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書是筆者繼2015年《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2019年《血淚與榮耀─郝柏村還原全面抗戰真相》、2021年《堅苦卓絕─國民革命軍抗日戰史》及2022年《間不容髮─黃河花園口決堤》後，撰寫的第5本關於抗日戰史專書。
曾經全程參加過「八年全面抗戰」的前行政院長 郝柏村先生，對抗戰有著一份親歷的感受；但他覺得從1949年「國共內戰」之後，這一頁中華民族最偉大、最壯烈歷史的真相，受到了很大的掩蓋與扭曲，內心感到十分難過。所以自1987年兩岸開放交流以來，他一直就有一個到大陸的抗日戰場，去緬懷先烈，憑弔死難，並找回抗戰歷史真相的心願。
當時郝先生認為，抗戰雖然結束超過一甲子，當年戰場的交通、地物、地貌及一些小的地形必然會改變，但是空間距離和山系、水系等大的地形卻不會變動；許多抗戰遺蹟、烈士埋骨處還保持原狀，可以去實地查訪瞭解。於是自2014年4月開始，到2018年10月為止，他以近百歲高齡，自費帶著我們這些退役將校及歷史學者，展開了6趟定名為「重返抗日戰場」的「參謀旅行」，走訪一些能代表抗戰精神，兼顧地區均衡，具有特殊意義，並涵蓋22場「大會戰」與「滇西作戰」主戰場的地方，以作為還原被隱埋抗戰歷史真相的基礎與依據。
記得在2014年4月，當郝先生的第1次「重返抗日戰場」旅行回來之後，筆者拿了一篇登載在期刊，篇名為〈國軍「平型關之戰」與共軍「平型關大捷」〉的拙著論文抽印本，呈給郝先生鈞閱指導。郝先生接過文章，略看了一下對我說：「你到過平型關沒有？」筆者回答道：「沒有！」郝先生頓了一頓說：「沒有去過平型關，怎麼能寫好平型關之戰的論文？」接著他語重心長地告訴筆者：「研究抗戰戰史，一定要先實地瞭解戰場的地形；平型關之戰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我帶你到平型關看看，回來後再參考日本人的資料好好去寫。」郝先生的這番話，對筆者日後論述抗戰戰史，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也是筆者撰寫本書的最大動機。
2014年7月7日，是「蘆溝橋事變」爆發77週年紀念日，郝先生帶著周仲南上將、傅應川中將、黃炳麟中將、胡筑生中將及筆者，作第2次「重返抗日戰場」旅行，登上蘆溝橋，向抗戰陣亡將士獻花致敬。7月8日，乘坐中巴由北京出發，概沿當年日軍「察哈爾作戰」進攻路線西行，經宣化、張家口、天鎮，來到「平綏鐵路」(當年地名，北平至綏遠省包頭)與「同蒲鐵路」(大同至風陵渡)交會點的大同，沿途觀察山川地形與交通狀況，討論1937年8月國軍棄守晉北「長城防線」的戰鬥經過。7月9日，再由大同南行，經渾源、王莊堡、蔡家峪、小寨，來到1937年9月25日中共所稱「平型關大捷」的主戰場喬溝，公路旁矗立標示「平型關」3個大字的巨型石碑；但此地是借用「平型關」之名，並非地理上「平型關」之所在。
「平型關」原為北宋及明代「內長城」上的重要關隘，但自滿清以北族身分入主中原後，基本上已無北患，平型關即不再是防禦北族「劫掠」的軍事關隘。又因1936年修建河北蔚縣至山西代縣的「蔚代公路」時，並未使用平型關口的古道，而是改經其東北隔了幾個山頭的關溝，使得平型關口在1937年9月日軍由蔚縣方面入侵山西時，也非「攻所必取、守所必固」的戰略要點。
1937年9月下旬，國軍第2戰區(含改編成國軍的共軍)「右地區」，與日軍激戰於「蔚代公路」上關溝以西，至團城口、茹越口的「內長城」之線；平型關口因非日軍進攻「作戰線」所經，故未發生過戰鬥。但於9月25日，改編成國軍的共軍第115師(師長林彪)，配合國軍出擊，在平型關東北約3公里的喬溝隘道，伏擊日軍「後勤車隊」奏功，「第一時間」被中共宣傳成「殲敵萬餘」的「平型關大捷」；於是「平型關」乃聲名大噪而「家喻戶曉」，連帶國軍戰史在記述「內長城」作戰的條目，也都列為「平型關之戰」。影響所及，國軍在此戰中，浴血戰鬥10天，傷亡近4萬人，反而被前者「杜撰戰果」的「光輝」掩蓋而「無人知曉」；中華民族不公平之事，恐亦莫此為甚。此戰，日方資料稱為「內長城會戰」，應是比較符合實際狀況的說法。
我們一行來到喬溝後，先到溝道最南端的關溝村，這裡是1937年9月下旬，日軍步兵第21旅團進攻「內長城」國軍防線時的「後勤地區」；我們由此轉東，繚繞山路而行約700米，參訪隱身於荒山野嶺中，建築雄偉的「平型關大捷紀念館」；頗令人有「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此處正是當年第115師第585團伏擊日軍「自動車隊」的戰場。入館參觀後，郝先生對館方人員說，他很羨慕在這場伏擊戰中犧牲的4百多名共軍烈士，能享受如此高規格的表揚；如果能將國軍在「平型關之戰」陣亡的官兵，也納入館內紀念，就符合抗戰歷史的真相了。
離開「平型關大捷紀念館」後，我們回到關溝，再由關溝沿右側與喬溝相鄰僅十餘公尺的現今公路北行約1分鐘，見到公路西(左)側路旁有一座規模不大的古廟；下車一看，正是在「喬溝伏擊戰」中，被共軍描寫為「上有飛機，下有大砲、坦克，日寇漫山遍野持刀槍與八路軍格鬥」的激戰戰場「老爺廟」。但觀察所見，老爺廟附近卻是高出喬溝僅十餘公尺的一片植被平地，既不便「觀測」，也談不上「射界」，並不具備「地形要點」條件。當年指揮所謂「老爺廟激戰」的第115師第586團團長李天佑，在其《回憶錄》中將老爺廟說成位於「三四百米的禿山山腰」，是「控制公路的制高點」；顯與現場地形有極大出入。
接著我們又乘車向北行進約2分鐘，在公路右(東)側一塊標示有「平型關大捷主戰場喬溝」字樣的大理石碑前下車，這是一處能俯視喬溝溝道全景的參觀台；1937年9月25日午前，共軍第586團就是在這裡伏擊了日軍對1個步兵大隊補給的「行李隊」。觀察喬溝兩側溝壁，是高約十餘至二十餘公尺不等、有植被的陡峭地形；但因高度不大，攀登並不困難。溝底寬約5公尺，有明顯車輪痕跡，溝道起自小寨村南，盡頭是關溝村，長度約1公里，其右上方高處是老爺廟。這就是1936年修築的「蔚代公路」喬溝路段；共軍第585、586兩個團，即「一翼設伏」於溝道東面的連綿小高地稜線上。
郝先生就現地與我們這些「戰鬥兵科」背景的退役將官，作了詳細的「作戰地區地形特性」研究，並對在這種地形上進行「伏擊」、「反伏擊」戰鬥的各種狀況，模擬推演與討論。大家的結論是：這個地形打個小埋伏還可以，但若要打「殲敵1千」以上的大伏擊，則絕不可能；因為，一則空間容納不下，二則大部隊通過一定會按照「隘道戰鬥」要領，先派遣尖兵占領兩側高地，掩護本隊通過。如此一來，共軍的「預伏」(Waiting ambush)必然會被發現而落空。而不論共軍聶榮臻等現場指戰員所回憶「入伏」之敵，是日軍「板垣師團第21旅團的輜重和後衛部隊，共近2千人」，以及「100餘輛汽車載著日本兵和軍用物質在前面開路，200多輛大車和騾馬砲隊隨後跟進，接著開過來的是騎兵」等的說法，都不是事實，本書有詳細論述。
其實共軍的「平型關大捷」，只是奉國軍第2戰區命令出擊所創造的一場小規模「伏擊戰鬥」勝利而已，打了數小時，第2天凌晨即撤出戰場，殲敵人數也只有165人(見附錄)，其中大半是未受過軍事訓練、未配賦武器、被稱為「輜重兵特務兵」的「勤務人員」；因此對整個「太原(忻口)會戰」戰局影響甚微，甚至可以說完全沒有影響。其所以成為全中國大陸對抗戰「集體記憶」的「大捷」，更是大陸同胞在八年抗戰中唯一能憶及的一場「勝利」，實完全出於中共「第一時間」與「爾後持續」宣傳效果所致，惟也對「抗戰歷史真相」造成了無與倫比的扭曲與傷害。
如姜克實《日軍檔案中出現的平型關大捷》一書中所說：在中共立國之後，「平型關大捷」不但寫入黨史、軍史、革命史、抗戰史及開國史，甚至納進大學的政治課教材和中學的歷史課本；而且還持續地被報紙、雜誌、電台、電視等大眾傳媒廣大宣傳、渲染和複製，不斷地被革命回憶錄、報告文學、小說劇本、詩歌舞蹈、電視電影等文藝作品頌揚和吹捧。還在「伏擊戰」的戰場，樹立了巍峨高大的「紀功碑」，和壯麗輝煌的「紀念館」；以致「平型關大捷」幾乎成了中國大陸對八年抗戰知識「集體記憶」的全部。筆者認為，此不但掩蓋了抗戰歷史的真相，也對在這場為中華民族「反侵略」、「爭生存」戰爭中犧牲的3百多萬軍人、2千多萬平民百姓不公平。
中國大陸對1937年9月25日「喬溝伏擊戰」的論述，雖然殲敵人數不斷下修，現已「萬餘人」降至「1千人」，但還是一直以「大捷」為基調，建構在事後「統一口徑」的當事人回憶、杜撰上。由於「平型關大捷」已成中國大陸對八年抗戰「集體記憶」的最重要內容，所以一些人就將這些缺少事實根據的回憶、杜撰資料，當成歷史來看，演義了更多脫離事實的故事，也在「百家爭鳴」、「各說各話」的情況下，為原本已夠「精彩」的「大捷」，創造了更多「為政治服務」、更「有聲有色」的內容與版本，亦更加深對歷史的傷害。又因為抗戰歷史真相的隱晦變形，讓英、美等列強竟不將中國抗戰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內，更給了發動侵略戰爭的始作俑者日本，有了篡改歷史，始終不承認罪行的機會。為還原這段歷史的真相，讓歷史的歸歷史，政治的歸政治，期與國際接軌，進一步爭取二戰的「話語權」，遂成筆者撰寫本書之目的。
過去郝先生一再地講，抗戰歷史不是哪一個黨派的？也不是哪一個政權的？而是全中華民族的。「八年全面抗戰」可以說是全中華民族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範圍最廣、犧牲最慘烈、成果也最輝煌的一場「對抗外族侵略」的戰爭，是全體中國人的光榮；故而，不論是哪個黨派當政？只要是中國人的政府，都不能掩蓋或扭曲這場戰爭的歷史真相。中華民國如果後繼無人，可以亡；中國國民黨如果後繼無人，也可以亡；唯獨中華民族不可亡，中華民族抗戰的歷史不可亡。朝代有興替，政權有更迭，相較於抗戰歷史的真相，任何黨派、任何政權、任何個人的利益，都不重要了。
因此，郝先生認為，1949年國民政府丟掉大陸，最大的損失，不是失去在大陸的政權，而是抗戰歷史的真相沒有了；這在中華民族歷史上，才是最無可彌補的損失。他多次語重心長地對我們說：「抗日戰爭歷史真相，是中華民族最珍貴的精神資產，要一代代傳承下去。」筆者承繼了郝先生「還原抗戰歷史真相」的「使命感」，於是孜孜矻矻地研究抗戰戰史，選定真相被扭曲的事件，著書還原歷史的原本面貌；《間不容髮─黃河花園口決堤》是第一本，本書是第二本，願能起拋磚引玉之效果。
由於「喬溝伏擊戰」在中共大力形塑之下，不但成了全中國大陸對抗戰「集體記憶」的「平型關大捷」，更是大陸同胞在「八年全面抗戰」中唯一能憶及的一場「勝利」，也是宣傳抗戰中「打破皇軍不可戰勝神話」的「首勝」。其實，在此之前的1932年1月上海的「一二八之役」，及1937年8月的「南口之戰」，中國軍隊都曾擊敗過日軍，而且作戰規模都比「喬溝伏擊戰」大得多。不過，要扭轉撼動這種「根深柢固」的認知，與幾乎可視為「意識型態」的「刻板印象」，不但要有「原始性」、「權威性」的資料與證據，更須有「一錘定音」的令人信服論述邏輯，困難度很高，但也並非不能；因為「真理」到底存在，有「真理」，「真相」就不會被湮沒。
本書區分6章，都16萬字，除自行拍攝的現場照片外，附自繪作戰要圖20張，衛星空照地圖3張，期能對相關狀況作最清晰完整的論述。第一章〈導讀〉，包括引言、相關軍語釋義、要圖調製，是對本書作一般性的閱讀說明。
第二章〈日軍進犯晉察綏省〉，闡明日軍入侵山西、綏遠、察哈爾之行動，與國軍由「外長城」轉進至「內長城」防線之作戰過程，為接下來的「平型關之戰」鋪陳狀況。
第三章〈洛川會議與共軍參加抗戰〉，記述中共中央「洛川會議」的緣起與經過，及共軍改編成國軍，參加抗戰「指導原則」之決議。以上的「一般狀況」，形成了國軍「平型關之戰」、共軍「平型關大捷」與日軍「內長城會戰」的共同背景。
第四章〈國軍的「平型關之戰」〉，記述國軍第2戰區在1937年9月下旬，概沿西起管涔山，經陽方口、雁門關、茹越口，東到團城口、關溝的「內長城」之線，對日軍第5師團第21旅團及關東軍蒙疆兵團浴血戰鬥的狀況。過程中，共軍第115師奉第2戰區命令，配合9月25日「右地區」的拂曉出擊，攻擊日軍側背，在喬溝伏擊日軍兩支「東西對進」的「後勤車隊」奏功，這就是被中共「第一時間」所宣稱的「平型關大捷」。有關國軍戰史對此一戰鬥的記述，基本上來自朱德第18集團軍轉第115師的戰報，兩者可謂「同源資料」；但也正說明了國軍與共軍在這場戰鬥中的「主從關係」；也就是，國軍是「主」，共軍是「從」。沒有國軍的「拂曉出擊」，就沒有共軍的「關溝伏擊」。
第五章〈共軍的「平型關大捷」〉，其戰鬥經過與結果，主要是根據當年指戰人員在談話、日記或回憶錄中的描述；不過這場違背毛澤東意志的戰場勝利，卻在「第一時間」被毛大加利用，宣傳成了「殲敵萬餘」的「大捷」，而坐收極大戰略利益。但也由於戰果過分誇大，及這些指戰員回憶說法兜不攏，其後又有好事者虛構、演義、杜撰情節過多，加上帶著部隊到「伏擊區」，應該在現場指揮「伏擊戰鬥」的第343旅旅長陳光「被歷史抽掉」，也衍生了甚多疑點。
第六章「日方對共軍伏擊戰鬥的記述」，包括：9月25日直前日軍在平型關附近的兵力與兵力位置，由靈邱方面西行「行李隊」的中伏與被殲，由關溝方面東行「自動車隊」的中伏與撤退，加上東西跑池、腰站、驛馬嶺、倒馬關附近的戰鬥等；旨在根據日方戰史記載，逐一比對中共說法，以實際數據與戰報，重建戰場，還原這段「為政治服務」而被扭曲的歷史。
本書歷十年的增刪修補，終於完成付梓。感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對本書初版的贊助，感謝「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協會」理事長黃炳麟將軍、前國防部發言人現協會發言人黃穗生將軍、秘書長林榮趁將軍的鼎力支持，感謝陸軍官校同期同學前國防部聯訓部主任王詣典將軍、前國防大學副校長兼戰爭學院院長張鑄勳將軍的溫馨鼓勵。感謝前國防部史政編譯局長傅應川將軍、昔日傘兵同袍趙建爍將軍、前戰爭學院戰略教官宋啟成博士、與中研院近代史研究員年輕學者蘇聖雄博士提供的寶貴資料，感謝台南一中六年同窗旅美學人歐紹源教授的試讀與校對，感謝黎明文化事業公司總編輯楊中興先生及公司同仁們的情義協助與出版。也謹以此書，獻給最敬愛的 郝伯伯在天之靈，感謝 他老人家帶我去平型關，以及對我不斷耳提面命的指導。
何世同 謹識於台南 2023年9月3日
金石堂
三民網路書店
誠品網路書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