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過客情懷
去年,一九九七的春節,在香港過的。前後在香港過了不少的年,數這次最冷清孤寂。吃罷年夜飯,妻在收拾桌子,我說出去走走,就拎著傘出門了。這次來港,借棲新亞書院會友樓的客舍。新亞書院在沙田馬料水的山上,會友樓在新亞書院的最高處,面向吐露港。吐露港是個寧靜的內海灣,即有風雨,也興不起多大的波濤,清晨初昇的旭日,將海面點染成一汪金黃,入夜綠熒熒的漁火,伴著一天的繁星。這景色我是熟悉的,我就在山下傍海的宿舍,居停過五六年。客舍一房一廳,整理得窗明几淨,廚灶俱全,非常方便。客舍原為過往著名學人準備的,如今天寒地凍,著名學者很少出外行走。我是新亞的舊人,剩這個空檔,租了一個月,準備在此過寒假。對於新亞書院,我有難以割捨的情份,前後在香港二十年,先是在新亞研究所過了五年青燈黃卷的日子,後來又在新亞書院教了十五年的書。雖然前後兩次來港,都有些偶然,卻皆緣錢賓四先生在顛沛流離中創辦的新亞書院。當年錄取新亞研究所,在臺灣幾經波折,最後終得成行。記得我當初搭四川輪去香港,一覺醒來,艙中悶熱難耐,於是爬上甲板透口氣。船正航行在黎明前的海峽中,一陣海風吹來,有點腥有點鹹、更有幾許的冷洌。突然聽到一位旅客的手提收音機,傳出甘迺迪被刺的消息。於是在甲板散步的旅客都圍了過來,默默聽完消息又默默散去。我默默走到船舷邊眺望著海洋,遠天已泛起魚肚白,黑色的海洋裡湧起叢叢白色的浪花。我茫然四顧,四顧茫然。上岸後買了剛出版的《時代週刊》,其中一則消息:當甘迺迪遇刺的消息,傳到不聞兵革之事久矣的瑞士,日內瓦一老嫗聞訊,當街號啕大哭,喊道:「這是個啥年頭 」這是個啥年頭?是我過去從沒有想過的問題。當年倉皇渡臺,漸漸安定下來,有一個喘息的機會,生活雖清苦,日子過得倒平淡。而且生活的目標與目的,上面已交代得非常明白與堅決,我們祇要像磨道裡的驢,默默行走就行了。但到了香港,才發現同樣蔚藍的天空裡,還飄揚著另一面旗幟,而且不時也聽到另一種喊萬歲的聲音。因此,就不得不想想這是個啥年頭了。是的,我們生活在一個似是平靜,卻是個動盪的年頭。不過,後來發現香港對這種動盪,卻以另一種形式表現。兩岸高樓上巨幅廣告霓虹燈的光芒,倒映在海峽起伏的波濤裡,將這海峽點綴得多彩多姿。各種不同顏色的光芒,從海峽兩岸不同角落照射過來,起初落在海水擊拍的岸邊,色彩是非常鮮明的。然後,沉浮在波濤裡,匯集成不同色彩的光柱,從不同的兩岸向海峽深處延伸,色彩也隨著轉弱。最後,在海峽中間難以渡越的黑暗處,摻雜在一起,使人再難辨識是什麼顏色。祇有往來海峽兩岸的渡輪,載著一個浮動的光圈,在那裡緩緩移動著。也許這就是當年我認識的香港,是歷史也是現實的。因為不東不西,既東又西的香港,沒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卻一直扮演著文化驛站的角色。每逢中國大陸動盪之際,就有一批知識分子北雁南飛,來此暫避風雨。但等不及風雨停歇,就準備展翼歸巢了,再不回首。他們走了,了無紅豆南國的相思與依戀,因為他們祇是過客。但這種情形在一九四九年以後完全不同了。中國大陸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斬斷了南來知識分子的歸途,使他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因而興起花果飄零的嘆喟。花果飄零,悲愴又淒涼。如今歸程既斷,歸期更難卜,何妨蓬萊小住,於是又有了落地生根的吶喊。不過,落地生根,祇是苟全於亂世而已,也是非常無奈的。我就是在當口來香港的。最初到香港,也無法確定自己是過客還是異鄉人。過客和異鄉人是不同的,過客祇是在此暫歇腳,然後還有茫茫的天涯路。異鄉人祇有飄泊,似池中無根浮萍的飄泊。最初幾年的生活,確有幾分異鄉人飄泊的蕭瑟。因為人地生疏無處去,也無處可去。祇有日夜窩在研究室,當時的研究室在大廈的五樓,我成為五樓孤獨的守護者。常常在黃昏時分,兀坐街旁的椅子上,低頭點數著路人匆忙歸家的腳步,任暮色在身旁升起。即使在除夕的夜裡,聽著滿城的爆竹,孤燈獨坐,翻書到天明,真的是「今夜不眠非守歲,祇恐有夢到鄉關」了。離開後十一年後,從無謂的喧囂中拔出泥足,那幾年自己似乎已陷身江湖,四下奔波、風塵僕僕、美其名曰天下己任。但這句話不知迷惑了古今多少書生,祇為了那個鏡花水月的浮名,逗得多少人在那裡喋喋不休,累得多少人盡折腰。當時,我自己也迷失其中。不過,我還想再尋回失去的寧靜,於是便去請教我的業師沈剛伯先生。雖然當時剛伯先生談的是現代的世變,但彷彿澗水流過山間,將我帶進另一個寧靜的境界。望著他聳立的白髮,和深度鏡片後的恬靜眼神。突然,我想起他常說的「量才適性」來。他坐在那裡像座靜穆的山,看著他,我有難言的激動。最後終於吶吶說出,我想離開。他聽了,望著自己手中的酒杯想了一陣,然後,淡淡說了句:「也好。」於是,我再去香江。香港,石林矗立,紅塵滾滾,真不該是個為往聖繼絕學的地方。不過這次重臨,為的是寄跡於市井之中,自逐於紛紜之外,原不為讀書。記得多年前寫過一篇〈何處是桃源〉,那是因為陳寅恪先生的〈「桃花記」旁證〉,將陶淵明的桃花源固定在弘農或上洛間,我的老師勞榦先生曾去過那裡,認為那裡一片黃土,既無桃花,更無幽竹可看,很想往南移一移。有事弟子服其勞,於是我經過考證,將武陵人居住的桃花源,南移到當時的淮泗邊荒地帶。那裡不僅有桃花幽竹可看,而且居住在邊荒的荒人,不屬於南北政權,是可以不知有漢,遑論魏晉的。不過,我在這篇文章最後卻說,我們似乎不該將桃花源固定在某一個地方。這樣可以留給生活在亂世,又無山林可遁的人,一個遙望青山,仰觀白雲遐思的機會。是的,中國知識分子胸中,都隱藏著一個桃花源,自有青山白雲,何必又另覓山林呢。祇是沒有及早發現,才落得熙熙攘攘,惶惶慌慌。也許陳寅恪先生就沒有參透,才愁苦終生。再來香江,我的研究室在山上,窗外就是吐露港,有青山有綠水,在晴朗的日子裡,藍天浮著幾堆白雲,的確是一個可使人進入漁樵閒話的地方。祇是上次離開香江時,中國大陸一場歷史風暴將起,山雨欲來風滿樓,這次重臨,風雨乍歇。山腳下濱海的地方有條鐵路,隔不多久,就有列火車駛過。往來的火車載來許多過去想知卻無法知道的訊息。我所關心的還是中國讀書人的訊息,因為中國讀書人除了歡喜多說自以為是的話外,實在犯不了什麼大過。他們不該受這麼大的折磨、污辱和損害的。但事實他們不僅遭受了,而且是史無前例的。聽罷他們的吶喊和呻吟,我按捺不住又重入江湖,創辦了名曰《中國人》的雜誌。寫了〈中國,中國人的中國!〉的發刊詞,其中有「一個今天的中國人,即使是一個最普通的中國人,雖然微不足道,但卻都是由數千年文化孕育而成,不是任何外在力量所能改變的。因此,個人的尊嚴,自由的生活方式,獨立的思考與判斷,是我們最基本的權利,是不容被忽視,被剝奪的。」徐復觀先生特別歡喜,認為落地有聲,一再囑咐,將來結集時,一定收入。不過,這個雜誌我祇編了十期,就和那個不爭氣的合夥人,翻了。於是,我拂袖,再也不管他的閒事了。是的,再也不管他的閒事了,此後了無牽掛,倒落得個清閒。閒來無事,常兩肩擔一口,港九通街走,漸漸地了解這個城市,並且歡喜上這個城市。走在繁華熱鬧的街上,擠在匆忙的人群裡漫步,沒有人問我來自何方,姓氏名誰,我是這個城市熟悉的陌生人,一個真正快樂的過客。回得家來將門關起,擁有自己獨立的天地,四壁雜書殘卷環繞、上下古今馳騁,窗外青山隱隱、碧波粼粼,我心中隱藏的那個桃花源也浮現了。所以,我有很多獨自思考與反省的時間,並且也獲得某些自我的肯定,成了個真正散旦的人,悠閒自在。最後,我還是回來了。因為這裡是我的故園。但我已習得風雨裡的沉靜,不再在意風雨的喧嘩,任其一夜空階滴到明。的確,這個城市使我真正體驗了喧囂裡的寧靜。所以,每年總抽空來此,住上幾天,無他,閒散而已。我拎傘出門,門外大雨滂沱。我撐傘在雨中行走,路旁的幾盞霧燈,被緊密的雨絲纏繞著,祇剩圈圈的暈黃。隔著雨簾下望,山腳下是我居停多年的宿舍。佇立在朦朧的雨霧裡,隱隱透著幾窗燈火,也許那燈火正在點燃團圓的歡樂。宿舍大廈的下面是條深圳來的鐵路,有輛載著沉重鄉心的火車,急駛而過。鐵路外是環繞海灣的高速公路,往日車輛在那排連綿的路燈下,匆忙地穿梭往來。現在冷清了,祇留下一串微弱的黃色路燈光芒,明滅在雨霧裡,伴著偶爾傳來聲歸家的急促剎車聲響。公路外的海上更是蒼蒼茫茫,這景色原來都是熟悉的,如今在雨中卻變得模糊不清了。轉過灣,就是我過去的研究室了。研究室在二樓,我曾在這研究室的窗前,兀坐多年,已看慣窗外的綠水青山,陰晴圓缺。看著窗前那棵相思樹的細苗,漸漸長成一窗濃蔭。於是,我走了過去撫摸沉默的樹幹,雨注順著樹幹淌下,落在我的手上涼涼的。最後,我走到新亞廣場,停在廣場中央,山風攜著驟雨四下聚來,我獨自站在除夕的風雨中,突然想起一位朋友的詩句,我是過客,不是歸人。
九八、五四前一日序於臺北糊塗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