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書,是筆者繼2015年6月《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2019年11月《血淚與榮耀─郝柏村還原全面抗戰真相》、2021年6月《堅苦卓絕─國民革命軍抗日戰史》、2022年12月《間不容髮─黃河花園口決堤》、及2023年10月《瞄準平型關》之後,撰寫的第6部有關中華民族抗日戰爭議題專書。
長江自四川奉節東面之白帝城進入三峽後,兩岸地形如同刀劈釜劈,盡是懸崖絕壁,江面也因之縮小;江水流至湖北宜昌西面之南津關,自此出三峽,江面始豁然開朗。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江水》描述長江三峽地形,曰:「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唐時李白〈下江陵〉詩中「兩岸猿聲啼不住」,即指此。
江水從奉節一路東流,至宜昌西面約10餘公里處,在群山之中突然右拐轉南,流約5公里,又直角折向東行。石牌,就位於江水由西南截彎轉東處之南岸(見圖7-3),抗戰時期為一人口不滿百戶的古老小鎮,由於附近有許多灰白石壁矗立,其狀如牌,因而得名;復因形勢險要,又扼三峽門戶,自古即為兵家必爭之地。1938年10月國軍棄守武漢後,1939年即設立要塞、預置火砲於此,以防禦日軍攻入三峽,俾屏衛陪都重慶安全。1940年「棗宜會戰」,日軍占領宜昌,石牌成了捍衛三峽門戶的前哨陣地。
先是,日本自東京時間1941年12月8日,同步以海軍發動「偷襲珍珠港作戰」,以陸軍實施「南方作戰」,全面展開所謂「大東亞戰爭」後,隨戰線之擴大,兵力逐漸不夠分配,故亟欲儘快解決「中國問題」,俾轉用中國戰場兵力於東南亞與南太平洋方面,其大本營遂有1942年初開始,以攻略重慶,迫使中國屈服為目的之「四川作戰」考案,定名為「五號作戰」。其所擬定之作戰方針概為:「中國派遣軍」以「華北方面軍」為主力,從西安方面;以華中之第11軍為一部,由武漢方面;採取「鉗形攻勢」,力求包圍殲滅中國軍中央軍主力,攻略重慶,結束在中國的戰爭。
1942年9月9日,基於日皇裕仁詔令及大本營參謀總長指示,「中國派遣軍」由畑俊六總司令下達「四川作戰」準備之命令。擔任進攻兵團的「華北方面軍」與駐武漢的第11軍等部隊於受命後,旋即積極進行「作戰與後勤計畫」之擬定、「大規模摹擬實戰狀況」之兵棋推演、以及「假想作戰訓練」之作業等作戰整備工作。尤其第11軍,更立刻實施各參謀沿長江兩岸預定進攻路線之空中偵察,以及在武昌附近山地,進行道路構築的演習與訓練。
惟日本海軍在1942年6月4日至7日的「中途島海戰」,及1942年8月7日至1943年2月9日的「瓜達康納爾之戰」中,受到「決定性」的挫敗後,其大本營陸續開始從「中國派遣軍」、「關東軍」與「南方軍」,抽調兵力與作戰物質,增援南太平洋方面之作戰。影響所及,醞釀已久的「五號作戰」準備,為因應情勢變化,乃於1942年12月10日被迫叫停。不過,「華北方面軍」已進行由西安方面攻入四川的訓練成果和準備事項,在1944年4月中旬的「一號作戰」(日方稱「大陸打通作戰」)的「己號作戰」、即國軍戰史所稱的「豫中會戰」中,發揮了相當的作用,一舉攻下鄭州,打通了「平漢鐵路」(北平通漢口)南段,使華中與華北方面日軍得以在豫南的遂平(信陽北100公里)會師。
另一方面,雖然「五號作戰」突然被中止,但是日軍大本營仍給了「中國派遣軍」因爾後情勢改變,「可能仍有必須遂行本作戰之狀況發生」的「暗示」,要求其今後還是要不斷進行「進攻重慶」的各種偵察與研究,並經常保持整備狀態;也就是說,「五號作戰」雖中止,但仍以某種情況存在。於是,一向以「攻略重慶總先鋒」自居的第11軍,乃始終念念不忘進攻重慶,也為接下來的「江北殲滅作戰」及「江南殲滅作戰」,型塑了指導概念。以上兩場作戰,一前一後,連續實施,即是國軍戰史中所稱的「鄂西會戰」。
1943年2月至3月,日軍第11軍動用絕對優勢兵力,發起所謂「江北殲滅作戰」,以「殺雞用牛刀」(日方用語)方式,擊滅漢口、岳陽、沙市連線的長江北岸「三角地帶」(見圖4-6)國軍第6戰區部隊,打通了長江北岸宜昌至漢口間的「連絡線」,並乘勢占領長江南岸之洞庭湖「糧倉地區」,一方面有利其「以戰養戰」階段策略之遂行,另一方面也為進攻重慶形塑有利態勢。
同年5月上旬,日軍第11軍挾「江北殲滅作戰」之戰果,主力又渡過長江,向南岸發動攻勢,是謂「宜南作戰」,即後來改稱的「江南殲滅作戰」。本次作戰之目的,表面上看,是為了打通宜昌以西長江水道,使宜昌附近1萬數千噸之船舶得以下航至漢口,以做內河運輸補給之用,同時擊滅地區國軍第6戰區「有生戰力」;但實際上,卻是「劍指重慶」。
鄂西地區長江南岸的「地形特性」,由東向西,概可區分為「河川湖沼」、「丘陵」與「山岳」等三種地帶。日軍第11軍渡過長江所發動的「江南殲滅作戰」,是以集中優勢兵力,逐次攻略之手段,按「既定計畫」,只用了短短20天的時間,就從「河川湖沼地帶」、「丘陵地帶」,順利打到了「山岳地帶」前緣,進窺重慶門戶的石牌南北之線,可謂一次成功的攻勢作戰行動。
反觀擔任地區作戰任務的國軍第6戰區,不但對敵情判斷錯誤,前方部署不當,各級指揮官消極被動,而且沒有徹底集中兵力與日軍決戰之方案,加上部隊也無旺盛求戰之氣,故連續戰敗,最後被迫退卻至鄂西「山岳地帶」的最後防線。此一狀況,正如蔣委員長5月28日日記所道:「前方將領指揮無方,平時毫不研究,臨時糊塗作戰」;致有此敗。
本戰,日軍投入之兵力為3個師團、1個混成旅團及若干支隊,攻勢重點指向石牌要塞之正面與側背,顯有由此進出三峽,攻略重慶之意圖。而在5月中旬,日軍步步進逼,國軍節節敗退之際,蔣委員長急令兼任「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的第6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從昆明回到恩施坐鎮指揮外,自己也曾親赴恩施督戰。蔣委員長深知,一旦日軍突入三峽後的嚴重後果而憂心忡忡,甚至將化解危機的期望,寄托在他所信仰的上帝保佑上。其有檢討、有自責、有無奈、有指導、有怒氣、有禱告的心路歷程,散見於日記之中。
根據第6戰區「鄂西會戰」的「指導構想」,是在日軍渡江進攻時,長江南岸的第一線兵團,依「縱深據點」,行「強韌抵抗」;第二線兵團,在第一線兵團之協力下,相機反擊;戰鬥過程中,戰區必須「確保」常德、恩施、巴東、興山、歇馬河、南漳等要點(見圖5-13),以利爾後作戰。不過在實戰中,第6戰區的第一線與第二線兵團,卻犯了計畫與執行「脫節」的嚴重錯誤,打來毫無章法,幾乎未經較大戰鬥,就倉卒棄守河川湖沼與丘陵地帶,退向了山岳地帶;指導計畫中的「守勢持久」目的,完全落空。
當此情勢萬分緊張之際,蔣委員長於5月28日,急令江防軍(總司令吳其偉,兼戰區副司令長官)所屬之第18軍軍長方天,將在三峽地區固守之要點,由原來的巴東,向前推進50公里到石牌要塞,並飭其準備獨立作戰,以待後方部隊集中後,再行反攻。方天軍長即將「固守」石牌要塞的重任,交由5月中旬即已部署在此的第11師負責。
第11師師長胡璉將軍出身黃埔4期,他於奉命後,旋即以「不愧為校長之學生,不侮辱第十八軍之歷史與榮譽」覆報蔣委員長。蔣委員長獲報,雖「聞之為慰」,認為「黃埔精神尚在」,但是對第11師能否守住石牌?並無把握;因此,蔣委員長一方面作人為的努力,一方面向他所信仰的上帝,虔誠祈求保佑與賜福。凡此心路歷程,都寫於日記中。
對一位「守土有責」的戰場指揮官而言,「固守」與「死守」等義。胡璉將軍深知責任重大,抱定軍人「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除了致雙親與妻子訣別書外,又作〈祭天誓言〉,以「生為軍人,死為軍魂」明志。最後胡璉將軍率第11師全體官兵浴血苦戰7天,終於擊退日軍進攻,守住了石牌要塞,也粉碎了日軍由此入川的企圖;石牌也成了抗戰期間,日軍唯一攻不下的堡壘。第6戰區則在石牌要塞的支撐下,對退卻之日軍,全線發起追擊,恢復了會戰前態勢,創造了「鄂西大捷」,胡璉將軍也一戰成名,成了家喻戶曉的抗日英雄。
不過,雖然胡璉將軍當時抱定軍人「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但是他並不想走到這一步;因為,他深知守住石牌對整個抗戰前途的重要性,若石牌不保,個人犧牲事小,國家受害事大,所以一定要保住石牌。也就是說,他有「必死準備」,更有「必勝信心」,這是胡璉將軍最了不起的地方。其「必勝信心」,見於〈祭天誓言〉中所曰:「然吾堅信,蒼蒼者天,必佑忠誠,吾人血戰之餘,勝利即在握矣」;這正是黃埔軍人大智、大仁、大勇精神的表現。
6月3日,當石牌捷報傳來之時,蔣委員長在當天日記中寫道:「此次敵寇窺伺三峽,全賴上帝默佑之福,幸得轉危為安此乃天命之予,而決非人力之所能挽此危局也。」蔣委員長認為,石牌之勝,使抗戰戰局得以「轉危為安」,實為抗戰六年中「最重要之關鍵」;又曰:「上帝保佑中華之靈應,實與西安事變出險之恩德相同也」,寫在6月6日的日記中。
但是,吾人清楚知道,國軍第6戰區所以能在「鄂西會戰」連續戰敗的最困頓之際,逆轉而勝,讓陪都重慶轉危而安,並不是上帝保佑與賜福的力量,而是第11師全體官兵拋頭顱、灑熱血,奮勇擊退日軍進攻,守住石牌要塞,所衍生帶動的整個戰區反擊力量所致。吾人每在脆弱無助時,總會向所信仰的神明祈求賜福與保佑,乃人情之常;蔣委員長雖貴為一國領袖,看來亦不能免。回顧這段歷史,我們中華民族何其有幸?在存亡最關鍵的時刻,擁有最卓越的將軍,與最勇敢的戰士。
2014年4月開始,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先生以九秩又五高齡,帶者我們一群退役將校與抗日戰史研究者,作了6次定名為「重返抗日戰場」的「參謀旅行」,去緬懷先烈,憑弔死難,並找回抗戰歷史的真相;我們第一個走訪的戰場,就是石牌要塞。郝先生站在昔日戰場高處,望著濤濤江水,有感而發地對我們說:沒有石牌保衛戰的成功,也許就沒有抗戰的最後勝利;後代的青年要了解抗戰,不可不知石牌。
2023年8月20日,筆者再度來到此地,在胡璉將軍之孫胡敏越先生及宜昌宜陵區博物館館長陪同下,詳細觀察作戰地區地形與廢棄陣地遺跡,並憑弔由後來接防的第31師(即1938年死守台兒莊的部隊)所整建之「石牌抗戰」遺址,向這些偉大的軍人致上最崇高的敬意。古戰場已不存,英雄們早作古,但想著先烈們為捍衛國家民族奮鬥犧牲的英勇表現,內心無限激動,久久不能平復,也使筆者興起撰寫本書之強烈動機。
然而,抗戰已經過去了近80年,許多人對這段血淚滄桑歷史的印象,早已模糊不清,甚至忘記;為呈現本戰的完整概念,本書拉長時間縱深,從日本侵華策略與其轉變起論,以鋪陳國軍「鄂西會戰」與「石牌保衛戰」的完整背景。
本書區分7章,約12萬5千字,另附所攝作戰地區照片16張,自繪作戰要圖60張;以胡璉將軍率領第11師,守住石牌,逆轉「鄂西會戰」戰局,不但支撐國軍第6戰區「反敗為勝」,而且使陪都重慶「轉危為安」,讓我們的抗戰打得下去,就像「扭轉乾坤」一樣,將整個局勢由「逆」轉「順」;故取書名為《扭轉乾坤─石牌要塞保衛戰》。
本書付梓之際,誠摯感謝陸軍官校同期同學前國防部長高華柱將軍、前國防部聯訓部主任王詣典將軍、前國防大學副校長兼戰爭學院院長張鑄勳將軍、前漢翔公司董事長孫韜玉將軍,以及「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協會」前任理事長黃炳麟將軍、現任理事長胡筑生將軍、秘書長奚國華博士的溫馨支持與鼓勵;感謝昔日傘兵袍澤趙建爍將軍提供的資料;感謝台南一中六年同窗旅美學人歐紹源教授的試讀與校對;感謝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前任總經理總黃穗生將軍、現任總經理文天佑將軍、總編輯楊中興先生及公司同仁們的情義協助與出版。
也謹以此書,獻給胡璉將軍,及在「石牌保衛戰」中英勇犧牲的第11師官兵在天之靈,祈能佑我國家民族安泰,人民生活幸福。
何世同 謹識於台南 2024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