一種訴諸直覺的純粹審美感動,但亦應不止於此。文學,更可被視為一種促使人與人之間應機交往與動態聚合的語言行為。據此,文學乃以人群的連帶感為本質,而具有可群性的社會功能。或許,可以從這個角度重新理解、詮釋《論語‧陽貨》所謂「詩可以群」的意義吧。
基於此一文學本質與功能的新思考,我格外關注文學流派的經驗,因為從中可以更加具體地觀察到文學所具有的連帶感與可群性的特質。回顧這項研究的開端,當從讀博士班算起,首次接觸的文學流派是常州詞派。基於把文學流派視為社會群體的認知,因此,我對常州詞派的研究,不再僅是延續學術史所慣持的詮釋進路:此即把常州詞派從實存的社會文化情境之中抽離出來,使之成為觀念史或風格史之中的一個片段;而是希望能夠藉由常州詞派這個範例的分析,對促使中國古代特定文人群體的聚合、分化乃至消散的各種文學社會因素與條件,提出原理性的解釋。2003年我以《常州詞派的構成與變遷》為題,完成博士學位論文。之後,在博士論文既有的成果之上,再增入文學流派研究所必要的方法論,於2009 年由大安出版社印行,更名《中國文學流派學初論──以常州詞派為例》。
至此,建構中國文學流派學的研究目標與進程,逐漸清晰明朗。初期的研究成果,在於提出「實構性文學流派構成與變遷理論」,據此對常州詞派進行重構。中期的研究目標,在於一方面應用上述的理論,對文學史上的其他重要流派經驗,逐一重構,以印證此一理論的詮釋效力;另一方面則轉進「文學流派聚眾的社會性因素與條件」的研究,規劃系列性論題,優先探討領袖地位的形成。
文學流派的聚合模式,大體可分為「共主中心」與「群英並起」兩種。常州詞派為「共主中心」的聚合模式,提供很好的範例。在「共主中心」的聚合模式裏,創始領袖的文學主張及實踐是核心要素。因此在常州詞派的研究之後,我對文學史上其他重要流派經驗的重構,也是持續著「共主中心」的模式認知,著重在文學流派領袖的文學主張、文學成就與社會性格的分析建構。具體的成果,如《李夢陽的詩學與和同文化思想》,乃以明代復古派或格調派領袖李夢陽為研究對象,2009 年由大安出版社印行。2006 至2015 之間以晚清民初桂派領袖朱祖謀為研究對象,發表多篇期刊論文。2007 年以文學流派領袖的「社會性格」及其「聚眾效力」為題,提出一個創造性論點:文學流派領袖的「理想型社會性格」,必須兼備「社會運動面向」、「社會交際面向」、「文化理想面向」三個條件;論文已在期刊發表。這些研究成果,都是傾向以領袖本身內具的條件與成就為基準,解釋文學流派的構成與變遷。
直到深入了解陽羨詞派之後,我對「群英並起」的聚合模式,有了更為濃厚的研究興趣。又經過執行2013 年至2015 年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兩年期:〈「詞」與「經」、「史」的會通:陳維崧詞學綜論〉,以及2017 年至2019 年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兩年期:〈陽羨詞學的別向與重構:以詞選本為考察對象〉,深感陽羨詞派的構成由「群英並起」轉向「共主中心」的動態聚合模式,是過去偏重「共主中心」聚合模式的學術史,較少關注的一個面向。此外,文學流派之中的追隨者,對於領袖地位的形塑與流派構成的積極作用,也是過去偏重領袖本身內具條件與成就的學術史,較少重視的一個面向。是故,將執行上述兩項專題研究計畫的首批成果加以統整,撰成《陽羨詞派新論》,對於這些尚少獲得關注與闡釋的學術議題,提出一些創發性的思考。
自1993 年,嚴迪昌出版《陽羨詞派研究》至今,已過二十六載。學說日進,卓識紛出;但是,大多屬於以某一專題撰寫的期刊論文、專書或會議論文,少見通論型的陽羨詞派研究專書。本書承此機緣撰作,冀望能開拓新視域與新方法,對陽羨詞派的研究,可有些許的貢獻。
二〇一九年己亥八月國立政治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