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身體政治與批判的人體攝影論述
無論西方或非西方的攝影實踐，對人體這個主題的最大宗創作方向，長久以來總被窄化為女體攝影，或者其實只簡化為對年輕姣好之女性裸體的影像。無論保守方向的藝術攝影，業餘∕沙龍攝影的人體攝影概念，或者大眾媒介、廣告影像裡對人體∕女體的呈現或使用方式，改變似乎不大。當西方過去幾十年來，在人體攝影的題目上，有著大幅度且多元的進步實踐時，華人世界的攝影創作，仍相對地單調、停滯。消費性、業餘性的女體模特兒影像，在過去以來的台灣，和目前仍樂此不疲的中國大陸，仍是一種主導性的人體攝影操作。
John Pultz的《攝影與人體》，從理論與政治的向度，介紹了人體攝影論述在西方的多元實踐進程。這本書讓我們瞭解，當攝影裡的人體，被去脈絡地簡化為裸體或單純生理上的存在，而從政治與歷史時空意義中抽離時，那個去脈絡、去政治性的（女性）身體，其實依然有著「政治」效果：它是一個被主流價值或男性文化定義、規範的身體，並且這樣的影像，繼續牢牢地鞏固著此種僵滯的性別政治。因此，作者開宗明義的定位此書檢視人體攝影的角度：只要攝影呈現人體，就是在呈現一種權力關係，就有政治。
西方世界的攝影論述者，無論以影像或文字，勤於對身體進行思考與反省的原因，可能源於他們從文藝復興時期以來，即勇於注視「人」在宗教與世界中的位置和意義。這樣的內觀與省思，延伸至西方攝影藝術家在現代化的過程裡，深刻思考、陳述身體在工業化文明、消費社會、與男性文化霸權等各種語境下的位置，或處境。當西方社會裡的家庭意義漸次崩解，或身體在工作中異化、工具化，或人屈從、被收編於消費文化的巨大網絡裡，孤獨、斷裂的身體與人，要如何抵抗，如何救贖，在在逼著西方攝影藝術家思索。新的哲學思考與身體政治會從這裡發生，新的攝影藝術語彙，也會從這樣的問題意識中發芽。
華人文化的傳統內涵，比較沒有反省「人」看待自己在上帝前或世界中之位置的面向，而較多的是人在社會中對應的各種倫理關係。我們總是做為某個（家庭、宗族、國族）群體成員而存在著，而非個人意義的存在；對於思索個別身體的政治意義，遂缺乏動機與意願。人們似乎寧可集體地、渾然無機地活著。但是，長期深受西方現代性洗禮、以及西方大眾文化裡對身體意識之各種衝擊的東方或華人社會，使我們的身體，其實早已經是個又中又西（或不中不西）的混雜體了。這個雜亂流動、尚在發展形塑之中的身體，可以是相當有趣、充滿可能性的，但是恐怕我們無論如何不能迴避對它必須要展開的直接面對、思索、與陳述。既然當代華人的身體裡，已經早有（可能很大比重的）「西方」的成分，Pultz的這本書，就有了相當的參考價值。
《攝影與人體》的理論架構，是循傅科（Michel Foucault）的社會建構論與權力∕知識論，做為核心路徑，展開對西方人體攝影的批判性閱讀。傅科強調，啟蒙思想和實證主義的理念，被包括攝影在內的言說形式承續、發揚，並進而以攝影「客觀、理性」的觀看與提供的知識∕資料，當做正當化其社會控制權力的有效工具。這個理論被傅科派攝影理論家塔格（John Tagg）進一步展開論述，系統的研究了西歐與北美自十九世紀以來，在商業、司法、政府、與社工等各方面利用攝影再現，對人與身體所進行的監控和規訓（可參考John Tagg, 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 essays on photographies and histories,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8）。這個後現代∕後結構主義的理論路徑，使此書所介紹的人體攝影，不同於一般西方主流攝影史對人體攝影「經典」的選擇角度，讓讀者得以接觸一些較少被認識的、多元並陳的影像材料。
女性主義觀點的身體影像言說，以及與之相關的理論（性別論述、心理分析等），當然也是此書另一個明確的政治方向。一九七○年代以降的幾位主要西方女性主義攝影家，如史賓塞（Jo Spence）、雪曼（Cindy Sherman）、克魯格（Barbara Kruger）、戈丁（Nan Goldin）等，在書中皆有一定的著墨。她們的攝影作品揭示了，女性如何可以動人地陳述自己的身體，將它做為性別政治堅定有力的論爭戰場，與訴說女性情慾、日常生活、消費文化、生命困境的展演媒介。她們為自己的主體意義而展演，而非為男性的凝視慾望。與此同時的某些男同志影像，與男性身體的重新注視，也有提及。不過，女同志和酷兒的攝影實踐則在此書中缺席，就一份出版於1995年的書寫，這是一個比較遺憾的缺失。
作者以編年的方式，對西方人體攝影實踐，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末，概分為六個歷史時段，依序進行介紹。這樣的分法，有助於對不同之人體攝影創作發生之先後次序、以及同時期內不同之人體攝影方向或理念的對照瞭解。另一方面，按照線性時間的攝影發展脈絡，也可以讓讀者瞭解，人體攝影在西方的實踐，確實隨時間的推移，展現了開闊而進步的多元空間。不過，這樣的內容編輯方式，比較難從人體攝影之不同議題類別的角度，閱讀某種主題下的創作實踐，在過往與現今的演進情形。
例如，此書最後一章（自1975年起）有相當的篇幅，介紹前述性別政治觀點的人體攝影作品；但是在第二章（1850-1918）裡，主要的一節也介紹了當時的女性攝影家與女性題材。而且，例如維多利亞時期英國女性攝影家卡美隆（Julia Margaret Cameron）或哈瓦登夫人（Lady Clementina Hawarden）等作品中的女性，從當代英國女性主義攝影學者Lindsay Smith在《The Politics of Focus: women, children and nineteenth-century photography》（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一書的分析，是以不同方式對當時男性建構的攝影言說，進行著具有性別政治意涵的攝影實踐與挑戰。若以女性主義∕性別政治的主題將這些不同時代的攝影家的作品整理對照，或可在相關議題的發展上，有個更清楚的理解脈絡。
但整體而論，《攝影與人體》對華文世界的讀者，是一份極有價值的閱讀與參考材料。如我先前所言，它不僅僅是關於攝影，更是關於從攝影中對人體的諸種言說，如何可以讓華人文化裡持續被忽視、壓抑、或遮蔽的身體與個人主體意識，受到更多的啟發與鼓舞，從而甦醒過來。在遠流出版公司推出這份具有進步性的《攝影與人體》中譯本時，我推薦這本好書給對人體攝影、視覺文化、與身體政治有興趣的讀者，並藉此感謝譯者李文吉先生精準流暢的翻譯工作。文吉是我長期敬重的資深攝影家，對以攝影介入政治和歷史不遺餘力；他的翻譯此書，因此有著格外適切的意義。
郭力昕（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專任講師）
前言
近年來興起的後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認為，歷來視覺藝術呈現人體的方式需要重新評估。人體不再是取悅視覺的單純物體，或是天真無邪的官能宴饗，人體現在是激烈辯論的焦點所在。新興理論堅稱，在社會結構的核心，視覺藝術呈現人體的方式不僅是性行為規範，更是普遍的權力關係。因而，質問人體如何被藝術使用，要比進行風格與鑑賞分析更能獲得許多有價值的答案。
本書檢視攝影這個最現代的視覺藝術媒體如何呈現人體。一個半世紀以來，攝影一直是流通最廣的視覺傳播方式，在塑造現代人體概念的過程攝影也比其他媒體更有貢獻。本書探究人體的攝影呈現如何塑造與反映個人認同、性愛觀、性別和性取向等議題，以及權力、意識形態和政治等結構性議題。
後現代理論強烈反對一些重要的定義，例如「男性」、「女性」、或「人體」等範疇被假定為在任何文化、任何時期的意義都相同。這些術語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與不同的文化中各有其意涵。人體與攝影沒有任何既定的意義與任何絕對或不變的本質;相反的，各個術語的意義是由社會的、歷史的與文化的意涵所決定。因此，本書討論的人體從其各自的意涵加以闡述。多數攝影史視攝影本質為真實的、機械的、視覺的一門統一的學科，本書則認為自一八三0年代發明至今，攝影有了非常多元多樣的實踐。
攝影中的人體
本文以後現代理論為基礎，對攝影進行批判性的再檢驗，因而許多論點可能看似顛倒中心與邊陲的關係。文中重新衡量廣為人知的照片，並且介紹較少見的照片，穿梭於被定義為「藝術」攝影和「紀實」攝影的作品之間。本書捨棄視照片為個別物件、追蹤風格與技術發展的形式主義歷史觀，而採取多元的方法論，攫取上自馬克思主義下自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與拉康（Jacques Lacan）的心理分析的理念，乃至於引用人類學、文學、歷史、社會學和藝術史的方法。
本書在檢視人體如何被攝影呈現的過程中，把攝影從歷來用於界定攝影的現代詞彙的糾結中解套。攝影與現代主義是一起長大的;做為一項工業產品，攝影更是哺育現代藝術的工業化進程的代名詞。攝影也是興起於十八世紀主宰現代思潮的啟蒙思想的代名詞。啟蒙思想注重經驗主義，相信經驗——尤其是感官經驗——是知識的唯一源頭。攝影似乎是啟蒙思想的完美工具，有如人類的視覺般，機械地、客觀地、不假思想或情緒地提供經驗主義的知識。攝影的存在也為啟蒙思潮的合邏輯的個人或題材提供辯解。拍照過程中的一整個系列的相對關係——從照相機到對象、從鏡頭到底片、從觀察者到照片——複製出一個特權的、獨特的啟蒙思潮的主體位置：置身事外的觀察者自由地觀看某個對象或情景。
領先批判啟蒙思潮的法國歷史學家與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在其著述中提出一個方法以將攝影從現代主義的詞彙中分離出來。傅柯在他的著述中探討了十九世紀的社會機構：精神病學（見《瘋狂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醫學（見《門診的誕生》〔The Birth of the Clinic〕）與犯罪司法（見《紀律與懲戒》〔Discipline and Punish〕）。傅柯的結論是，這些原本應是自由自主的建築群實際上是精巧的社會控制手段。這些社會機構運作的社會控制，使他認定啟蒙時期自由的、獨特的個人是從不存在的神話角色。傅柯拒絕認定當代的人是「個人」（individuals），而稱其為「屬民」（subjects），以傳達他們臣屬於（與由之建構的）這些社會控制的程度。
傅柯發現控制的機關遍佈社會各處，他在著述中指出攝影是建立與維持權力的方式之一。他認為我們不是自由地在我們的控制之下使用攝影，反倒是攝影製造的圖像成為進一步控制我們的手段。
傅柯進一步肯定權力製造知識（反之則不然），而且沒有自由的個人即不可能有不偏頗的知識。相反的，所有的知識都是權力的產物，因為人人都臣屬於社會控制。在傅柯眼中，任何人都沒有可供客觀觀察的視點;一切有利的立足點都受到權力的影響。如果傅柯的知識∕權力關係論可被接受，那麼攝影所產生的知識不可能是公正、理智而中立的。那些知識與其生產方式構築了義大利共產主義理論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所稱的「意識形態機具」（apparatus of ideology）——統治階級用來建立與維持其文化霸權。傅柯與多位馬克思主義評論者對此立論已有過爭辯。
攝影術發明時正值整個歐洲與美洲處於社會嚴重衝突的年代，一系列的無產階級抗爭使中產階級與貴族們相信，他們賴以生存的資本主義制度亟需社會穩定機制。英國藝術史家與攝影家約翰．塔格（John Tagg, 1949）認為，攝影是十八世紀末革命之後出現的大眾文化的產物，首先是用以歌頌個人的存在，繼而成為社會控制的手段。
傅柯、葛蘭西與塔格的著述建議我們放棄這樣的念頭：攝影是為自由與自由主義的社會服務的客觀媒體。本書跟隨他們的步伐，不視攝影為無邪的工具，而是建構社會的主動手段。他們的論述促使我們將攝影看成是存在於社會內部的一系列權力關係——特別是性別、種族與階級——的複雜成分。這些觀念將主宰本書，不過將顧及個別文章段落的個別照片的情況而演繹。
第一章探討人體在早年的攝影呈現中，如何和權力關係與社會控制相結合。這一點可見諸執法、民族誌與監視的照片中，也出現在用於界定社會規範的罪犯與精神病患的照片研究之中。
第二章使用女性主義理論，透過錯亂的和看似「正常的」女性身體呈現，探究社會控制與父權結構的打造。
第三章先觀看美國攝影家拍攝的裸照，他們創造的裸體誘人又冷酷；之後觀看歐洲現代主義攝影家的作品，他們對人體的觀點不像美國人那麼的清教徒。歐洲攝影家期待後現代的解構行動，而在做人體攝影時揭露了整個後現代的過程。
在第四章，人體在二十世紀紀實攝影的傳統中被當作是社會失序的象徵來檢驗。在此傳統中，人體被用來對特定的意識形態打造象徵意義的反響。「紀實的」人體與顛覆早期現代主義、藉光學與化學的手法改變人體呈現的作品，是成對比的。
在第五章，人體以一種新的、可以被擺佈、操縱的創作意識進入新藝術的核心。實際演出的行動經常成為藝術品，而由攝影加以記錄。
第六章探討的攝影家使用高度純粹的現代主義形式主義的語言，以運用在較為自我意識的問題取向的題材上。在他們的作品中，人體具有社會關聯性，並切入拍攝當時清楚界定的社會論述中。這些作品顯然是政治性的，處理爭議性的性愛與自我認同的想法。這些攝影家多數演出預設的或是虛構的角色；他們拒絕尋找任何「真實的」或是「真正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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