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創作與社區主體性
寶藏巖聚落藝術實驗行動經驗分析
林毓瓊
寶藏巖聚落近年來因幾個有趣的藝術實驗行動而得名於藝術界,2006年底執行的居民遷離與安置行動更引來外界的高度關注、喧躁一時。從一個待拆遷的違建山城,搖身變成藝術實驗場域,原非居民的期待,住在這裡的居民自始至終只想維持原來平靜的生活,只是,當都市計畫宣告了開闢公園的命運、1993年市政府公告拆遷後,一切就不能回頭了。藝術村既是政策先行的方案,遠遠跑在居民的前頭,怎麼讓居民迎頭趕上、在體制內尋求安身立命的位置,是規劃者最關心的課題。為了嘗試讓藝術與社區融合,我們大膽的提前把藝術帶進社區,自2003年10月至2006年10月間,引介了數十個藝術家∕藝文團體,嘗試與傳統樸實的社區生活擦出些火花,過程中雖產生不少摩擦和困擾,卻也有不少動人心弦的交融激盪,藝術是否為這塊土地尋求未來的最佳解答猶未可知,但這些藝術行動經驗應可作為未來決定聚落發展方向、乃至於思考藝術與社區互動關係的參考。
本文首先介紹寶藏巖聚落發展藝術村的緣起及過程、規劃的課題與引入藝術的脈絡,並嘗試藉由這些藝術行動的經驗,探討三個規劃所關注的核心問題,首先,居民在藝術行動中扮演的角色?其次,如何看待藝術創作與社區生活的衝突?最後,藝術的介入究竟為社區帶來了什麼?
寶藏巖的保存發展
從福和橋進入台北市,不難發現左手邊有個沿著山坡興建、層次錯落的小村落——寶藏巖聚落。這個由退伍榮民、城鄉移民一磚一瓦自力營造出來的「違建」聚落,悄悄的躲在新店溪畔四、五十年,直到這些年的拆遷爭議及藝術活動的引入才逐漸為一般市民所知曉。改變這個維持了近半世紀自然聚落的推手是1980年的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當城市規劃者大筆一揮將整片聚落劃為公園用地時,也同時宣告了自然聚落終結的命運,從此,居民便生活在不確定未來的不安之中,不知何時得被迫離開親手打造的家園。
儘管1980年即劃定為公園,但由於管制壓力消失,寶藏巖在軍方撤出後的七○年代仍然十分蓬勃的擴張,一度達到近三百戶的規模。來自中國各省份的退伍榮民、閩客城鄉移民、原住民、以及他們的中國或東南亞籍配偶等,小小的山城上聚集了來自各地的移民,共同在物質條件低陋的環境下互助生活。自力營造與多元族群互助生活的歷史使得寶藏巖聚落擁有動人的風景以及深厚的文化內涵。錯落的屋脊、有機蔓生的蜿蜒巷弄,這個由住民依循地勢及所能取得的便宜回收建材胼手胝足、善盡地利所搭建出來的聚落空間,讓規劃與建築背景的學院師生及專業者感到驚艷。鄰里相依的社會關係創造出許多層次豐富的半公共∕私密空間,公共空間與私人路徑融合交雜在合院、階梯、廊道、曲巷中,空間層次與意義豐富,櫛比鱗次、柳暗花明,難以套入建築圖面,更跳脫現代建築營建法規的窠臼,展現住民豐富的創造能力。
這樣濃烈豐富的空間紋理與難得留存至今的時代感也吸引了多位導演的目光,侯孝賢、徐小明、三池重史、瞿友寧等導演相繼在這裡取景,從《大頭仔》、《南國再見南國》、《少年仔安啦》、《雨狗》、《殺人計畫》等多部電影中可以一窺寶藏巖這些年的景物變遷。即便是最近,來寶藏巖取景的電影依然不斷,居民習於出借空間拍攝電影,少數居民更曾充當演員,電影可說是寶藏巖的歷史之ㄧ、也是居民最早接觸的藝術形式。
基於這些特質,當1993年台北市政府工務局為了開闢公園而公告拆遷時,除了當地的住戶積極抗爭反對外,許多古蹟學者、空間規劃學院與專業者、民間團體、藝文界人士等也加入了訴求保留的行列,強調寶藏巖的歷史人文意義與空間價值。在這些人的持續關注下,保存論述逐漸為政府及社會所接受,寶藏巖終於躲過拆除的命運,成為台北市眾多違建聚落中,唯一一個獲得市政府成立跨局處專案小組進行安置與保存協商的特例。而聚落本身也在民間團體多方奔走下,獲得台北市古蹟與歷史建築審查委員會的認同,於2006年以戰後自力營造聚落的代表為名登錄為歷史建築,取得留存的正當性。
前述專案小組由市府跨局處部會代表、居民代表、學者專家、民間團體代表組成,期間也委託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針對「中正297號公園」以聚落公園型態保留進行可行性研究,在多次的溝通協調中,藝文使用的方案逐漸突出,而政策由文化局接手後,往藝文方向發展的方案也大抵決定,當時文化局龍應台局長「貧窮藝術村」的一席話確定了寶藏巖發展為藝術村的政策,也啟動了隨後數年市政府以藝術村為方向委託規劃,試圖將違建聚落發展為藝術村的艱難任務。
從違建聚落到藝術村
擁有數十戶既有居民以及近百棟自力營造房舍,寶藏巖聚落或許是台灣近年來所倡議的諸多「藝術村」中最複雜的一個,它並不純粹是閒置空間再利用的案例,也非藝術家主動發掘倡導的藝文空間。說穿了,藝術村是公部門(文化部門)尋求地方活化發展的政策選擇,也是訴求保存活化的社會運動與政府體制協商後的妥協。藝術村的規劃其實構築在一個虛幻浮動的基礎上,就居民而言,政策多年的懸而未決讓他們對未來充滿不安,一方面期待藉由規劃讓多數居民留下來繼續生活,另一方面對政府卻缺乏足夠的信心和信任感,藝術村對居民而言只是一個模糊的名詞,缺乏實質內容。而公告拆遷以來,社區人口逐漸流失,老年人口漸趨凋零,鄰里網絡也在瓦解,2002年臨水區三十八戶及雜貨舖等居民日常活動空間被拆除後,聚落氣氛更顯蕭條。儘管早期社區曾組成自救會提出訴求,但居民仍未能有效組織、定期集會以凝聚發展共識,學生志工協助立案的正式社區組織——寶藏巖文化村協會的運作也仍處於學步階段。在藝術村決策方向抵定後,沒有拆遷的迫切壓力也讓社區組織ㄧ時缺乏足以凝聚全體的目標,社區處於鬆散浮動的狀態。另一方面,對文化局而言,寶藏巖卻是個燙手山芋,將原定拆除的違建聚落規劃建設為藝術村,需要突破諸多法令,其涵蓋的議題面向跨越都市計畫、建管、工務、社會、消防、交通、衛工、自來水、電力等各局處,需要市府高層及各局處的大力支持,因此,文化局亟需一定的成績與社會輿論的肯定,證明政策的可行性,以爭取高層支持,面對來自府內的反對壓力。
面對這樣的時空環境,承接規劃案的我們除了在體制內尋求具體可行的推動策略,促成社區居民的留住(就地安置),並研究探討可與社區共生共存的藝術村實質內涵外,尚有一些實質任務:在社區方面,除協助社區組織與公部門進行溝通對話外,亦應承擔部分社區組織工作,尋求凝聚鄰里的議題、培養居民的主體性,讓社區不至於在未來的藝術村營運中失去主體。面對公部門,除了建立就地安置的相關論述以進行政策遊說外,亦須透過切實可行的規劃方案協助文化局爭取府內各部會的支持。
我們的具體策略有二:其一,廣邀知名學者、專家來訪,讓他們認識、了解寶藏巖,感受居民跟聚落相依相存的關係,並請他們為寶藏巖的居民發言,提出居民留住的重要性,藉以建立保存論述。其二,在規劃階段即嘗試引入藝術,透過實際的經驗,證明居民是藝術村發展中不可切割的一部分。同時,藉由藝術行動帶來的刺激,為社區創造活力,讓居民對藝術有新的想像與認識,助其想像未來生活。最後,也透過藝術活動開啟社會視聽,期望獲得市民及輿論的支持以協助文化局取得府內政策的支持。
寶藏巖的藝術實驗就在這樣的脈絡下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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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手記
終於,這本《藝術與公共領域——藝術進入社區》的研討會專書可以出版了。這裡頭其實包含著許多關注此課題朋友們的熱情支持與協助,但更多的是大家對於藝術的核心價值如何為眾人共享,並藉藝術來改善公共生活,持續耕耘的結果。
這本書的主題源自我多年在北藝大、高師大教學的課題,連結著這些年與不同社群一起工作的經驗。在這些經驗裡,我看到藝術這個既富創造力又具遊戲性的媒介,可以開啟公眾能量,幫忙打通社區關節,因而對操作已漸僵化的社造工作可以有些輔助。同時,這些年,由於藝術逐漸介入到美術館以外的公共空間,而且台灣已累積許多案例,有的帶來正面效應,有的引起若干衝突,覺得大家應該一起來分享,並學習彼此在認知和實務操作面上的異同,以讓工作更順手,也讓其價值與意義被看到,因此在高師大跨領域藝術研究所盧?德所長的支持下,有了此研討會的舉辦。
不過,研討會想法也來自蘇珊.雷西(Suzanne Lacy)編的《量繪形貌——新類型公共藝術》的啟發。雷西談到:「現在有越來越多關於藝術作為公民論述和藝術作為公眾教育的討論,取代以前把藝術視為社區組織和政治行動的想法。」(Lacy, p.12)顯然,藝術進入社區在實踐上,從把藝術介入生活視為前衛的表演行動,已轉為以藝術做為推動公民社會的溝通及教育媒介。那麼,藝術進入社區的操作可能,就更需要跨領域專業者一起來對話。
這些年在台灣,藝術進入社區不管以都市更新、社區營造、美化公共空間、藝術村、藝術節或公共藝術為名,有許多值得探討的面向。從台北縣文化局在九○年代中舉行《環境藝術》展,開始把藝術家帶到生活場域裡創作,讓人不得不面對河流成為滿目瘡痍的邊緣地景的事實﹔嘉義市舉辦《嘉義大地.城市.交響—台灣裝置藝術展》則讓不具特色的城市空間,變成吸引目光的藝術舞台,開啟後來更多以藝術為名,以產業為目的的節慶化操作。然當鹿港《歷史之心》藉藝術擾動地方,引起居民與藝術家的衝突後,才讓人開始深思︰居民∕藝術家如何互為主體的互動?透過藝術的地方塑造,反映的是誰的文化?庶民的聲音又如何透過藝術被聽到?以及藝術∕產業如何可以兩者兼得等不同面向的問題。然而儘管我們已有諸多實踐案例,但基礎資料蒐集不易,因此研討會首先界定在案例彙整、實務經驗交流與反思上。為了整理第一手資料,邀請的發表人大都為案例執行者。然因大家訓練背景不同,因此寫作方式有很大差異,這點特別需要讀者的包容。
文論部分由策劃《嘉義大地.城市.交響》頗受好評,但在《歷史之心》卻遭遇極大挫折的黃海鳴來開場,分享他多年工作經驗的反省,以及對於營造創意城市的想法。而在台灣社區建築上扮演重要推手和教育者的曾旭正,整理了空間專業者進駐社區的發展脈絡,並且針對社區運動的核心價值——民眾參與,提出做法上的檢討。曾任職國藝會的廖億美,針對文建會在陳其南擔任主委時代提出的「公民美學」,整理其論述脈絡,並做批評性的分析。專研教育心理學的吳慎慎,則以「社群學習」概念,點出藝術進入社區的意義與效應。《北回歸線環境藝術行動》協同策劃人陳泓易,則用「在地」與「移地」,說明他在策劃論述裡提出的「藝術家變成居民,居民變成藝術家」的展覽意涵。文論因此包括藝術、社造、政策、教育及美學等不同面向的討論。
案例分享方面,從北到南到東,計討論了十個案例。包括節慶式的台北市公共藝術節;以藝術做社造的台北三腳渡、台南土溝村、高雄洲仔村;以藝術村操作的台北寶藏巖、高雄橋仔頭;用藝術來造街的台南市海安路、屏東內埔和台東鐵道路廊;以及藉音樂把反水庫運動變成組織串聯的美濃交工音樂等。它們都因不同的理由,以不同方式把藝術帶入社區,並且帶來不同的效應。這些案例都讓人看到,藝術在台灣已成為介入、形塑地方和公共議題的重要媒介。然而它們是如何產生的?過程發生了什麼?又如何評估其影響等,是我們期待發表人一起分享的。
當我們剛拋出研討會訊息時,就立刻得到熱烈的回響。橋仔頭文史協會蔣耀賢理事長、高苑藝文中心張惠蘭主任,都積極協助研討會的籌辦。而國藝會研發組孫華翔總監也進一步與我們合作,在研討會後舉行諮詢座談,並邀請陳其南前主委、高雄縣及嘉義縣文化局長吳旭峰、鍾永豐及案例執行者,一起就不同層面的經驗做進一步的探討。陳前主委藉此再度闡明他對於建構審美社會的理想,並把研討會實務面的討論,拉到哲學面的反思,並再回頭檢視公共政策根本上難以擺脫的矛盾現實。感謝國藝會詹季宜的整理,讓座談內容得以編入書中,與讀者共享。
這幾年,儘管台灣在專業藝術領域表現亮眼,尤其從1995年台灣首度推出藝術家參與威尼斯雙年展開始,由於發現在政治上的孤立,可以借助文化交流來參與國際社會後,更為積極推動國際性活動。然而當我們的專業藝術世界積極與全球掛勾時,它卻與我們在地生活經驗世界距離越來越遙遠。一邊我們好像看到,都市小孩都要上才藝班,同時又看到,我們的生活和藝術沒有什麼聯結。到底藝術允諾什麼?除了做為產業的一環,藝術在給予專業者的訓練上,以及藝術做為通識教育的媒介上,可以把大家帶到哪裡去?這些我們也都期待,透過這本藝術進入社區的在地實踐所生產出來的書,與大家一起來思索。
最後,研討會及本書的出版要感謝所有與會者及在社區裡默默蹲點的耕耘者不吝的分享。尤其要感謝王聖凱費心的行政統籌,跨藝所第一屆全體學生的幫忙和遠流出版公司曾淑正在編務上的大力協助。
這本書匯集了大家的智慧與視野、關懷與付出,它本身就是個讓人充滿感激的福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