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理和--假黎婆

　　作者鍾理和為屏東客家人，早期客家人因生活空間、地緣的關係，山腳下的客家族群與原住民的往來互動及尖銳對峙狀態，很早就存在。客家移民必須武裝拓墾，原住民也經常以獵頭的方式仇視對方，雙方的互鬥，屢見於文獻上。不過，本篇小說卻生動刻畫了一位嫁到漢人家庭的原住民女性--假黎婆，小說中男孩的奶奶，一位平靜、清明、恬適，與人安詳寧靜的「假黎」。就臺灣文學的發展看，戰後台灣作家描寫原住民族的作品，最早的可能就是鍾理和這一短篇小說「假黎婆」。

作者簡介

　　鍾理和（1915～1960），屏東人，後遷居高雄美濃。幼年接受私塾漢文教育，後受同父異母兄和鳴鼓勵，接觸新文學作品，也決定以文學創作為職志，更奮發學習中文。在父親經營的農場當助手時結識鍾臺妹，從此展開驚天動地的愛情。但同姓婚姻不為客家社會與家庭制度所容，遂奔赴北平、瀋陽等地。1946年攜眷返臺，任初中教員。不久，因肺疾惡化，一度入院療養。雖然後來死裡逃生（耗盡家產及鑿掉七根肋骨才挽回性命），但家計全賴台妹維持。一生備極艱辛，一女一子夭折，長子鐵民又因長期營養不良摔傷成駝背，罹病、散盡家財、殘廢的長子，一件件無情的打擊他，然而在貧病交逼下，他仍寫作不輟，呈現了作家堅忍不拔、追求理想的精神。

　　一生經歷台灣淪日五十年的後半期，也在大陸淪陷區的偽政權度過八年，終其一生足跡所至，包括台灣、瀋陽、北平、上海等，經驗的廣度與深度，皆為同時期作家罕見。作品有濃厚的自傳色彩，題材大致以描寫中國大陸、臺灣農民的生活經驗及對臺灣人命運之感思為主，文字簡練樸實，有悲天憫人之心，因此生活雖困躓艱屯，卻能以莊嚴而坦然的心情面對。字裡行間洋溢著生活的意義與生命的智慧。病逝後，文友以「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稱之，是對其不朽形象最傳神的寫照。生前多不為人所知，直到根據他的人生遭遇改編的電影《原鄉人》的上映，才使一般民眾認識了他。長篇小說《笠山農場》曾獲中華文藝獎。1976年張良澤曾編成《鍾理和全集》八冊出版，1997年高雄縣文化中心復出版了《鍾理和全集》。

　　作者鍾理和為屏東客家人，早期客家人因生活空間、地緣的關係，山腳下的客家族群與原住民的往來互動及尖銳對峙狀態，很早就存在。客家移民必須武裝拓墾，原住民也經常以獵頭的方式仇視對方，雙方的互鬥，屢見於文獻上。不過，本篇小說卻生動刻畫了一位嫁到漢人家庭的原住民女性——假黎婆，小說中男孩的奶奶，一位平靜、清明、恬適，與人安詳寧靜的「假黎」。就臺灣文學的發展看，戰後台灣作家描寫原住民族的作品，最早的可能就是鍾理和這一短篇小說「假黎婆」。

　　根據作者的自述，小說原來的題目是＜我與假黎婆＞，有幾分是為了紀念亡祖母而作，但後來被編者刪為＜假黎婆＞登出，後來坊間版本也都作＜假黎婆＞。其間是非優劣且不去說它。小說以小孩子的敘事觀點來看這位原住民奶奶，選擇小孩的視角來寫人事，具有客觀作用。生命中總有很多人物很多事情會沉澱在我們的回憶中，酸甜苦辣，百味雜陳。在偶然的機會裡，這些人這些事就會從腦海中浮現出來，其中童年往事常常是印象最深刻的。這篇小說敘說了「我」跟奶奶的一些事。小說的時間結構是運用倒敘法，開始、結束兩段的時距很近，中間倒敘插入過往的事情，作者依次敘說了好幾件事，這些事除了「我」對奶奶的依戀，奶奶對小孩「我」無微不至的照顧外，還有奶奶在漢人家庭中的生活樣貌，而這些以「假黎婆」和她的族人間事情的描寫，更是小說重點所在。

　　作者用溫情的筆調描寫「我」生命中最重要最親愛的人——假黎婆，除了寫出她纏「番婆頭」，手上有刺花外，也說明她的性情：溫和、寧靜安詳，充滿對人的關懷。但畢竟這是外在給人的觀感，假黎婆的真正內心裡的聲音，卻是透過幾件事來呈現，而這才更生動形現了這位嫁到漢人家庭的原住民女性的形象。假黎婆弱勢、自我壓抑，想維持族人的尊嚴，從她拒絕媳婦主動要送給弟弟的一大袋白米可見，她在族人離開時，讓他們帶走鹽，卻留下那斗米，她說：「雖然他們是假黎」「可不是要飯的」。她極力約束弟弟的行為，絕不讓他因喝酒而鬧事生非。還有一次，為了尋找一隻走失的牛，「我」和奶奶越過了「番界」，進入深山的奶奶突然唱起「我」從未聽過的「番曲」，並且越唱越高，那歌聲裡「好像有一種長久睡著的東西，突然帶著歡欣的感情在裡面甦醒過來了。」唱歌時的假黎婆是喜悅和熱情的，唱歌讓她靈魂深處的煎熬得以釋放，讓她長久的壓抑得以暫時宣洩，但因「我」對唱歌的奶奶感到陌生的距離，好似自己被單獨遺棄了。「我」卻激動惶恐地喊著說：「奶奶不要唱歌！奶奶不要唱歌！」不再唱歌的奶奶，臉孔是「憂鬱而不快的」。但回到家之後，卻又恢復原來的那個寧靜、恬適、清明的奶奶。小說很多細節反映了在漢人家庭中的奶奶，她的山地人的民族性一直被自己壓抑著，像那「長久睡著的東西」，只有在屬於原住民的山林之間、歌聲中，才「甦醒過來」。作者成功的塑造了假黎婆形象，即使是弱勢的原住民，散發的人性溫暖與人性尊嚴的光芒，仍然深深讓讀者動容。

　　小說最後，假黎婆的弟弟再出現時，除了溫良誠實的臉孔不變外，生活、語言全都漢化了，屬於原住民族群的外在特徵幾乎不見，他把子孫的不肖歸罪於祖先「從前砍人家的腦袋砍得太多了」，族群的認同至此徹底瓦解，作者不做任何的是非批判，但原住民在強勢的漢文化下，不斷自我壓抑族群記憶的悲情，卻呼之欲出，令人感慨及不忍。

　　雖然作者許多作品的題材有其自傳性質，然而從寫作本位來看，確有其事只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作者如何將其深刻的領會，選擇他需要的細節，然後以藝術手法表現，以期打動讀者的心靈。小說沒有刻意經營的情節，只是從平凡的生活中取材，也許是不屑一顧的，但在作者眼中卻有不同的意義。嚴格來說，這篇小說寫已過世的奶奶，是一份惆悵與懷舊之情，但作者並未被愁苦、悲哀的情緒淹沒，淡淡冷靜的口吻、片片斷斷的回憶、哀而不傷的鋪敘，使得情感更為提昇淨化，達到小說美學上「距離」的要求，更讓人對此篇小說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