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中國歷代外交史,沒有一個朝代,比晚清政府簽訂的條約更多更頻繁。從1842年8月,在南京下關江面英國軍艦「康華利」號上簽訂的《中英南京條約》算起,接下來是《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虎門條約》、《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埔條約》及《中俄璦琿條約》⋯⋯直到1915年與日本簽訂的《二十一條》,幾十年間共二十多個條約,這些條約不是賠款,就是割讓土地,不是開放商埠、通商口岸,就是讓外國人獲取某種特權。它們都叫不平等條約,有道是:自古弱國無外交,可想而知,那時外交使節的談判往往有如在懸崖之間走鋼索,然而在光緒7年1月26日(1881年2月24日),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以二等外交使臣身分,百般艱難的終獲俄國人同意,修改了由前任外交大臣崇厚與之所簽訂的喪權辱國《里瓦幾亞條約》,改簽《中俄伊犁條約》取代之。從而使中國成功的從沙俄的血盆大口中,奪回西北邊陲的要塞之地。
這個伊犁問題交涉,從沙俄1871年乘回亂藉口強占伊犁,直至1881年曾紀澤改簽《中俄伊犁條約》,前後費時十年之餘。這是一個讓外國人對中國人的外交才能刮目相看的條約,到今天我們在翻閱這段歷史資料時,仍然能很強烈的感受到當時世界列強對此事的震驚與讚許。這也是本書出版之目的除敘明沙俄覬覦中國東北領土外,嗣後即思侵略中國西段邊界。而本書自各方材料證實西域(含部分今中亞細亞)係中國固有疆域,並還原中俄西段邊界之史實與真相。此其中涉及國人鮮少關注的古浩罕國阿古柏軍官,於1870年在新疆宣布獨立建國,從而發生與英俄及清朝的複雜國際局勢,而清廷於1875-1877年派遣左宗棠西征阿古柏收復新疆,即於1878年先派崇厚,再於1880年改派曾紀澤赴俄,重開與沙俄之外交談判,交涉沙俄歸還伊犁。研究這段歷史,旨在期盼後人能從歷史演變中吸取寶貴經驗,避免重犯以往之錯誤,防止人類戰亂災禍之重蹈覆轍。
中國近代史,是一部中華民族遭受外國侵略壓迫的災難史。此其中尤以俄羅斯帝國與中國接觸最早,對中國之領土侵略最多。然而,晚清到民國中俄間近百年卻未發生戰爭。此外,本書重點第五篇詳論曾紀澤使俄之始末,其目的除彰顯最後決定外交勝利之關鍵,固然是操之於國內經濟與政治實力。但史實證明,即使一個國家處於弱勢及不利的國際地位,卓越的外交家所施展的超人外交才能與談判策略,未嘗不可以發揮驚人的力量,而獲得力挽狂瀾的勝利。歷史事實說明弱國不僅有成功的外交,甚至戰敗國在外交上亦可有所作為。這些,對我們今天的外交處境或有參考借鏡之處。
本書有關中俄伊犁交涉背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伊犁交涉時期,清政府對俄政策及清廷內部鬥爭對伊犁交涉之影響。對於沙俄侵占中國的大量領土,清朝統治者是應負主要責任的。當然,這並不僅僅是指那些和沙俄簽訂不平等條約的官員,事實上那些條約的簽訂,一來是大清孱弱無力受人逼迫,二來是因為統治者對疆域領土概念的盲目無知所致。但最關鍵的是,清廷將東北三省和新疆當成是滿族人的最後依附之地,在非常之時留給自己的一條退路,而禁止漢族和其他民族向這些地區移民,導致這些地區人口極度缺乏,這才給了沙俄可趁之機。晚清時期被沙俄割去一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大都是人口稀少的地區,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清朝統治者,禁止人民向這些地區遷移的錯誤政策導致。一直到19世紀後期,清政府才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並開始開放漢人遷移的限制,這才有了「闖關東」、「走西口」的移民浪潮,而這也是中國東北和西北部的人口充實化、實體化過程。
總之,本書目的是要還原中俄間之歷史真相,以警戒當年侵略國家的現代子孫知曉,以武力侵犯他國領土與主權,屠殺他國人民等,既是不道德也是違反天理的行為。同時也希望被侵略國家的現代子孫,因為知曉歷史真相而知所奮發,努力革新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