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

　　在作者看來，企業史就是企業家創造歷史的過程。因此他透過對數個企業家的細節描述來呈現一九七八年 ~ 二○○八年之間的商業史。在這三十年間，擁有十三億人的中國大陸，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日漸解體了，慢慢轉向了一個商業社會。資源、市場、人才都進行了重新的分配，這一切之後的推手不僅僅是某個大人物的英明睿智，而是因為有那樣一群不同尋常的小人物。

本書特點

●這是一本中國企業三十年發展史。
●透過對許多目前仍在台面上企業家發跡過程來呈現這段歷史。
●就寫作企圖、寫作幅度來看，沒有一本同類書籍可相比。對於台灣讀者來說，這會提供一個有全面性的平台，來理解大陸現狀的發展。

導讀 中國崛起的潛規則　溫洽溢 006
前言 018

1978
中國，回來了

三月，鄧小平當選政協主席。
五月，《光明日報》刊登〈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引起對中國改革進程的辯論。
七月，恢復全國性高考，錄取率六％。
十月，鄧小平出訪日本、新加坡。
十一月，安徽鳳陽出現第一份大包幹契約，是中國農村改革的第一槍。
十二月，中美發布建交聯合公報，鄧小平被《時代周刊》評選為年度人物。

<1979
新的轉機和閃閃的星斗

一月，鄧小平訪美。
二月，七六○萬知青返鄉，引發就業問題，國務院同意發出個體戶執照。
三月，深圳經濟特區成立。
五月，國務院宣布八家國營企業率先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驗。
十二月，第一批可口可樂由香港運往北京。

1980
告別浪漫的年代

二月，胡耀邦被推選為中共總書記。
五月，《中國青年》刊登〈人生的路啊，怎麼愈走愈窄……〉，引起巨大反響。
八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深圳經濟特區正式成立。
十二月，中國科學院核聚變專家陳春先在中關村開辦中國第一個民營科技公司。

1981
籠子與鳥

一月，國務院發布《加強市場管理、打擊投機倒把和走私活動的指示》。
一月，項南擔任福建省省委書記。

1982
春天並不浪漫

一月，溫州發生「八大王事件」，是經濟整肅運動的代表事件。
一月，中共中央做出《關於國營工業企業進行全面整頓的決定》。
九月，中共十二大，確定「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十一月，浙江義烏縣委書記謝高華宣布開放「稠城鎮小商品市場」。

1983
步鑫生年

一月，中國第一家超市在北京開幕。
二月，劉永行等四兄弟決定創業，秋天創辦育新良種場。
十一月，新華社發布步鑫生的相關報導，掀起全國熱潮。

1984
公司元年

一月，鄧小平南巡。
三月，五十五位福建省廠長經理發表〈請給我們鬆綁〉的公開信。
三月，國務院正式將社隊企業改稱為「鄉鎮企業」。
八月，中國奧運代表隊指定飲料健力寶在洛杉磯奧運打響名號，崛起於飲料市場。
十一月，柳傳志等人成立聯想公司。
十二月，張瑞敏擔任青島電冰箱總廠廠長。

1985
無度的狂歡

三月，國務院取消對企業計劃外自銷產品價格的限制，「價格雙軌制」成形。
六月，海南島倒賣汽車風潮。
七月，福建爆發晉江假藥案，省委書記項南去職。

1986
一無所有的力量

一月，鄧小平再度成為《時代周刊》年度人物。
三月，溫州抬會事件主角之一鄭樂芬潛逃。
五月，崔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演唱《一無所有》。

1987
企業家年代

一月，榮毅仁被《財星》雜誌評選為全球最引人注目的企業家之一。
三月，馬勝利在石家莊造紙廠門口貼出大字報，發出承包造紙廠的豪語。
七月，宗慶后成立娃哈哈兒童食品廠。
十一月，肯德基在北京開了中國第一家店。

1988
資本的甦醒

三月，財政部提出《開放國庫券轉讓市場試點實施方案》，允許國庫券上市流通。
三月，上海調整日常生活用品的零售價，引發全國性物價飆漲。
四月，第一屆全國優秀企業家評選揭曉。

1989
「倒春寒」

六月，紀念胡耀邦活動發展成「六四天安門」事件。
六月，美國名將麥克阿瑟的孫子參加熊貓公司在惠州的奠基典禮。
六月，江澤民被選為總書記。

1990
乍冷驟熱

五月，國務院發文，整頓溫州柳市假冒偽劣產品。
十月，麥當勞在深圳開了第一家中國分店。
十一月，第十一屆亞運在北京舉辦。
十二月，深圳、上海證交所開業。

1991
滄海一聲笑

二月，《解放日報》刊出署名「皇甫平」的評論，呼籲大膽改革，引起辯論。
七月，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增至九○億美元，僅次於日本。
十一月，上海牌轎車停產。

1992
春天的故事

一月，鄧小平再次南巡。
二月，《經濟日報》刊登「破三鐵」系列報導，批判國營企業的職位、人事和薪資。
三月，國務院提交人大審議三峽大壩興建案。
四月，印尼華商黃鴻年到中國收購企業。

導讀
中國崛起的潛規則
溫洽溢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先輩的傳統，像夢魘一般糾纏著活人的頭腦。
──馬克思

　　人類的創造性不會無中生有，它總是發生在一定的結構條件之中，受到社會既存結構的牽引。在《中國?崛起》中，吳曉波藉由勾勒中國令人嘆為觀止的改革歷程，以解釋現在，甚至預想未來。同理，讀者也唯有領會啟動中國改革的總體政經結構條件，才能理解吳曉波筆下中國的經改歷程。

＊＊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在什麼制度條件下展開的？
＊一個國家，兩個世界──中共建國沿襲城鄉二元結構，但又以發展重工業為主，造成無法消化過剩勞動力、民生資源有限，於是城鄉之間的流動近乎停滯

　　中共建政之初，承續了傳統中國的社經結構，城市裡有眾多失業人口，農村則維持著傳統「內捲化」的生產模式，蓄積龐大的剩餘勞動力，國家總體資本積累又相對匱乏。照這樣的結構條件來看，中共理應優先發展輕工業、農業，擴大就業機會，善用龐大而廉價的勞動力。但中國共產黨或囿於意識形態的迷思，或踵繼國民政府的政策思維，捨此發展路徑不就，反倒師法蘇聯的發展模式，透過計畫機制，集中資源提高投資率，強將國家資源優先分配到工業部門。

　　但問題是，重工業部門大量利用機器設備，創造就業機會有限，並無法滿足城市失業人口以及從農村湧向城市謀生的剩餘勞動力的需要。於是，中國面臨了財經元老陳雲所謂要麼「剝奪農民」、要麼「城市糧食供給短缺」的兩難抉擇。陳雲曾把他所面臨進退維谷的困境形容得十分生動：「我現在挑著一擔『炸彈』，前面是『黑色炸彈』，後面是『黃色炸彈』。如果搞不到糧食，整個市場就要波動；如果採取徵購的辦法，農民又可能反對。兩個中間要選擇一個，都是危險的傢伙。」

　　最後，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蘇聯模式思考下，中國採取了「統購統銷」的配套措施。一方面對農民實行糧食徵購，以滿足城市和工業部門的消費與生產，另一方面又對城鎮居民實施糧實配售。然而，無論是農村地區統購或者城市的統銷，這兩個環節都需要用一體化的官僚組織來管理，以進行農業生產資料的重分配。於是，中共在城市建立了嚴密的戶口制度，透過戶籍作為糧食配給的系統，又嚴格限制農村人口往城市流動，以緩和城市的經濟負擔。另一方面，則在農村逐步實施農業集體化，透過人民公社之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體制，藉由「剪刀差」的「以農補工」政策，壓榨農民的農業生產，以供應城市工業部門消費和生產之用。

　　如此一來，為了採取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蘇聯模式，中國在不利的經濟條件之下，又必須先後輔之以統購統銷、戶口制度、人民公社等制度，結果形成中國有別於前蘇聯、獨特的城鄉二元結構。

　　在嚴格的城鄉二元結構下，除了如文革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運動等少數期間之外，中國城鄉的空間流動近乎停滯，城鎮居民和農民各自生活在彼此隔絕的世界。城鄉之間不僅是兩個迥異的世界，也是人為政策下兩個不平等的世界。國家傾其資源投注在城市，根據呂曉波（Xiaobo Lu）與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的分析，城市包括企業與公共部門所構成的「單位」，成為國家提供生活必需品、住房、教育等經濟和社會福利資源配給的基本組織。在財政不堪負荷的情況下，國家卻號召農村「自力更生」，而將農村摒除在經濟計畫資源之外。換言之，中共採行蘇聯模式，基本上是剝削農民，犧牲了農業部門。

　　歷史的發展總有弔詭之處。城市居民雖說享有國家所提供的經濟資源和社會福利，但在缺乏市場機制的年代，這也意味著個人喪失自主性和創造力，為了生存而不得不攀附於單位組織。國家機器則透過單位組織，對個人發揮絕對的控制。傅柯（M. Foucault）曾強調控制身體的技術對近代權力關係的重要性，這樣的論點意外在中國單位組織裡獲得印證。反觀，不受國家關愛而被犧牲的農村，其土地、勞動力和資本歸集體（生產隊）所有；同時，生產隊隊長職務性質上不屬於「國家幹部」，他的生活所需不必仰賴國家。生產隊隊長名義上是國家權力的象徵，但他出身當地農村、認同鄉土，與農民構成所謂的相互依賴關係，其角色有如中國傳統社會的士紳階級。於是，國家機器雖然能由上而下徹底控制單位組織，但在人民公社生產隊這個層次的滲透能力上卻產生落差。「生命總會找到出路」，這句《侏儸紀公園》的對白，似乎頗能貼切地形容安徽鳳陽縣小崗生產隊。他們利用國家機器滲透力的缺口，在不改就沒活路的情況下，不顧生命的安危，私下「分田到戶搞包幹」，無意之間釋放出改革的創新力量。這正是吳曉波何以在書中會說「中國最重大的經濟事件並不發生在城市裡，而是在一個偏僻、貧窮的小鄉村。……日後更多改變中國、變革命運的事件都是沒有預謀的，都是在很偏僻的地方、由一些很平凡的小人物所意外引爆的。」

＊「條條」與「塊塊」──蘇聯與東歐共產國家建立起有如蜘蛛、以中央部會為中樞的計畫經濟體系。而中國在歷史因素與現實考量下，將管理權力下放到省縣，意外具備海星式的分權精神，成就改革開放的契機。

　　在計畫經濟體制之下，有關資訊的蒐集流通，以及企業的控制與運作，必須仰賴層級節制的官僚體系。而中國與前東歐蘇聯還有一個差別：前東歐蘇聯的計畫經濟體制是一種以職能和專業化為原則的單一形式（中國大陸稱之為「條條」結構）；反之，中國的層級體系自一九五八年以來，就是採取以區域原則為基礎的多層次、多地區的形式（中國大陸稱之為「塊塊」結構）。

　　華裔經濟學家錢穎一曾撰文稱前者為「U型經濟」，後者為「M型經濟」。照錢穎一的分析，U型經濟的企業多半是依工業部門進行分類，並在中央政府各個「部」的直接監督之下，地方政府的角色消極被動，主要功能只是在於蒐集資訊和依據上層計畫行事，自主權有限。例如，七十年代末，蘇聯的國家計畫委員會要協調六十二個部，約四千八百個計畫案和一千兩百萬種產品。至於M型經濟，中國中央的各部，其職能除直接控制一些隸屬於中央政府的大型國有企業外，還間接協調隸屬於地方政府的國有企業。中央各部的負擔大幅減輕，中央直接計畫的產品數量也比蘇聯少（幾百個），同時地方政府的經濟角色較為吃重，自主性較大。

　　中國採行「塊塊」（M型經濟）層級管理模式由來已久，早在一九四九年之前，為了因應戰時的需要，中共控制地區內的經濟和軍事管理，就採行「集中經營、分散管理」的「塊塊」（M型經濟）模式。一九五八年，毛澤東為了向中央奪權，分別於大躍進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期間，推動了兩波大規模的「分權」，將許多國有企業的管理權力從中央的「部」下放給省、地區甚至縣，同時鼓勵地方政府如公社政府（即現今的「鄉」）和城鎮創辦集體企業。這即是吳曉波在書中所描述，改革開放後，鄉鎮企業、村辦企業等集體企業的前身。

　　歷史再次開了個玩笑。中國這種「塊塊」（M型經濟）的層級體系，曾被視為不如東歐蘇聯社會主義體制，是一種較為落後的計畫經濟模式，但卻為中國八○年代的改革奠定重要的初始制度條件。中國改革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在於它成功運用了試驗的方法。這是因為相較於「條條」結構（U型經濟），「塊塊」（M型經濟）的層級體系，地區之間的互賴關係相對較弱，區域性的改革策略成本較低。再者，在中國這種「塊塊」（M型經濟）的層級體系之中，地方政府的經濟角色較為積極，特別是鄉、村政府，官員幹部相對具有勇於創新的企業家精神，他們往往兼備行政人與經濟人的雙重身份。吳曉波書中所提及形形色色的企業家，如天津大邱莊的禹作敏、浙江華西村的吳仁寶等，都是中國八○年代以來所謂「官僚企業家」（bureaucratic entrepreneur）的典型，而他們所領導的村政府簡直就是大型的集團公司。

　　中國經濟改革的歷程在這兩種初始制度條件的約束之下，經濟轉型始於農村，同時也是農民自發性行動的結果。吳曉波模仿《共產黨宣言》的語氣寫道：「中國社會……它一直在『自發地變化』……經過十五年的發展，一切秩序都被顛覆了，一切價值觀都遭到質疑，一切堅硬的都已經煙消雲散。」然而，並非所有地方上的「自發性變化」都獲得中共中央的認可，例如，起初溫州的私營企業必須「戴紅帽子」，以規避意識形態和政治的干預。所以，改革期間地方上的自發性創新並非漫無限度，其中關鍵還是在於地方上的自發創新，是否能見容或裨益於中央決策者的政治利益或政治路線。簡言之，後毛時代鄧小平對中國改革策略的選擇，實際上還暗含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思考，涉及與「凡是派」的權力鬥爭。

＊＊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邏輯
＊在後毛時代，華國鋒走發展重工業的路，得到政府中因此獲利的部會或個人的效忠。鄧小平掌權之後，必須另啟爐灶，才能穩固自己的權力基礎

　　毛澤東屍骨未寒，以毛欽定接班人華國鋒為首的「凡是派」，聯合鄧小平、陳雲等文革受難的幹部，鬥倒不孚人心的四人幫，隨後又演變成凡是派與鄧派之間的兩軍對壘。而鄧小平主要是從實際政策和意識形態路線兩個面向，對凡是派的權力進行挑戰。

＊打地方牌──鄧小平將財政經貿權下放給地方政府，以收攏地方政府與反重工業部門的政治力量。鄧小平的改革策略，背後蘊含著爭奪權力的政治計算

　　華國鋒繼毛澤東之後掌握政權，在農業政策方面，還是以左傾路線為主，堅持平均主義，限制自留地和農村集市貿易等開放作法。至於工業方面，在「石油派」的擁護之下，華國鋒於一九七八年舉行的第五屆全國人大的第一次會議上，提出一個野心勃勃的十年計畫。華國鋒的這個「洋躍進」的目標是：預計鋼鐵產量在一九八五年達到六千萬公噸，石油產量達到三?五億噸。建設一二○個大型項目，十四個大型重工業基地，基礎建設的投資相當於前二十八年的投資總和。

就這項宏偉的計畫看來，華國鋒的工業政策又回到優先發展重工業部門的蘇聯傳統。

　　對官僚競逐的政治模式而言，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每項政策的決策，總是涉及到政府內各部會的資源分配。所以，政府內部的決策衝突，說穿了乃是各部門為爭取部門的資源所造成的結果。所以，政府的決策往往不是基於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考量，而是部門各站在部門本位主義的立場，於政策資源的分配上，相互較勁、討價還價、折衷妥協的產物。

　　暫且不論華國鋒的計畫是否符合經濟理性，純就資源分配的政治邏輯來觀察他的發展策略，其農業政策有利於爭取原本左傾路線者的擁護，工業政策則賦與重工業部門更龐大的政策資源，同時重工業又多屬「條條」管理模式，自然可獲得中央主管重工業部門者的支持。同理，鄧小平所揭櫫的重大改革政策，如認可包產到戶的農業措施，支持鄉鎮企業的發展，建立經濟特區，無疑是要爭取農業改革者和輕工業部門對他的支持。更重要的是，用謝淑麗（Susan L. Shirk）的說法，鄧小平也效法毛澤東在大躍進和文革期間「打地方牌」的策略，實行財政分權的「分灶吃飯」政策，允許各省建立自己的外貿公司，將財政和外貿權利下放給地方政府，收攏地方政府以反制華國鋒條條結構下的重工業發展策略。因此，鄧小平的改革策略，就某種程度而言，蘊藏著爭奪權力的政治計算。支持農業改革，把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這是有利於鄧小平收攏反農業左傾路線、反重工業部門的政治力量。

＊意識形態的重建──鄧小平面對的兩難局面是既要削弱毛澤東的地位，他的權力才能穩固；但又不能過份貶抑毛澤東，以免引發社會動盪。於是，鄧小平展開漫長的意識型態重建工程 鄧小平向凡是派奪權的另一個戰略，即是依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則建構一套「唯生產力論」的論述，以「實驗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方式，評價毛澤東功過，其目的在於既要瓦解華國鋒的權力正當性、向凡是派的權力進行挑戰，同時還要揭櫫中國未來的改革方向。

　　華國鋒在中共黨內並無豐功偉業，他之所以成為領導人，全拜毛澤東欽定地位所賜，換言之，華國鋒的權力正當性主要來自毛澤東的歷史光環。對於鄧小平而言，要挑戰華國鋒的權力，勝負的關鍵在於削弱華國鋒權力背後毛澤東的神聖地位。但另一方面，毛澤東畢竟帶領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不但擁有神聖的歷史地位，同時他的派系網絡綿密，遍佈黨政軍各大領域。所以，鄧小平若是不顧一切，以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罪名為由全面打擊毛澤東，不僅傷害黨內同志對毛澤東的個人情感和關係，同時也會連帶瓦解共產黨的歷史地位和統治威信。

　　正是在於這樣左右為難的情形之下，一九八一年十一屆六中全會上，中共通過所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給了毛澤東「三．七開，功大於過」的歷史評價。同時，將「毛澤東思想」定義為「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這其實是一種遷就現實的政治定義，目的在於避免日後中國重蹈文革的覆轍，假意識形態之名，遂行權力鬥爭之實，釀成社會的動盪。對毛澤東思想作出如此獨特的定義，即意味著黨內的各個派系、不同的領導人都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構作出貢獻，任何個人或派系都無法擁有詮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霸權，因而也就不能再像文革期間一般，利用毛澤東思想作為政治鬥爭的意識形態工具。

　　此外，中共更在一九八七年十三大會議上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述（江澤民時代召開的十五大又再度重申初階論），強調中國仍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生產力落後，必須引進資本主義手段、「補資本主義的課」，以彌補「人民日益增長之物質文化的需要同落後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同時，將中國目前所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界定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既要堅持「四個堅持」（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又要堅持改革開放。

　　看似模稜兩可、令人費解的「初階論」，基本上也是一種遷就政治現實的論述，它反映了鄧小平對於黨內派系結構與經濟改革策略的幾點思考。首先，自從鄧小平重掌權力之後，中共黨內即因改革開放的範圍、步調、速度等爭議，而分裂成以陳雲、薄一波等元老幹部為首的保守派，以及胡耀邦、趙紫陽等年輕世代的改革派。既要堅持「四個堅持」，又要堅持改革開放的論述，能同時讓保守派和改革派各取所需。其次，身為中國「改革總設計師」的鄧小平，並不是輿論習以為常的認定，乃是屬於改革派。毋寧說，鄧小平實際上要扮演的是平衡者角色，在保守派與改革派之間維持均勢。再者，綜和兩個基本點的論點，作為「貓論」的鼻祖，鄧小平的「實用主義」色彩亦非漫無限度。換言之，鄧小平對改革策略的看法，仍固守著以四個堅持為範圍，而非單純衡量政策效益來選擇改革的策略。最後，「初階論」所標舉的是一種「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輔之以資本主義市場手段為用」的混合體制。

＊＊從「放權讓利」到「制度創新」

　　綜觀中國自一九七八年以來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歷程，鄧小平的「漸進改革」策略，主要的做法是不觸動黨國一體化權威結構及公有制為主體的架構，透過分權以賦予地方政府、企業、農民、工人利益誘因，進而讓市場的自發性力量茁壯，另造一塊非公有制的經濟領域，使得漸進改革的策略在農業、商業、對外貿易和鄉鎮企業等等領域取得豐沛成果。

　　的確，八○年代興起的集體企業，透過事勞力密集之輕工業、民生工業的生產，創造出龐大的就業機會，吸納了過去被束縛在土地上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接續經濟特區的設立，進一步引進外國資本和技術，利用國內廉價的勞動力，生產較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從事出口。使得國內的工業循環與國際的工業循環連成一氣。結果，根據統計，中國的出口到了二○○○年已高達兩千餘億美元。

　　漸進改革的模式雖釋放了旺盛的經濟動能，但它的進展在九○年代也遭遇瓶頸。鄉鎮企業名義上雖為農民集體所有，但實際上則隸屬鄉政府、村級政府所有，形成企業對地方政府的依附。美國學界概括稱之為「地方法人主義」（local state corporatism），把地方政府與企業的關係視同公司內部的關係，地方政府的角色猶如公司的董事會。同時，將這種地方政府與企業的關係，比附為日本、南韓、台灣等東亞發展型國家的成功經驗，認為地方政府在強烈發展經濟的動機之下對企業的干預，是不可或缺的成功因素。但這種政治與經濟份際不明，政企角色混淆的關係，往往也是所謂制度性貪汙現象得以叢生的溫床。如何透過產權的改革，已成為中共理清這種政企關係的當務之急。

　　同時，漸進改革模式衍生的種種弊端，總是環環相扣，難以個別解套。綜合拉迪（N. Lardy）和麥肯錫顧問公司的統計，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主體的國營企業，在製造業產出的比例已從七○年代末的八○％，降至一九九八年的二八％。然而，國營企業仍擁有製造業中七成的固定資產和八成的流動資金，僱用的人員佔全中國勞動力的三分之一，但其產值卻僅佔GDP的三分之一，足見其經營缺乏效率。在缺乏資源建構社會安全網的保障的限制下，中共中央又不敢令國營企業貿然為降低營運成本而解聘員工，釀成嚴重的社會問題。為了使國營企業維持運作，只好強迫銀行繼續對沒有效率的國營企業貸款。結果，造成中國銀行龐大的呆帳。根據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的估計，中國銀行的呆帳規模約五千億人民幣，佔GDP的二分之一，這自然和國營企業的無力償還有關。

　　漸進主義的改革過程，主要是在不牴觸基本路線的前題之下，國家有意識地自我約束，並重新界定政府活動的領域，讓市場看不見的手發揮功能。但九○年代後中國所面臨的改革課題，如改造國營企業的公司治理制度，釐清集體企業產權，調整銀行職能，改革財政稅制和貨幣政策，千頭萬緒，無不涉及政府權力結構的重新調整。

　　換言之，過去漸進式的改革，是把權力放給地方政府、企業、農民、工人；今後中國的改革，關鍵在於創造性地重建政府的職能，以適應於全球化競爭的時代。這樣的改革工程往往又與公共部門的權力分配有關，也使得制度創新的改革工程更形艱難。

　　於是，吳曉波在制度創新這個攸關中國九十年代後經改的問題上，在結語處引述大陸經濟學家 吳敬璉的話: 制度大於技術，並為他的續集預埋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