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新故鄉動員令∕小野（知名作家、電影人）
我從游泳池爬出來，好好地沖洗了自己的身體，匆匆買了一罐黑松沙士和一個酸菜包，在趕往目的地途中當晚餐吃。爸爸生前最愛喝黑松沙士，媽媽生前最愛吃酸菜包，我用這樣簡單的晚餐隨時隨地想念著我的父母親。
還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每個人，或許都有自己獨特紀念自己祖先的方式（原住民稱之為「祖靈」），或許也有接受過對自己的故鄉土地付出積極行動的動員令。此刻，我接受到的「新故鄉動員令」是：「立刻趕到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底下，第二次的『不要核四、五六運動』在下午六點準時開始！」原住民女歌手巴奈（Panai）和她的搭檔那布（Nabu）已經主動從台東趕到現場，要參加這個由「我是人我反核」小組所啟動的公民運動了，我這次臨時被指派的任務便是介紹這兩位歌手出場。
星期五的下午六點正是交通最繁忙的時刻，司機踩著油門和煞車時都很猛，我喝了一口沙士差點噴了出來。不過這樣也好，這樣的感覺比較像是「緊急動員令」！在我們的設計中，這個定時定點的活動一開始由全聯先生帶現場的群眾做反核操，然後安排演講、演唱、劇場、文學朗誦等活動，最後有核溜拳比賽和公民論壇，所有的活動都是隨機應變，讓整個活動像是一個有機體，讓參與的人都有一種能影響這個正在發展的公民運動的成就感。
七點鐘。我介紹巴奈和那布出場，我先說了中正紀念堂在二十年前有九隻和平鴿迷路的故事，然後我表示這一年盡量不接演講；我接受這個「動員令」，讓自己只在這個自由廣場定時出現。巴奈和那布搭檔獻唱了他們最有名的〈也許有一天〉，當巴奈唱到「也許有一天，有一天能跟隨你的腳步，踏上遙遠的回家的路，讓風吹著你的長髮，讓眼淚盡情地流下，歌盡情盡情地唱呀，回家吧，回家」，那布用布農族的古調和布農族報戰功的方式，幾乎是吶喊和怒吼的腔調像是合音般搭配著巴奈的歌聲，在場五百多人都受到極大震撼和感動。布農族男人在報戰功時一定會提到自己的出生、自己母親的氏族名稱。那布的訴說中有一段是這樣的：「雖然我不曾隨著父兄出征，但是還好能回到故鄉，拿回泥土，請你還我土地，讓我們重建家園。」這正是巴奈和那布對自己族人所發出的「還我土地重建家園」的「新故鄉動員令」。
在台灣的每個人都可以發出自己的「新故鄉動員令」，也可以接受別人所發出的「新故鄉動員令」，這個概念當初是由「中國時報調查訪問室」向「紙風車文教基金會」提出來，雙方決定一起來執行。紙風車文教基金會在二○一一年的年底，完成了從二○○六年啟動的「孩子的第一哩路－－三一九鄉村兒童藝術工程」後，整個社會都期待著何時能有「孩子的第二哩路」。「新故鄉動員令」便是從這樣「第二哩路」的概念出發。吳念真和我輪流在「大魯文創」的《風聲網路廣播》的節目中，訪問那些留在自己故鄉默默推動著「維護故鄉自然環境」或是「保護傳統歷史和文化」的平凡百姓，然後透過中國時報和雅虎新聞專欄，分別報導這些動人的故事。
這些故事告訴了每一個生活在台灣的人，在自由民主已經有了基礎的台灣社會，千萬不要低估「一個人」的力量，也千萬不要輕視自己對故鄉的影響力。我曾經將這樣的觀念一再傳播給下一代的年輕人，我對他們說：「我們不能因為對權勢心懷敬畏，反而低估了自己的價值！要努力讓自己成為一個有力量的人，相信這個世界會因為有你的存在而更好！」當然作為上一代的我們，更應該以身作則、挺身而出！一年後，紙風車基金會也正式對外宣布，我們將展開七年更艱難浩大的「紙風車三六八鄉鎮市區兒童藝術工程」！另外，因為覺得許多偏遠地區單親隔代教養的情況很嚴重，有一群朋友決定成立「快樂學習協會」，為各地的弱勢青少年建立課後的「祕密基地」，進行課後的輔導課程。同時，紙風車的校園反毒戲劇表演也正在進行中。
反毒之後也要反核，於是從二○一二年夏天起，一個代號是「我是人我反核」的組織就這樣成立了。成立的原因，竟然是因為當時的總統隨口說了一句「沒聽說台灣有人反核」，於是我的朋友柯一正和吳乙峰很生氣，就發動一次在總統府前廣場上躺成一個「人」字的快閃行動。原本是幽默的表達，卻引來警察局開傳票的風波，引發電影界和藝文界朋友的公憤。憤怒如滾雪球般愈來愈大，我們決定加入今年的三○九廢核大遊行，於是有了每週一次的五六運動。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新故鄉動員令，或許這就是當初「新故鄉動員令」最希望的結果。毫無疑問，一個完全不同於過去、不接受任何政治力量介入的「新公民運動」已經開始了，而且年輕人將扮演推動這些活動時最重要的角色，它也即將改變台灣的未來。
序二
勇士昂首，腳踏寒霜∕吳念真（導演、作家）
有個朋友曾經半認真、半玩笑地描述了台灣百姓跟政府關係的「三階段演進」，他是這樣說的：「威權時代政府只要做任何事，小自造橋鋪路大到延長國民義務教育都是『德政』，百姓都被要求得感激涕零、恩澤永懷。」然而民主落實之後，選舉頻繁，支票亂開，百姓也開始要求政府無所不能、無所不在；氣象報告不能不準，颱風過後門口的垃圾最好馬上幫我清乾淨。
經過兩次政黨輪替之後，台灣的百姓終於慢慢看清，不管執政的是哪一黨，政府不但都不是萬能，有時候甚至還是阻礙、是負擔，而且百姓似乎也沒有比它笨，許多急迫的現象、急迫的困境要等它發現、等它規畫、等它解決，恐怕得等到「頭毛嘴鬚白」。所以，算了，與其遙遙無期地空等，倒不如我們現在就挽起袖子自己來。
朋友還加了註解，說有才能的人就是有遠見，人家張榮發先生早就告訴過我們了，有一回被問到「長榮發展的過程中，政府有沒有幫上什麼忙？」的時候，老先生說了一句名言，他說：「政府？政府只要不找麻煩，我就謝謝它了！」
年輕時有個朋友寫了一幅字讓我貼在宿舍的牆上：「不耐長年兮焦望，劍鞘嘎嘎兮清響，勇士拔刀兮昂首，腳踏寒霜」，多年過去，那幅字早已不知去向，寫字的朋友更早已棄文從商而且移民他鄉，但內容迄今難忘，原因或許是某些悲壯的詞彙或意象總讓青春時期的自己沉迷、耽溺吧？而再度想起龍飛鳳舞的這幅字，尤其是那句「勇士拔刀兮昂首，腳踏寒霜」，則是在閱讀《TAIWAN 368 新故鄉動員令》這本書的初稿的那個當下。
那些在錄音室裡和我長談過的許多人，他們的臉孔再度栩栩如生地出現在我面前；他們好像都有一個共同特色，無論男女似乎都眼神堅毅，有一種捨我其誰的力氣，彷彿就是當年我對那個拔刀昂首的勇士的想像。
可以和這些人相遇、相識，好像得先跟《中國時報》的張瑞昌先生說聲謝謝。
二○一一年十二月一個冷冽的夜晚，「紙風車三一九鄉鎮兒童藝術工程」在新北市的萬里完成最後一個鄉鎮的演出，原先計畫用十年時間逐步完成的夢想，沒想到卻因為全台灣民眾超乎想像的熱情催化，只用了一半時間，夢想就已經成真。
那個交織著感恩與不捨、笑容和眼淚的夜晚我並不在現場，而是在幾千里外的美國，正準備幾個小時後的一個演講。瑞昌也不在現場，他正在報社上班，但他忽然打了越洋電話給我，問我在「紙風車三一九鄉鎮兒童藝術工程」結束後有沒有新的構想？我說除了要償還許多贊助者的人情、除了要讓所有演員和工作人員好好休養一段時間，短期內實在不敢再有什麼構想，因為經歷這一次已深深體認，當初幾個人用一張嘴談出來的構想，最後卻得勞動無數的人披星帶月、流血流汗地去實踐，老實說，若有任何榮耀，都要歸於所有贊助者、演員和工作人員。至於自己，除了覺得虧欠之外，在那五年之中無時無刻都有一種深沉的罪惡感隱隱出現，虧欠或許還有補償的機會，但這種類似「一將功成萬骨枯」的罪惡感卻永遠無法釋然，所以……謝謝，我不敢再有任何構想。
不過，瑞昌似乎是有備而來，說他倒是有一個構想，說台灣許多鄉鎮裡其實有許多人都懷抱著和「紙風車三一九鄉鎮兒童藝術工程」一樣的夢想，單純地想連結眾人的情感和力量，為族群、社區、鄉里或整個台灣，在農業產銷、教育文化、社區重建、環境保護等不同的面向做出一點改變，而且很多人已經默默做了很多年，甚至達成一定的成果。
瑞昌覺得這些人和他們的理念、他們艱辛的過程和經驗都必須讓更多人知道，所以他和報社有一個計畫，希望透過報紙結合網路廣播，讓這些人、那些事可以逐一呈現。他說這些人已經結合了相當人數的情感和力量，如果我們可以連結這些人，那可能就是台灣一股正向的、強大的民間自主力量，是在當下普遍瀰漫著失望、頹喪甚至灰心、無感情緒的台灣一種可以激發眾人的熱情和精神。
他說：「田野調查和資料整理有報社的資源可以支應，至於老人家你，只要出一張嘴就可以。」主旨如此強大，而我所要承擔的分內工作聽起來並不沉重、繁雜，不答應的話，於公於私好像都說不過去， 於是在過去一年多的日子裡，我和死對頭小野先生分別和這些人見面、認識、長談。
我不知道小野先生的感受如何，對我來說，那絕對是一個無比震撼的經驗。《TAIWAN 368 新故鄉動員令》的這些人，無論是知名作家黃春明先生、因電影《賽德克．巴萊》而知名的林慶台牧師，或是之前你我從未聽聞過名字的所有人，他們都有著同樣特質，他們真正地把腳踩在鄉里的泥土上，一步一腳印地埋頭深耕。他們不求掌聲，不求一己的名利，他們不但不寄望政府關愛的眼神，甚至有人的工作是長期地和政府、財團抗爭……
我不知道他們的工作和經驗是否如瑞昌所說的，可以成為台灣一股強大的正向力量，但對我來說，一次的訪談就是一次的鼓舞，因為他們面對挫敗和困境時有著與我截然不同的態度，當我選擇逃避，他們在同樣的狀態下卻選擇改變。
我必須承認有幾次訪談過程，技術人員必須關機重來，因為他們某些故事和遭遇讓我無法回應，甚至一度哽咽而無法言語，但對他們來說，卻彷彿只是平常人的某件平常事而已。
這是他們的故事，我們只是轉述。
台灣不死，或許就因為在每個角落中都有這些不起眼的麥子。
序三
一份對土地和人民的堅持與承諾∕張瑞昌（中國時報執行副總編輯）
每個人都有故鄉，那是出生地，也可能是成長所在，但隨著求學、工作、服役乃至成家立業，在我們生命羈旅的過程中，有時，日久他鄉即故鄉，雖然原鄉呼喚依舊，但異鄉也會成為新故鄉。
我非常欣賞日本劇作家倉本聰，他在早期一齣跨越二十年時空的日劇《來自北國》裡，有一段關於故鄉定義的敘述，令人印象深刻。透過演員的詮釋，倉本聰寫道：「故鄉，就是那種離開之後開始思念的地方，而且離得愈遠、思念愈深。」
製作「新故鄉動員令」的初衷，多少也帶著一種回饋鄉里與守望人間的情懷，而這個專題的發想則和「紙風車三一九鄉村兒童藝術工程」的落幕有關。二○一一年十二月，整整走了五年的「紙風車三一九」在北海岸的萬里畫下休止符，那時候已經疲憊不堪的演出團隊，原先打算要好好休息幾年，而伴隨各地民眾熱情參與引燃的新文化運動，卻需要找尋新的動能延續下去。
找尋新動能的念頭最終催化了企畫新故鄉專題的構想，經由調查採訪室的多次開會討論，以及前任總編輯王美玉（現為《中國時報》社長）的全力支持，我們深感專題若仍停留在報紙，似乎難以滿足亟思朝跨媒體合作或數位匯流方向推進的企圖心。因此，《中國時報》和紙風車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李永豐帶領的團隊嘗試了「報紙＋網路電台」的跨域合作，先確立由調查採訪室負責遴選個案、文字記錄等作業，再邀來導演吳念真、作家小野主持訪問，透過他們妙語如珠的主持風格與解讀議題的深厚功力，串連起多達四十七個鄉鎮故事的年度專題。
「新故鄉動員令」是一次罕見而且大規模的媒體實驗，每週定期在空中、在報紙版面上與聽眾、讀者相會的訪談專題，不僅為偏遠地區、弱勢團體提供一個發聲的公共平台，事實上，也為民間和政府、地方和中央創造一個攸關社區意識、在地文化及公共政策交流的對話空間。一整年下來，從澎湖到蘭嶼，從新北的三貂嶺到高雄的小林村，關懷足跡遍及台灣頭、台灣尾。
在當前包括報紙、廣播、電視等主流媒體中，類似這樣長達一年以上又著眼於弱勢族群、公共議題的媒體跨域合作，無疑是屈指可數。藉由「新故鄉動員令」，我們得以看見城鄉差距所帶來的變化，也發現民間豐沛的生命力，那可說是台灣新的社會風貌，甚至也是台灣新的生命地圖。
二○一三年元月起，「新故鄉動員令」重組合作團隊，忙碌一整年的吳導、小野功成身退，由荒野保護協會榮譽理事長李偉文接棒主持訪談。正巧紙風車團隊也展開「三六八鄉鎮市區兒童藝術工程」，在另一場新文化運動同步啟動之際，我們結合「報紙」、「廣播電台」（目標為實現全國聯播）、「網路二十四小時實況錄音」的跨媒體合作，擴大了報導範圍和影響力。
過去一年的「新故鄉動員令」曾為採訪團隊贏得真善美新聞獎，今年四月又再度獲得金輪獎的肯定。其實，對每一個參與「新故鄉動員令」的時報同仁而言，得獎並不是重點，我們真正期待的是，那些發生在山巔水湄、窮鄉僻壤或是在喧譁都會角落裡的動人故事，能夠被看見、被關心，進而解決問題、找到出路。
如今，走了一年的「新故鄉動員令」終於集結成冊，然而，《TAIWAN 368 新故鄉動員令》這本書與其說是一次跨媒體合作的成果報告，還不如視為一份實踐在地關懷、創造公共平台的文化獻禮，並且承蒙遠流出版公司及諸多贊助企業的支持，在紙風車團隊展開「第二哩路」逾半年之際面世。
這是從故鄉出發的庶民之書，在日益艱困的媒體環境中，我們守著最後一畝田、一分地，從未忘記故鄉的初心，還有那份對土地和人民的堅持與承諾。
序四
挺立一個世代的堅持與價值∕廖嘉展〈新故鄉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台灣最美麗的風景，見仁見智，但如果說《TAIWAN 368新故鄉動員令》的這批人，是台灣令人動容的風景，我看是沒有人會反對。
一九九八年，我為當時的省府文化處籌辦「在地的花朵──台灣在地文史工作研討會」，在手工網印的海報上，我寫下一段話：「這是一個特別的行業，不論山巔或海崖，都有人為它出生入死；這是一個可敬的行業，不論是護溪流或衛古蹟，都有人為它大聲疾呼；這是一個可愛的行業，覓文化挖歷史，留紀錄建家園；邀您前來回顧一同走過的腳蹤，並展望未來」。
一九九八年，九二一地震的前一年，那是一個風起雲湧的年代。台灣歷經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各種街頭運動沉澱之後，社區逐漸成為社會轉型的基地，展現自我認同的搜尋與建構。從一九八七年新港文教基金會面對大家樂賭博風行所進行的社區改造到一九九四年美濃愛鄉協進會為反美濃水庫所延伸的社區社會運動等等，一個潛藏在台灣社會內部的民間力，通過文史工作，通過社區營造，瞥見社區作為一個社會運動基地的雛形。
一九九四年，當時的文建會提出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國家開始以政策面對勃興的社會力。當國家強調要社區居民由下而上思考社區的治理模式，其實也衝擊著長年以來執政者以透過地方農漁會、水利會、政治力等各種資源分配手段控制地方的統治模式，社區即進入價值錯亂、思辨與再出發的時期。
有些社區，因個別居民的覺醒、堅持與行動，投入了大量的時間，甚至進行資金與資源的募集，但他們卻同時得面對殘破不堪的家園，面對分崩離析的人際網絡，面對已喪失對自己土地信心的那顆心，甚至是面對國際化所帶來的壓迫。
遠處看來很美，實際參與卻很累。這是什麼樣的狀態？
台灣歷經日治、戰後的國府統治，從高壓極權到經濟快速成長，這對台灣人的人格養成、環境的變遷，都造成很大的衝擊。台灣的社會在短短的幾十年間，就要進化到西方資本主義的世界，同時得面對中國及國際化的壓力，在內部失調、人文及生態環境的敗壞下，生態環境及人文價值的復健是條漫長的道路。
由此，來觀看《新故鄉動員令》，就會有比較清晰的脈絡。
在國家缺乏治理能力的時候，尤其是地方政府幾乎失能的時候，我們可以發現，在生活的現場，有人從自救，從反抗，從倡議，進行鄉村生態、文化、社會福利的保護及發展。這樣的社會發展困境，在短期內並不會改善，尤其是國家的治理能力已出現巨大困境時。
這恰恰好呈顯了《TAIWAN 368新故鄉動員令》這批人的重要性──挺立一個世代的堅持與價值。
南方朔在一九九八年「在地的花朵──台灣在地文史工作研討會」，有場「我對台灣文化發展的看法」主題演講，一開始他就說：
「假設我們看整個人類文明文化的發展，全世界每一個國家，每一個社區，各式各樣的文化，它真正基本的動力都是社會下面的那一層老百姓或或是有不同意見的知識份子。這些人一直在下面推推推，推成我們今天社會的樣子。所以說我們作為一個少數的弱者、邊緣的讀書人、知識份子，事實上是沒有什麼可以悲觀的。」
他更指出，會選這樣一個角色來扮演，一定是腦袋當中有一種東西跟別人不一樣，並得為自己的選擇付出最大的努力。
他力陳，得比我們討厭的人還要用功，才有機會去創造我們所期望的一個文化或一個文明的生長點。「這個點是跟時代可以配合的，能夠打動別人的心靈、符合別人的需要……，只有付出足夠的努力以後，才能贏得所謂中心知識份子對你的注意，或者對你的畏懼。」
至今，南方朔帶著犀利眼神中深切地期盼與溫柔的告誡聲，仍深烙在腦海裡，他的話語更印證了《TAIWAN 368新故鄉動員令》這一世代人的努力，不僅值得注意與畏懼，他們更是我們這一世代人的驕傲。
社會的轉型是跨世代的人文工程，路途仍遙遠，但有你，我們不會孤單。
序五
走進偏鄉，給台灣一個新的生命∕嚴長壽（公益平台基金會董事長）
正當我準備走向另一段人生旅程，而回頭檢視自己的生命時，發現自己曾以觀光及會展等各種方式替代外交與世界做朋友，以文化提升台灣的人文素養，以建言針砭時政；雖然關心過、意圖改變過的事情很多，但當體力與時間都不允許、建言批判也不再是最有效的工具時，反倒該是要捲起袖子、放下身段，用心傾聽，做出示範性探路的時候了。
在此同時，我也觀察到幾乎所有的偏鄉都面臨年輕人嚴重外流，成為一個只剩下老人與小孩隔代教養的「中空社會」！這樣的問題雖不是台灣獨有，但當菁英們不願意返回故鄉的時候，這個部落或社區是沒有未來的，他們只能沿襲過去的方式繼續陷在問題的泥淖中，或任由政治力綁架而失去自主的能力。因此，我最終選擇從台灣偏遠的花東為出發點，因為它代表了台灣每一個偏鄉都會面臨到的問題。
當看到《TAIWAN 368新故鄉動員令》如此用心從台灣各個角落去發掘不同領域的朋友所努力的方向，我心中相當感佩。同時，我也很高興看到有許多朋友已開始回鄉實踐自己的夢想，這象徵台灣這個社會即將走向另一種生活文明，一個與時俱進珍惜地球持恆永續的新文明。
在華人社會、甚至亞洲國家中，台灣有幾項無可取代的絕對優勢；第一，台灣以原有的中華文化為根，經過不同歷史階段的歲月淘洗下，已萃取新的元素，揉合成一種最具深度的新台灣文化，它具有傳統中華文化的基底，卻也有自我孕育的生命。第二，台灣從極權統治走向民主社會，在知識份子的引領下，在宗教的護持下，最終走向民主、自由開放的環境，整個過程沒有發生激烈的流血衝突，這是一項很了不起的成就。第三，就是源自於中國卻深耕於台灣的宗教，成功而深遠地扮演了社會教育家的角色。
這樣的優勢源自兩股重要的力量，一是知識份子對台灣的影響，如傅斯年、殷海光等人形塑出知識份子須具備批判能力、正義感與社會良知的典範；另一力量則來自宗教家，台灣的宗教從單純祈求保佑平安開始，轉而教導人們學會如何面對無常的人生，培養自我修練的態度，進一步去關懷他人。這兩股體制外的重要力量，一直支撐著台灣在選舉等各種衝撞之間還能保持相對平衡。但無可否認，這些力量也逐漸在衰退中。足以影響輿論的批判不再具有深度、力道；年輕人不再重視宗教、而網路占據了他們大部分的時間；教育缺乏品德、美學等元素，只顧著用強背死記、補習及家教在考試與分數之間算計，如此用金錢優勢堆砌起來的成績，使城鄉差距愈拉愈遠，最終將導致偏鄉小孩永遠沒有競爭力。
作為一個時代的開拓者，我們在台灣經濟起飛的六○、七○年代奮鬥打拚，雖然辛苦，但那時的我們是在經營一個叫做「希望」的未來，而下一代的年輕人卻是在經營生活的「保障」，缺乏勇往直前的開創性！如果我們進一步認真地探究下一代子孫的處境，在高齡化與少子化的社會趨勢下，他們不但少了具有競爭力的產業支持，還要負擔沉重的老人福利，同時承受已經過度開發的土地與無可挽回的生態環境，也因此，他們所面臨的未來將會是「失望」與「絕望」。
當教育與文明沒有達到一定的程度前，往往開發與破壞就會走在前面。在這過程中，我們這一代必須承擔起責任。它是台灣現在必須正視的問題，也是台灣應該給自己與未來一個新生命的時刻。我認為台灣人應該把自己的目標定位在小康家庭，扮演一個有愛心、負責任、有素養、愛地球的世界公民角色，讓台灣成為亞洲的瑞士、丹麥或瑞典，相信這是台灣可以追尋的方向。放眼亞洲，也唯有台灣最有條件可以做到。
台灣已是一個非常有愛心的社會，每次的賑災募款都獲得國人的熱烈響應就是明證，如果要更提升慈善公益的深度，那麼台灣更可以在捐款之後，進一步思考捐「人」，也就是採取行動把自己的經驗捐出來、把自己的時間捐出來，因為許多公益光靠捐錢並無法解決所有的問題，這也是我實地走進偏鄉之後的發現，「公益平台」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成立，希望能整合各種資源共創一個更有影響力的永續社會公益。朋友們，就讓我們一起走進偏鄉，給台灣一個新的生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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