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變中的畫意詩心：晚清民初題畫詩詞研究

序  張宏生
總 論
第一章 晚清民初題畫詩詞興盛的背景
第二章 鴉片戰爭下的制敵良方──
〈如此江山圖〉題詠與黃爵滋之禁煙倡議
第三章 湘軍抗擊太平軍的護國之戰──
〈銅官感舊圖〉題詠與章壽麟的宦途得失
第四章 太平軍戕害江南百姓亂離生活史
──《江南鐵淚圖》題詠與余治的勸捐宣教
第五章 左軍征討捻亂回變的思親念鄉之情
──〈疏勒望雲圖〉題詠與侯名貴從軍效國之志
第六章 戊戌變法後沉鬱悲壯的詞境
──〈春明感舊圖〉題詠與王鵬運之感時憶友
第七章 清亡之後思賢念遠的集體追憶
──〈春帆入蜀圖〉題詠與清遺民的故國之思
第八章 南社社友革命未竟的失意與期許
──〈花前說劍圖〉題詠與高旭的革命之志
結 論
參考文獻
後 記


 

序

　　題畫之作在中國至少可以追溯到戰國的屈原，據王逸〈天問序〉：「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旻昊，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恠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洩憤懣，舒瀉愁思。」屈原的創作衝動是由於看到楚王廟和楚國公卿的祠堂中的各種圖畫，乃撫今追昔，呵壁問之，寫下〈天問〉這首千古名篇。題為東漢劉向所撰的《列女傳》是中國婦女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據劉向記載，他「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畫之於屏風四堵」（徐堅《初學記》卷二十五〈屏風〉）。顯示劉向為了增強其生動性、直觀性，乃將相關內容畫在屏風上，也就是有意識地採取文圖結合的形式。作為一個傳統，這一形式影響中國文化甚深，後來紙本（或絹本）繪畫興盛起來，以詩（詞）題畫者蔚為大觀，就成為中國文學藝術創作的一個重要特色，吸引了不少作者投入其中。

　　一般來說，詩是時間的藝術，畫是空間的藝術。前者的優勢在於能夠寫出過程，體現發展；後者的優勢在於能夠凝固瞬間，富有暗示。傳統的文藝理論有詩畫一體之說，但人們也認識到，並不是所有的詩畫都能一體。從本質上看，無論是詩還是畫，想像力都是非常重要的。對於畫來說，由於受到空間的限制，無法將所有元素都表現出來，尤其需要調動想像去加以填補。以詩詞題在畫上，內容的關合度很深，本身就是一個整體，即使從形式上，配上題詠的畫面，也是一個藝術的整體。不過畫作的空間有限，題詠作為一種公眾行為，有時範圍甚廣，規模甚大，形成了一個超越具體空間的共同體。即使如此，所有的題詠，無論怎樣外溢，都還是通向特定的畫，在這個意義上，題詠和畫作仍然構成一個整體。至於其效果，也有可說者。北宋范仲淹的名作〈岳陽樓記〉，據說是看了他的好友、當時的岳州知州滕宗諒寄來的一幅〈洞庭晚秋圖〉而寫出來的，原圖至今不存，但即使仍然存在，大約也掩蓋不住范記在寫景抒情上的光輝，而且，寫這篇〈岳陽樓記〉時，范仲淹身處千里之外的河南鄧州，此前他並未到過洞庭湖，更沒有登過岳陽樓。這個例子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讓我們轉換不同角度去思考畫作及其題詠的關係。在某種意義上，是否可以認為，當詩（詞）和畫構成了一種互動關係時，顯示出來的是一種新的書寫樣態，能夠體現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

　　近些年來，在中國文學研究的領域中，文圖學方興未艾，帶有前沿性，不少學者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探索，也出現了不少優秀的研究成果。在柯秉芳博士的這部著作中，也能看到這種學術風氣的影響，不過作者又有自己的選擇角度和考察方向。

　　這本書在時間上，以中國近代社會為大背景；在空間上，涵蓋當時中國的主要政治和文化中心；在內容上，以家國世變為主要對象，涉及的歷史事件有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捻軍之事、戊戌變法、清朝滅亡、南社活動等；在文體上，以畫為中心，題詠之作則是詩或詞；在創作主體上，涉及文人士大夫的各個不同階層。從而不僅展示了一幅幅激烈變動時期的時代歷史畫卷，也能從一個側面揭示出當時文人士大夫的心靈歷史，以及通過文體的交叉互動所帶來的一些新鮮感受。

　　和詩歌一樣，中國的繪畫在娛情的同時，往往也有言志的功能，自進入近代以來，創作者對此似乎有了更為自覺的意識，尤其是面對重大的社會變化，往往成為主動性的行為。事實上，畫的作者本身經常也就是一些重大事件的參與者。湯貽汾的〈如此江山圖〉以金焦二山作為對象，或許和鴉片戰爭有著直接的淵源，因為鴉片戰爭中的鎮江之戰，正是南京安危存亡的關鍵，但是，湯貽汾更沒有缺席的是幾年之後開始的太平天國戰爭。湯貽汾詩（詞）書畫俱佳，同時又有武官的身分，太平軍進攻南京，他組織抵抗，城破後，投池以殉。在那前後的幾十年間，他是文壇的一個標杆性人物，在許多作家筆下不斷被提及，被歌詠，滿足了人們對一個文人加官員加戰士的身分的完美想像。另一個活躍在太平天國戰爭時期的余治，不僅在戰爭中展開了豐富的文藝活動，而且有感於江南的滿目瘡痍，作《江南鐵淚圖》，發起募捐，顯示了巨大的影響力。湯、余等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這就是，他們既是文藝作品的創作者，又是重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或參與者，這無疑增強了現場感，也增強了感染力，他們的作品帶有生命書寫的意義。

　　文學藝術發生的最重要的動力之一是對創傷的言說，這種言說，往往不僅喚起了記憶，而且還促進了其傳播和接受，在不同的文體中，或者在各種交叉的文體中，將時代發展、歷史進程、社會變化、倫理表現、文化狀況、主體認同等各種因素聯繫起來，塑造出多元的價值。這種價值與「詩可以怨」的觀念密切相關，又廣泛涉及記憶重塑、心理認同、符號記事等，呈現出具有現場感的震撼書寫。秉芳的這部著作，選擇近現代社會中與世變密切相關的繪畫作品及其題詠，縱向看，貫穿了不同的歷史事件，橫向看，涵蓋了各種不同類型的人物和作品，堪稱是一種集體記憶，呈現出畫史、詩（詞）史相結合的獨特樣貌。

　　秉芳從本科開始，一直到博士畢業，一直在臺灣東吳大學求學。東吳大學有著悠久的歷史，學風樸實，尤其注重文獻。我有兩位在1990年代初就認識的朋友，一位是王國良教授，一位是林慶彰教授，都和東吳大學深有淵源。人所共知，研究時段較近的文學，文獻往往太雜，而且大多沒有經過系統整理，需要細緻爬梳，認真考訂。這部著作雖然只是研究7幅圖，但是涉及的層面很多，不僅相關的本事需要一一還原，而且涉及的人員，以及彼此的關係，也需要抽絲剝繭般地一點一點弄清楚，纔能拼接出一幅真正完整的畫面，這些地方都能看出秉芳的用力之處。

　　中國近代文學的發展歷史中蘊含著非常多的資源，相當一部分還沒有得到充分的認識。即以文圖的研究來說，也有不少內容可以成為新的學術增長點。我所主持的《全清詞》編纂，現在已經進行到「咸同卷」以後。在編纂中，我們發現，清詞中的題畫作品數量之多，範圍之廣，層面之豐，非常突出，值得關注，其中的價值意義也有待於進一步發掘。特別是，清朝距離現在還不是太遙遠，不少畫作仍然存世，結合物質文化去研究類似的課題，一定會開啟新的學術空間。清詞如此，想來清詩更是如此。因此，我也對清代文學中的這一領域出現更多的優秀研究成果充滿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