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一族》的漢譯版將要問世了！
成吉思汗和他的部族所建立的政權是「世界帝國」。中國過去經歷過幾度「準世界帝國」，如唐朝，康熙、雍正、乾隆時期的清朝。現代中國立志要塑造的，也無非是新的「世界帝國」形象。而蒙古留給我們一個「失敗了的世界帝國」的範本。有許多活生生的教訓擺在我們面前，再也不能重蹈的錯誤鑲嵌在歷史上。在他們的帝國成立過程中，存在不少預先要消除的缺失。這部小說是意識到這一點才寫成的。
本書到底是小說，而不是史書。小說的登場人物中，也有作者創造出來的虛構角色，請務必注意，就是歷史人物也好，其言行不一定要遵照歷史定說。最後我還要再一次申明，本書寫的是──有關成吉思汗一族的「小說」。
後記
想寫中國通史的人，在「元」朝之前停筆，是很平常的事。因為，成吉思汗上場以後的歷史，已超越「中國史」以外了。
蒙古軍席捲中亞，翻越高加索山並進軍至歐洲。但是，蒙古人對於記錄一事並不那麼熱中。這方面的歷史記述，多半都交給伊斯蘭教徒做，主要以波斯語撰寫，此與漢字撰寫的記錄，風貌迥異。
東方的歷史家在此擱筆是當然的。在中國，連被翻版的日本人那珂通世的名著《支那通史》，也是寫到宋朝以後就結束。這些作品，都明顯地停頓在「元」朝以前。那珂通世之後的大作是《成吉思汗實錄》。
為了將中國史整個串連起來，非好好地處理成吉思汗不可。對於將撰寫中國歷史小說當作職志的我而言，「成吉思汗一族」的時代，是我當仁不讓必須盡力解決的課題。就在我想開始撰寫的時候，朝日新聞社向我表示，要闢一個專欄。而且，題目竟然就是成吉思汗，還開出了至少要連載兩年的條件。
這簡直道中我的心事。但仔細一想，其實是優秀的編輯在準確的時機，掌握到了作家的願望。一九九三年，我所撰寫以成吉思汗的宰相耶律楚材為主題的小說，在雜誌上連載了約一年。在更早以前，我的隨筆《西域餘聞》連載了一百回（《朝日新聞》，一九七九年），四年後，《錄外錄》連載了半年。尤其《錄外錄》中，有「伊兒汗國」、「集史之人」、「鷲之巢城」、「黑契丹」等篇目，可以說這些都是為撰寫成吉思汗所作的調查紀錄。
一九九一年，我宣稱要尋找成吉思汗的墳墓，於是，尾隨江上波夫老師之後走遍蒙古。當時，我作了一首五言律詩：
蒙古行
漠北平蕪遠，
天寒七月初。
驚雷鳴牧圉，
疾雹鼓穹廬。
起輦風痕碎，
斡難雲影疏。
可汗埋骨處，
奔馬散丘墟。
翌年，為了撰寫追尋造紙術傳到西方之蹤跡的《紙路》，我前往中亞的塔拉茲、撒馬爾罕、布哈拉。這都是成吉思汗的軍隊曾走過的地方。站在與成吉思汗淵源頗深的阿富拉夏普山丘上，我作了一首追憶往昔的詩：
颯秣建（譯注：撒麻耳干）
喚拜聲音喨，
頹垣動客愁。
眼前風物在，
胸底興亡收。
塔下紅塵埋，
穹顛白日浮。
河中颯秣建，
廢瓦遍陵丘。
【注】喚拜：Adzan，伊斯蘭教告知禮拜時間，人聲的叫喚。
河中：撒麻耳干舊稱河中府。
在《朝日新聞》連載前，採訪工作幾乎已完成，只剩埃及、敘利亞了。一九九四年，完成剩餘的部分採訪後，我正準備要動筆寫。對我而言，可說一帆風順。因為，並非我開口要求，而從以前就想寫的題目，竟在適當的時機送上門來。何況採訪工作差不多都結束了，我吸了一口大氣，感謝命運之神的好意。
但是，就在那年的八月十日，在寶塚八十周年典禮的專題演講中，沒有任何預兆地，我突然暈倒了。是腦溢血。意識不明的狀態持續了大約一個月。我自己雖已不記得，但聽說在那段期間，我似乎還能與外界應對。
當我自覺意識恢復之時，右手右腳卻完全無法動彈了。這個事實令我感到愕然。原以為是命運的寵兒，卻轉眼就變了，我感覺自己正走向地獄的深淵。
我不曾如此深刻地感受無法寫字的痛苦。幸好說話方面沒有發生任何障礙，記憶也急速地恢復。
──對了，左手還可以動呀。
我拿出孫女小學一年級時用的習字簿，每天在醫院練習塗鴉。不久之後，總算能寫出還看得懂的字。
一九九五年正月，我在醫院度過。一月十三日出院。在醫院的生活長達五個月。
隨後，一月十七日，凌晨五時四十六分，我居住的神戶市發生前所未有的大地震。才出院不久的我，還是一個拄著拐杖的病人，完全無能為力。我只能在劇烈的搖晃下，茫然地躺著。家裡，四處散落著玻璃碎片。幸好我居住的六甲山麓，因地盤堅固，屋頂並未受到破壞。只是書櫃倒了，書齋進不去。
我的報紙連載排在遠藤周作先生的後面，而他似乎很早就完成了，所以，由其他作家以三部作品作短期的連載，我的作品於一九九五年四月開始，這是早已決定的日程。
我嘗試用左手寫作，一天能寫一張稿紙，而報紙刊登一回的分量不到三張。在入院期間我大約寫了二十回的分量。我稱其為測試版，請前來探病的編輯先讀讀看。
出院前，我已能一面用左手支撐、一面用右手寫。雖曾接受打字的特別訓練，但打字並不適合我的個性。
地震過後，我前往京都住了十天，而後在沖繩又住了五十八天，努力地做復健。
這部小說一開始，因為我腦溢血，所以用左手寫，醫院的藥水味、地震，以及前往京都、沖繩做復健等等，全都交織在一起了。每一天都是想忘都忘不了的日子，這些事都與這部作品緊密地結合。
連載期間，我又做了幾次旅行。十月，接受台北故宮博物院接待，我參加了故宮創立七十周年紀念典禮。從台灣返回日本前，曾到香港稍作停留。翌年，又前往香港、新加坡、彼南（譯注：Penang，位於馬來半島西方的小島，現在是馬來西亞的一州）旅遊。回家後，又前往中國，完成了第三次的敦煌之旅。小說連載快結束前，我遊歷了北京、杭州、廣州、香港。
每一次都是愉快的旅行。連載前，以及連載初期，儘管其間的遭遇很苦澀，但苦澀都因愉快的旅行而多少淡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我曾回台灣，做了幾年中學教師。如今，當時的學生都已過了花甲之年，隔了許久才見到他們，非常高興。而這些發生的事情，說不定也反映在作品裡了。
這部作品的基調是「興隆」，但到了忽必烈的時代以後，大異其趣，所以，元朝末年就簡單地敘述。
忽必烈的兒子真金如果不早逝，蒙古歷史的走向說不定會有些微的改變。元朝最後的皇帝妥歡帖睦爾，以順帝之名著稱，由於他的謚號是明王朝所追謚的，在北元（北走後的蒙古政權）則稱為惠宗。他自幼生長在高麗和廣西等邊疆地區，即使被迎入京而登上帝位，也沒有實權。但是，他是一個小說式的人物，情婦是高麗人奇氏，他本身則浸淫於漢文化中。《元詩選》裡有他的作品。
民間流傳著謠言，說妥歡帖睦爾是南宋幼帝的兒子。妥歡帖睦爾出生那一年，向元朝投降的「幼帝」已長大成人，五十歲了，所以，從年代來看，並非不合理。對於娶了蒙古的公主為妻、後來出家成了喇嘛的「幼帝」，也有各種傳言，若寫成小說，應該很有趣吧。而謠傳是他兒子的妥歡帖睦爾，據說沉溺於吐蕃的房中術。妥歡帖睦爾的兒子愛猷識里達臘是北元的第一代皇帝。
妥歡帖睦爾及周圍的人們，距興隆的時代已相當遙遠。應該把他當作在明朝第一代皇帝朱元璋的身邊群星之一來描寫。
我想，《成吉思汗一族》在蒙古最強盛時落幕，是恰當的。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於六甲山房
審訂人的話
開卷引人入勝，閉卷回味無窮
朱耀廷
擺在我們面前的《成吉思汗一族》，是華裔日籍學者陳舜臣先生的一部歷史文學巨著。全書共四部，近百萬字。這不僅是他幾十年歷史文學研究的結晶，是他個人辛勤耕耘、嘔心瀝血、盼望已久的成果，也是中日、中西文化交流與融合的產物，是世界各國、各地人民熱切希望早日看到的一部作品。我相信，將這部作品翻譯成漢文，既可以進一步豐富蒙古學、元史研究的文化寶庫，也一定會受到廣大漢文讀者的歡迎和喜愛。
本人作為遠流出版公司的一位老作者，一位多年研究成吉思汗、忽必烈的大學教師，有幸接受該公司實用歷史叢書主編游奇惠小姐的委託，負責對陳舜臣先生的《成吉思汗一族》進行了審訂，並對個別文句作了些修改。陳先生的小說從公元一一八七年十字軍自耶路撒冷撤退寫起，一直寫到元朝滅亡、北元建立的十四世紀下半葉。其時間跨度長達三百年，包括了通常所說的蒙古史、元史，又涉及到了金史、西夏史、宋史，以及古代畏兀兒、大理、吐蕃、西遼、花剌子模、波斯、欽察、斡羅思、伊拉克、敘利亞等中亞乃至歐洲的歷史。各地風俗不同，信仰有異，僅書中涉及的宗教就有中國?地土生土長的道教、蒙古草原各部信仰的薩滿教、自唐朝傳入中國的景教（即基督教聶斯脫利派），又有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喇嘛教）、中亞人信仰的伊斯蘭教各派，以及東正教、天主教等，可以說是地跨歐亞二洲，風俗無奇不有，宗教包羅萬象，人物三教九流。其人名、地名多數根據音譯，審訂起來難度相當大。為了完成這一任務，我先後參考了幾十部中文著作，包括中華書局出版的《元史》、《金史》、《宋史》，商務印書館翻譯出版的拉施德的《史集》（其他版本或譯為《集史》），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歷史大辭典》，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辭源》，內蒙古人民出版社翻譯出版的志費尼的《世界征服者史》，近年來中國大陸翻譯出版的《蒙古祕史》、《馬可波羅行紀》、《元代史》、《草原帝國》、《元世祖忽必烈》，以及本人寫作出版的《成吉思汗全傳》、《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傳》等。以上這些著作，就是本書審訂的主要根據。對於元史和蒙古史中的人名、地名，無論大陸、台灣乃至世界各國，至今還沒有一個統一的翻譯標準，但在中國大陸的學術界經過多年的研究討論，已基本上有了一個約定俗成的讀音和寫法。「讓懂漢語的讀者能夠讀懂、看懂」，是我此次審訂的基本指導思想。儘管我的校改不一定都十分準確，但我認為還是可以達到以上目的的。
審訂本身也是學習。通過校改《成吉思汗一族》，我的確學到了不少知識，同時也受到很大啟示。
首先，陳舜臣先生鍥而不捨、勤奮治學的精神不僅使我深受感動，而且值得世人學習與發揚。早在十幾年前，即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陳先生就下定決心：「對於將撰寫中國歷史小說當作職志的我而言，『成吉思汗一族』的時代，是我當仁不讓必須盡力解決的課題。」為了實現這一願望，他先是以尋找成吉思汗的墳墓為名，走遍了蒙古；然後又為了撰寫追尋造紙術傳到西方之蹤跡的《紙路》，走訪了中亞的塔拉茲（塔剌思）、撒馬爾罕（撒麻耳干）與布哈拉（不花剌）等地；一九九四年基本完成採訪任務之後，他準備開始寫作，但「天有不測風雲」，他突然腦溢血，得了半身不遂，右手右腳都不能動彈了。經過治療，幸好說話和記憶沒有發生大的障礙，於是他用左手練習寫字，包括一九九五年日本神戶大地震之後，他也一直沒有間斷練習與寫作。由一天的一張稿紙到三張稿紙，再到出院後恢復右手寫作，終於完成了一部「醫院的藥水味、地震，以及前往京都、沖繩做復健等等，全都交織在一起」的稿本，《朝日新聞》如期連載了。這就是我們今天有幸讀到的這部《成吉思汗一族》。人們常說：「每部著作都凝結著作者的心血。」對於近年來社會上廣為流傳的那些粗製濫造、東拼西湊的作品，本人不敢恭維，但陳先生的這部病中力作卻應該是當之無愧的！
其次，這部作品可以說是東西方文化交流與融合的產物。陳先生在〈後記〉中寫道：「想寫中國通史的人，在「元」朝之前停筆，是很平常的事。因為，成吉思汗上場以後的歷史，已超越「中國史」以外了。」作為一位華裔日籍學者，陳先生十足發揮了自己文字語言的優勢。為了完成《成吉思汗一族》這部歷史文學巨著，陳先生不僅認真鑽研了日本學者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成吉思汗實錄》，充分利用了日本學者多年來的研究成果；而且閱讀並準確地利用了波斯學者拉施德的《史集》、志費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以及大量的英文史料；還廣泛利用了《元史》、《金史》、《宋史》、《資治通鑑》、《蒙古祕史》乃至大量的漢文筆記、小說等。這本身就體現了中日、中西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從小說的內容看，作者主要描寫的是成吉思汗一族，隨著征服戰爭的發展，這一族人從蒙古草原走向了中國北方，走向了中亞和歐洲，後來又統一了中國，並曾東征朝鮮和日本，南征安南、占城與緬甸。三次西征、四大汗國，再統中華，數次東征、南征，當時的蒙古帝國的確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帝國，成吉思汗一族的確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征服者」。描寫與反映成吉思汗一族，就是在描寫與研究各種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就是研究當時的世界史。難能可貴的是，作者雖然寫的是以征服戰爭為主要內容的《成吉思汗一族》，但作者自始至終都盡可能地反映了當時的風俗民情、宗教信仰；作品的主角本來應該是以征戰殺伐為生的青壯年男子，但實際上起決定作用的卻是幾位善良的女性。作品一開場就描寫了一位出身乃蠻部、到西方朝聖的基督教徒瑪利亞，隨後又描寫了忽必烈的母親、虔誠的景教信徒唆魯禾帖尼，信奉佛教的來自金國的岐國公主，信奉景教的旭烈兀的正妃脫古思，由薩滿教改信西藏薩迦教的忽必烈的皇后察必，以及到西方朝聖的列班騷馬、景教總主教馬兒雅八剌哈三世馬古思等。她（他）們有的是當時事件的旁觀者、評論家，有的則是世界征服者的至親好友。實際上，這些人都或強或弱、或大或小地對歷史的進程發生了一定影響和作用。忽必烈兄弟的成長以及性格的形成自然與母親的教育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包括他們如何度過難關、奪取政權，如何處理某些軍國大事，不能不說曾經受到唆魯禾帖尼王妃的影響；甚至包括瑪利亞、岐國公主，在蒙古汗廷和忽必烈兄弟中也成為受尊重的特殊人物。作者這種精心的安排不僅體現了多種文化的交流與融合，而且給當時的殺伐與戰爭送來一股股溫情脈脈的清風，同時也增加了小說的故事性與可讀性。
第三，如何正確處理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係，可以說是歷史小說創作中遇到的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成吉思汗一族》對這一問題的處理是比較合理、比較恰當的。此書的主要特點是尊重歷史，從頭到尾如實反映了當時那個歷史時代，其中主要事件、主要人物甚至一些重要的故事情節都有歷史根據，有史料來源。包括不少對話都是引自《元史》與《史集》等。「無一事無來歷，無一事無根據」，是編寫歷史著作的基本要求。我們當然不能如此苛求歷史小說的作者們。但這部歷史小說卻基本上遵循了以上的原則，其材料來源和主要根據是《史集》、《元史》、《新元史》、《蒙古祕史》，還有中國、日本及世界各地的相關歷史著作。這正體現了這部小說的歷史真實性與可靠性。另外，此書雖然反映了作者的價值傾向，但作者還是力圖塑造一個個符合歷史真實的人物形象。對作品中的主人翁和主要人物，作者並沒有故意抬高，也沒有存心貶低，基本上沒有根據現代的需要、現代的觀點演繹古人。當然，作為一部歷史小說也不能寫成歷史教科書，更不能寫成學術論文，因此必須有不少虛構。《成吉思汗一族》的虛構，並不是隨心所欲地胡編亂造，不是「純屬虛構」，小說中的故事主要由歷史上已經發生的事和可能發生的事組成，是根據當時的歷史條件將一些人物與事件典型化。而藝術虛構的部分，也是基於對歷史上已經發生過的事件的大量掌握和歷史文獻的大量占有為基礎的。小說集中突出了十幾個人物、若干個事件，並努力創造典型的環境，創造故事情節、藝術衝突，甚至創造了不少文學語言。而所有這些創造，從歷史學的角度看來，在當時都有可能發生，但在歷史上並不一定都是真有其人其事。我認為，這樣做正是符合了藝術真實。
第四，這部小說分為《草原的霸主》、《征服中原》、《往滄海之道》、《斜陽萬里》四卷，從成吉思汗統一蒙古草原，寫到南下伐金、蒙古的三次西征；從忽必烈完成中國歷史上的第四次統一，寫到蒙古貴族諸王之間的戰爭、忽必烈的東征與南征，一直到元朝滅亡。可以說，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蒙古史和元朝史。通過這部歷史小說，讀者可以對這段歷史有一個大概的了解、大體的把握，這正是成功的歷史小說應當承擔的一種社會責任。作為一種文學作品，虛構與編造本來都是允許的，但我認為既然名為歷史小說，基本情節就不應該違背歷史真實。如果作者不惜通過以假亂真取悅於讀者，那就只能導致廣大讀者以假當真、以訛傳訛，這樣長此以往必然會產生不可估量的不良後果。陳先生的這部《成吉思汗一族》既有可讀性，又比較成功地避免了這一問題，這也是值得同行作家學習與借鑑的。更為可貴的是，陳先生並不僅僅停留在如實地介紹歷史上，還通過小說中人物的活動與對話，對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進行了評說和解析，從而更能引起人們閱讀的興趣，更能給予人啟發與思考。「開卷引人入勝，閉卷回味無窮」，應該說是這部小說又一特色。作者努力做到了人物的行為符合邏輯性，即在當時人看來是合情合理的，或者在當事者看來是有充分理由的。譬如寫到戰爭，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征戰殺伐了一生。但這並不是因為他們好戰，也不是因為什麼黃種人的本性，而是由於他們處在以征服戰爭為職業的階段，歷史逼迫他們不得不選擇戰爭。成吉思汗新婚燕爾，妻子就被搶走了，哪一個熱血男兒能夠忍氣吞聲呢？他聯合克烈部和札木合發動了對蔑兒乞部的戰爭，難道這是應該指責的嗎？四百五十名和平商人，被花剌子模邊將無端殺害了；要求引渡罪犯的正使又被對方的國王殺死了，副使則被燒掉了鬍鬚，受到人格的侮辱。為了維護國格與人格，難道不應該替商人和使者報仇嗎？這正是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的主要原因。正是為了對付古代的恐怖主義者──亦思馬因的暗殺集團，蒙哥才派旭烈兀進行了第三次西征；而為了統一中國，忽必烈才組織了二十萬大軍南下滅宋；為了維護元朝的統一與國家的穩定，忽必烈才不顧七十歲高齡，親自指揮了討伐乃顏的戰爭，等等。人們嚮往和平，厭惡戰爭。但對歷史上發生的戰爭也應進行具體分析，作為反映戰爭時代的歷史小說既不能一味宣揚戰爭的恐怖，也不能不分青紅皂白地對一切戰爭進行鞭撻與否定。當然，我們也沒有必要對古人發動的戰爭進行辯護與歌頌。小說通過瑪利亞、岐國公主、耶律楚材、忽蘭妃、唆魯禾帖尼、長春真人丘處機、列班
騷馬等，對某些戰爭提出了懷疑和批評，對某些蒙古將領的殺人過多等進行了否定。這是藝術的否定，但它卻體現了作者的愛憎與好惡。
再譬如對成吉思汗子孫內部紛爭的描寫，其中有爾虞我詐、你爭我奪，暴露了人性惡的一面；但從某種意義上又反映了進步與保守兩種勢力的不合與鬥爭。這種不合與鬥爭並不是來自於人們的個性，而是與他們的生活環境，他們周圍的同胞及戰友的追求、好惡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當描寫南宋滅亡時，作者如實分析了賈似道、丁大全以及南宋帝后的腐朽與無能，但也從某種意義上歌頌了文天祥及其戰友的民族氣節與反抗精神。
第五，歷史小說是否成功，關鍵在於人物性格的刻畫。《成吉思汗一族》在刻畫人物性格時，也注意了事物的邏輯性和歷史的真實性。比方說，對幾次宗教事件和與之有關的宗教人物的描寫，既反映了成吉思汗以來宗教政策的正確性，又反映了某些人物的愚蠢與缺乏人性。譬如乃蠻王子屈出律在用陰謀手段篡奪了西遼的王位之後，又強迫當地人民放棄了自己的信仰。成吉思汗的大將哲別正是巧妙地利用了這一事件，輕而易舉地打敗了屈出律。再譬如窩闊台、貴由死後，脫列哥那、斡兀立海迷失婆媳先後重用邪教人士，搞得政治黑暗、朝政混亂，最終導致了汗權的喪失。小說多次分析了成吉思汗的宗教政策是主張政教分離，即認為宗教世界與現實世界是不同的，不應該用宗教的主張與利益干預現實的政治。而另外卻有一些人主張，政教必須合一，由此又導致了不同派別乃至不同政權之間的矛盾與戰爭。朮赤後王與伊兒汗國之間的對立與戰爭，以及旭烈兀後王內部的爭奪與政變，實際上都與宗教政策有關。宗教與民族問題，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如何正確地解決這一問題，小說本身雖然沒有提出答案，但卻可以引起人們的深思與回味。如何對待好人與壞人，也是人物性格刻畫時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一般的文藝作品往往將自己的主人翁寫得完美無缺，而將主人翁的對立面寫得一無是處。《成吉思汗一族》對雙方的描寫都是一分為二，對最偉大的人物也是將他們作為一個普通人加以人性化的描寫，展示出其情感的複雜性；對於主人翁的對立面也要看到他們的優點與長處。譬如小說中的成吉思汗、忽必烈既有王者風範，又有普通人的心腸；既表現他們對社會發展所做的卓越貢獻，也表現了他們身上的局限性，包括他們的人性深處的弱點；既賦予這些歷史偉人一些理想主義光彩，但又沒有把他們神化。在陳先生的筆下，他們既有雄才大略，也有殘暴凶悍；既有廣闊胸懷，能聽取逆耳忠言，求賢若渴，善於化敵為友、羅致人才的美德，又不斷總結實踐中的經驗教訓，使自己的心靈得以逐步昇華──從而使他們成為一個有血有肉的、豐滿的活生生的人物。而對於他們的對立面，包括札木合、王汗（脫斡鄰）、海都、篤哇、乃顏以及南宋的賈似道等，也挖掘了他們的優點與長處，以及他們與成吉思汗、忽必烈對抗的理由等。
第六，小說全面反映了民族風俗與各地的風情。無論是歷史上已經發生的事和可能發生的事，作者都注意了要合於民族風俗。只有充分展示了民族性，才有世界性。小說涉及了幾十個民族，每個民族語言不同，服裝各異；各個民族都有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傳統。譬如蒙古草原結拜安答的形式，絕對不同於桃園三結義和日本人的結拜形式；蒙古人喝酒時先敬天敬地，然後才一飲而盡；騎馬行進之中換乘坐騎；對長生天的崇拜，凡事求助於長生天保佑；以及幼子守灶的傳統……，等等。而漢人、色目人又各有自己的信仰與風俗。唆魯禾帖尼王妃的聰明之處，就是注意尊重不同人的不同信仰與習慣，包括自己的兒子，她都不強制他們改信自己所信奉的景教。忽必烈較多地接受了母親的影響，形成了重視人才、尊重他人的優良作風，這正是他能夠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任何事物都有缺點與不足，這部小說也不可能十全十美、白璧無瑕。由於時間跨度較長，事件、人物較多，小說對主要人物性格的刻畫顯得不足；小說本身比較尊重歷史真實，但又顯得過於拘泥於歷史，影響了小說的故事性和可讀性；小說在談到宗教問題時，較多地肯定了基督教與景教，對佛教與道教則反映不夠，對伊斯蘭教的分析與評介似乎也有值得推敲之處；中國歷史上的第四次統一，與忽必烈尊儒崇佛、實行漢法以及儒、道、佛三教合流有著相當大的關係，小說對此似乎也反映不夠；文章中對同一問題解釋與說明重複過多，可能是因為報刊連載時怕讀者弄不清前因後果，現在印成一部書出版，則應盡可能刪改重複部分；大概由於翻譯的關係，不少文句還不太符合漢文的習慣，文章的優美性也受到了一定影響。以上見解不一定準確，敬請陳先生賜教。
對於本人在審訂中出現的錯誤和遺漏，歡迎廣大的讀者和陳先生隨時予以批評指正。
二○○三年二月八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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