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一、寫作的動機
自少立志要寫中俄關係史方面的書籍,關於寫作的動機需要分兩方面來講:
(一)研究近代史的啟發
歷史是前人經驗累積的寶庫。研究歷史,是研究人類社會文化發展的興衰演變,以及各民族奮鬥與成長的歷程,並藉以明瞭其因果關係。研讀歷史,就是要從歷史演變中汲取各種寶貴的教訓,避免重犯以往之錯誤,防止人類戰亂災禍之重蹈覆轍。
作者在學生時期,研讀近代史時,即深刻感受到中國近代史是一部中華民族遭受外國侵略壓迫的災難史。這其中尤以俄羅斯帝國與中國接觸最早,對中國領土侵略最多,也使中俄關係日趨複雜和重要。因而啟發作者研究中俄關係之意念,並開始學習俄國語文及研究俄羅斯歷史、地理、文化、民族與外交等方面之問題。至於寫書的動機,則是作者於大學教授俄國語文蘇聯外交史及俄情研究等課程二十年後,才開始構思的兩部書:一是《蘇聯外交史》,一是《中俄關係史》,並以此列為個人人生重要使命之一。《蘇聯外交史》約四十五萬字,已於二○○三年九月由台北黎明文化公司出版;第二部《中俄關係史》(上、下兩冊約六十六萬字)上冊於二○○六年十一月完成,下冊於二○○八年六月完成,均由台北三民書局出版。
(二)閱讀外交史的感觸
外交是一種政治的最高藝術,它可以伸張國權和增強國力。在縱橫捭闔的國際環境中,一個國家對外的一切關係,可以說是以外交之能否操縱運用自如而決定其成敗。當然,我們不能否認,最後決定外交勝利的關鍵,還是操之於其國內經濟、政治的實力。但是我們必須瞭解,即使一個國家處於弱勢不利的國際地位,卓越的外交家所施展的超人外交政策和方略,未嘗不可以發揮驚人的力量,而獲得力挽狂瀾的勝利。歷史事實說明不僅弱國有成功的外交,甚至戰敗國在外交上也可以打勝仗。
一九○五年日俄戰爭結束,俄國處於戰敗國的地位,但俄國既不付賠款,亦不割讓重要土地,就是由於俄國有精明的外交手腕。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二日在義大利熱那亞召開的會議,有二十九個國家參加,實際上是由英國、法國、義大利、比利時和日本握有主控權。而蘇維埃國(以下簡稱蘇俄)曾是一個背棄協約國單獨與德國媾和的國家,德國則是一個戰敗國,這兩個國家在此次會議中可說毫無地位。但蘇俄代表團副團長齊切林在熱那亞會議期間深入洞悉和巧妙利用德國和協約國之間的矛盾,乃與德國代表團積極地在熱那亞郊區的拉巴洛進行秘密談判,終於年四月十六日簽訂了所謂俄德傑作的《拉巴洛條約》。
由於俄、德的聯合,才使俄國能突破歐洲重重反俄的陣線,並脫離孤立危險的環境。這次俄國外交輝煌勝利,對蘇俄來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美國駐義大利大使蔡爾德獲悉俄德簽訂《拉巴洛條約》後驚呼道:「這是震驚世界的消息,這對會議是個最大的打擊。」
此外,如德國過去的史特萊斯曼,他洞悉了英國與法國戰後微妙的矛盾,在洛迦諾會議德國巧妙地利用這些矛盾,不但使德國解除危險的局面,並恢復為歐洲四強之一。再觀土耳其在洛桑會議以前,因為凱木爾一面能發揮土、俄聯合的力量,一面洞視了英、法在遠東的抗衡,終於在洛桑會議中奠定巴爾幹盟主的偉業。「弱國無外交」一語,固然有相當客觀的理由存在,但決不是絕對的真理。歷史事實證明,越是弱國越需要有外交。
當我們研讀中俄外交史,真是感觸良多。自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之《尼布楚條約》,開始中、俄正式之關係。起初,由於兩國國勢蒸蒸日上,清廷為調兵塞外,鞏固邊圉,而與帝俄修好,俄廷為發展東方商務而遠交鄰國。雙方相需為用,而國勢又相埒,故兩國得有百數十年平等之友誼。此為中、俄關係最單純之時期,除邊界、商務、傳教諸問題外,尚無其他外在勢力之動盪。
十九世紀中葉清廷,故步自封,內政不修,不思改革圖強,且外遭鴉片戰爭之慘敗,內有太平天國之興起,國勢凌夷,外患加深,帝俄伺機趁虛侵華蠶食我黑龍江及烏蘇里江流域,而俄駐北京使臣則乘英法聯軍與中國作戰之機,「假和平中立者」之地位,強迫清廷簽訂喪失領土之約。清廷處於內憂外患之煎迫之下,只圖隱忍讓步,以免邊疆多事,而帝俄又深恐英、法勢力之擴大,在侵華過程中,復謀維持清廷之統治權,期以建瓴之勢掌握中國之東北。嗣後,回疆變亂,又在西北佔據伊犁,幾致戰爭。當時因各有其內政及國際上之顧慮,均適可而止,共謀妥協。然在此期中,中、俄國勢之失衡,及英、法等國勢力之東漸,使中、俄關係不似前此之單純,而清廷之外交,亦日趨居於被動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