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對於所謂「五年級生」的臺灣人而言,國家曾經是個既巨大又可怕的存在。因為體現國家權力的政府當局,不僅使用外裝近代性的法律威權,更操持著前近代性的泛道德綿密地控制人民,對於稍有越其軌道的行為與想法,會毫不留情地施予制裁的鐵拳。
一九八七年春寒料峭的時節,筆者獲得政府發給的「出境證」與東大的入學許可,離開臺灣出國留學。剛到日本的第一週,很偶然地在霞關附近看到示威的人群,首次感受到「人民的存在」,這的確是令人懷念的心靈悸動。隨著居住在日本的時間一久,逐漸發現這種「人民存在」,在當時美國雷根、英國柴契爾夫人、日本中曾根康弘構築的新保守主義鐵三角,官僚與資本家共享的國家權力面前,其實只是稀薄的存在,最初的悸動不僅是自己井底之蛙的少見多怪,而且那種悸動也隨著對日本社會的理解而消失。儘管同時期的臺灣與南韓,人民的力量已逐漸茁壯到與威權統治的政府進行抗爭,並且獲得一定程度的成果,加上柏林圍牆的倒塌與蘇聯共產帝國的垮臺,使得東西民主化的潮流激越澎湃。
相對於勇敢挺身對抗國家威權的鬥士,筆者這種心中縱有異議卻欠缺膽量說出的人而言,將研究的方向投射到國家的相關課題上,或許是一種自我寬恕的鴕鳥心態。無論如何,本書以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為研究課題,自認在動機的深層,確實有上述的心態並且帶點愧疚的歉意。
當然,對研究歷史的人而言,史料的有無與運用的便利與否,成為其研究取向的決定因素。無可諱言,近年臺灣與日本在公文書檔案的整理與公開運用等各方面,相對民間私文書而言,的確條件優渥,使得筆者的動機得以實現,這點也必須坦白承認。
本書其實也紀錄著筆者從學校畢業,重回學術象牙塔後的學習過程,特別是有關臺灣總督府檔案的學習。記得初次到恩師石井寬治教授研究室拜師,石井教授第一個問題就是詢問這份史料群的現狀。即使到了今日,臺灣的經濟學教育也未將歷史課程列為重點,當時筆者因而無法回答這個提問,不過卻開啟此後對這份史料群不斷的注視與學習,一九九四年春回臺之後,即參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與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共同進行的檔案目錄製作計畫。儘管臺日學術界對此計畫有著毀譽參半的看法,但是筆者確實經由將近十年與檔案原件的相處,並且從日本專家學者學習到許多專業知識,也發展了自己在這方面的想法,筆者是心存感激的。
最後,筆者想藉此對先父說出未及表達的感謝。父親是所謂「昭和一位數字」年代出生的新竹關西客家人,新竹高商畢業之後,原本接受臺灣總督府指令搭船前往埼玉縣工作,因預定搭乘的船隻遭美軍擊沉而作罷。父親與同年代出生的臺灣人皆經歷過戰前與戰後臺灣最艱苦的歲月,不過也如新竹家鄉山壁上綻放的百合花一般,是那麼堅毅且努力等待著春風的吹臨,謹將此書獻給先父煥文公。
黃紹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