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茶葉是中國行走世界的通行證
這是一本以茶葉為主線的書，主要討論了這樣一個命題：為何英國以茶富強，而晚清卻因茶走向衰亡。
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在某種意義上，就清朝統治者自身利益而言，是一場茶葉戰爭。最初的問題是因為茶葉輸入英國造成英國白銀流失，為了扭轉這種貿易逆差，英國才向中國輸出鴉片。茶是因，鴉片是果，鴉片的輸入導致中國白銀的大量流出，為了保住銀子，中國才有了禁煙運動。
茶、銀、鴉片的循環，最終引發了一八四○年鴉片戰爭。
在這場戰爭裡，清政府無力還擊侵略者，他們拿起的武器只有柔軟的茶葉，企圖通過茶來制衡英國。英國人販賣的鴉片摧毀了天朝上國，但中國的茶葉卻締造了一個強大的英國，兩種物品在兩國的不同命運無疑是最吸引人的部分。
一八八八年，英國入侵西藏，這次又是因為茶。與一八四○年不同，這時候，英國人已經在印度開闢了大規模的茶園，自明代以來所構築的中國茶葉這道無形的長城轟然倒塌。英國人企圖用茶葉來分化西藏。自唐之後，飲茶成為西藏人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深知茶葉要害的英國人，希望通過對茶的控制，達到占領西藏的目的。
其實，明代嘉靖年間俺答汗為了茶葉而發動的數次戰爭，是一八四○年鴉片戰爭的預演。
茶、瓷、絲是中國對世界物質文明最卓越的三大貢獻，它們分別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影響了世界的經濟和文化格局，最終從根本上改變了全世界人民的日常生活方式以及生活品質。
絲綢是茶的柔軟外衣，茶被包裹、被纏繞，之後安詳地躺在精緻的茶盒中，當茶被取出來品飲的時候，便與甜美的瓷器發生了關係。
柔軟、堅硬、可飲製造出一個夢境，只要人置身於茶空間，便可觸及華夏三大物質文明帶來的高級精神享受。
傳統的茶文化研究中，茶已經被塑造成華夏帝國的最高美食形態，但言及茶對世界的貢獻，往往局限於茶對文化風俗的影響，少有從經濟、政治以及社會層面談及。另一方面，歷史研究者，又覺得茶過於輕盈，不值得大書特書。
然而，晚清卻製造了一個可以通過茶來談歷史的狀況。被史學界長期忽略的事實是，在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前後，茶葉所扮演的角色。茶葉不僅是晚清行走世界的通行證，也是全球化貿易最徹底的物質。茶運與國運是密切相關的。在茶葉貿易興起的時間裡，中國也是隨之興起。茶在英國、美國的發展軌跡一樣如此。十七至十九世紀的三個大國，其興衰都與茶有著密切的關係。
一八二○年之前，中國依靠茶葉等貿易物品，GDP一直排在全球第一，是西歐十幾個國家GDP的總和的三倍。正是有茶葉這樣的硬通貨，晚清才得以立足世界，吸引全球的貿易者。也因為如此，才有晚清知識界和政界的「以茶制夷」，茶葉戰術表面上看是貿易制裁策略，是一種缺乏遠見的迂腐之論，但從文化的角度去考察，又會發現其有著悠久的歷史。
茶葉是攻城掠地的一把利器，它可以迅速捕獲那些遠在萬里之外的人群，讓他們一喝就上癮，不得即病。茶葉也是中國的一道無形長城，它可以禦敵於國門之外。
從這個意義上說晚清的衰落，不在其閉關鎖國，也不在其不思進取，而在於茶葉文明的衰落。中國經濟衰落的同時，正是英國在印度茶葉的幫助下崛起之時。
布勞岱（Fernand Braudel, 1902-1985）在《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Civilisation materielle, economie et capitalisme : XVe-XVIIIe siecle）中認為，任何一種凝聚著文明成果的作物都使種植者受它的奴役。這幾乎是文明世界的特徵，任何一種文明都需要奢侈的食品和一系列帶刺激性的興奮劑，十二、十三世紀人們迷上香料和胡椒，十六世紀出現燒酒，然後是茶、咖啡……
就像安德森（Eugene Newton Anderson, 1941-）在《中國食物》（The food of China）和麥克法蘭（Alan & Iris Macfarlane）在《綠色黃金：茶葉的故事》（Green Gold: The Empire of Tea）中指出的那樣，茶在中國的流行，與其物質文明有著莫大關係。宋、明和前清時期，中國領先世界，茶葉由此開始影響世界文明。十九世紀的英國，同樣借助茶葉成為「日不落帝國」。大衛．柯特萊特（David T. Courtwright, 1952-）在《上癮五百年》（Forces of Habit：Drug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裡，更是從茶中看到世界權力的交替，茶葉無疑在世界權力領導者更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稍後因為茶葉崛起的美國同樣成為世界霸主。小小茶葉重塑了世界的權力格局。
臺灣版序１
情要用水調∕周重林
茶葉可大可小，小的是愛好、性情、習慣，它出現在家庭的不同位置，有著不一樣的意思。在廚房裡，它是柴米油鹽的元件，在書房裡，它搭配琴棋書畫，在客廳裡，它體現出有朋而來的喜悅；在曠野與墳頭，茶與祖先魂靈共在；在廣場，茶會滋生出令統治者恐懼的話語；在佛堂，茶與智慧並存。而當茶一旦與國家、民族發生關係，就賦予了茶非同一般的意義。
這些，不能混為一談。
茶的際遇，因人而異。
倘若李易安出現在廚房而不是書房，就不會有猜書喝茶之典。當廚房與客廳分離，生活也發生了實質的變化。物隨人性，到最後，那片寫於破國家亡後的〈《金石錄》後序〉成為肝腸寸斷的文字。
朱權在家建造一個茶灶，菊翁就找上門來。茶獲得獨立空間後，釋放出巨大的能量。為了茶，需要上佳的水與上乘的茶具。然後，去購置配得起茶具的家具，之後發現需要一個空間來安排這一切，在裡面掛上字畫，陸羽像也好，盧同詩也罷，總是不可或缺的物什。
接著為這個茶空間命名，用好的材質來雕刻。萬事具備，終於等到一個好天氣，醞釀多日的邀請名單也草成。狐朋狗友面前需要顯耀，高士佳人更需點綴，文房四寶備齊，琴棋書畫有戲。自此，茶才得到完整表達。
從一葉草木，到一方泥土，再到透著清香的木材，清冽的泉水，可心人，舒適的環境，構成了明清以來的茶空間與茶情調，延續至今。
王艮說，百姓日用即道。茶為道，在其日常，隨處可見。水讓茶有了溫度，茶讓器皿有了生命。情要用水調，那些閃爍的詞語，那些光焰萬丈的指向，總結得來。儒家說，溫潤如玉，如是。溫文爾雅，如是。不溫不火，如是。即之也溫，如是。釋家說，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陸羽解放出的茶道，就在其中。
而茶葉的域外故事，我們瞭解多少？茶對英國文明的重塑，對美國的影響，在叢林法則的年代，茶葉以其柔軟的身姿征服了地球上最強大的幾個民族，而輸出茶葉的天朝上國，卻因為茶葉走向衰亡之路，在大談資源戰的今天，我們終將獲得何種啟示？
《茶葉戰爭》是一本探索之書，有疑問，有判斷，有描述，也有結論。最重要的是，是重視茶在歷史中的位置，小小的葉子為何具有如此神奇的力量？
臺灣版序２
因緣際會，一段茶葉往事∕太俊林
一九九五年，我到雲南茶葉進出口公司深圳分公司工作，從事普洱茶出口業務，從此與茶葉結下了不解之緣。之後的二○○○年，從省茶葉公司出來創辦了自己的企業──深圳永年茶葉有限公司。二○○五年收購普洱茶廠，組建並恢復了雲南普洱茶廠有限公司。至今，在茶業界已混了十七八年。對於茶業界來講，我是新丁，但對於普洱茶來講，我算得上是走在前面的人了。正是因為普洱茶這一特殊的茶類（在以前一直被視為新品種，不能登大雅之堂，不能和紅茶，綠茶平起平坐。它發展的最晚，作為現代普洱茶來講它又是經歷時間最短，因此高度濃縮了中國茶葉的發展進程。）通過它我得以窺探整個中國茶業的發展，瞭解其歷史現狀。
所以對我來說，我首先是一個茶商，而後做了企業，現在把自己歸為「茶人」一類，在中國做茶商、茶企或者茶人，有時是尷尬的。一方面我為自己出身的正流而驕傲，因為我們是中國人做中國茶。這在中國茶企與外商打交道的過程中表露無遺。但同時我們又是自卑的，正如報導〈七萬家中國茶企抵不過一家立頓〉。而當外商拿出各種標準，各種規則時，我們便無言以對了。這是我們茶業界面臨的共同局面，是每個從事茶業的人從一開始接觸茶葉就應該反思的責任和義務。
中國茶人的這種尷尬放大到整個行業產生了兩種心態。一種是自視過高，因為傳統而因茶自封，裹步不前，一切傳統的突破均被視為異端不能接受，認為立頓沒什麼了不起，是紙袋茶的代名詞。殊不知立頓是一個偉大的企業。我們且不說它的文化，它的茶葉，從它對整個茶業界的貢獻來講，它已是無人能比的了。它的袋泡讓全世界喝到了紅茶。這如果用我們中國功夫紅茶來講，是不可想像的。
這從我做普洱茶來講體會更深，我是從傳統的餅磚沱做起，有生產，有倉儲，有外貿出口。現在國內國外都在銷售。但當我的普克誕生後，依然碰到這樣那樣的阻撓和非議，認為這是把普洱茶做壞了。
一些人的心態是自視過低，認為茶無非就是一片樹葉，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做。這樣就造成了現在的混亂局面，標準低，門檻低，行業混亂。我們開玩笑說任何一個茶農當他什麼都做不了的時候，他可以開一家茶葉店。任何一個茶農，今天還在山上採茶，明天就可以變為茶廠老闆、茶商去城市做銷售，這從我們整個茶行業從業人員的狀況都可以看出來。這就是現狀，又無奈又可憐。
我與周重林認識於二○○六年，當時他參與創辦了《普洱》雜誌，並做了主編。我們一同跑茶山，跑市場，一起探討，爭論各種茶界問題。每逢春天我們一起相約去茶山，自己定位為「頭腦風暴」，許多構思都付諸成為現實。我從傳統茶轉入到袋泡普克茶，正是希望從科技、從方便層面來為新的茶葉之爭打下基礎。
二○○七年，我約周重林去香港探尋百年老店，老茶人。因為香港做茶的歷史具有傳承性，一個家族幾代人都在做茶。當時就有一個明顯的感覺就是國內茶業界對茶葉的認識有不到位的地方。茶葉行業在國外是一個了不起的行業，而國內卻不這樣認為。因此就產生了寫這樣一本書的想法。想說明什麼問題呢？就是茶葉可以很小，它就是一片樹葉，但它也可以很大，大到可以改變一個國家的命運，歷史的進程。希望通過這本書拋磚引玉，使茶人茶商，乃至社會對茶葉有足夠的重視，這是最重要的。
言及老茶人，臺灣的李拂一先生（一九○一~二○一○）一直是我所敬仰的泰山。他不僅茶葉生意做得好，學問也做得好。可以說，沒有李先生的努力，雲南普洱茶商業、文化構建都將成為不可能之事。一九三八年，李先生創建佛海（猛海）茶廠，實業救國，捍衛了中國的茶葉邊疆。今天，在市場上還在流通的許多雲南普洱老茶，有許多都是經過先生之手，流入香港、馬來西亞、泰國等地，讓我們見證了茶葉的時間奇蹟，宛如先生一○九歲的罕見高齡──他已經突破了一○八歲的茶壽。
茶葉有著旺盛的生命力，從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到現在的資訊社會，都有著無數擁躉，有點不管社會有多發達，茶都容顏未改的姿態。但沒有文化，茶只是葉子，發展茶業，文化必須先行。
《茶葉戰爭》只是我們計劃中的一部書，我們期望，在盛世可以重振中國茶，讓中國茶重新奪回丟失已久的話語權，這顯然需要學界和商界乃至政界的一致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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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一口氣讀了三本與茶葉歷史有關的作品，分別是台灣作者陳玉慧寫的《幸福之葉》、美國作者莎拉．羅斯寫的《植物獵人的茶盜之旅》，以及由中國現代茶葉專家寫的本書《茶葉戰爭：茶葉與天朝的興衰》，分別從三種不同角度不同時間以及三種不同態度來看清末中國茶葉的興衰。本書作者周重林是雲南大學茶馬古道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另一個共同作者太俊林則是雲南普洱茶廠有限公司董事長，背景屬於專業學者與業者，所以讀起來便和陳玉慧的文學角度、莎拉．羅斯的歷史角度相當不同。 背景依舊是當年清朝與西方之間由茶葉出口導致的大量出超開始談起，前半段主要圍繞在兩場與茶業有直接與間接關係的戰爭-鴉片戰爭（1840年）與英國西藏入侵戰爭（1888年）。 書寫的口吻接近報導式，讀起來比較像歷史教科書，戰爭背景、經過以及兩場戰爭中與茶葉有關的史實，後面三分之一的文章轉到中國自古以來與茶有關的種種歷史，除了陸羽茶經的敘述之外，篇幅偏重在軍事政治上頭，且隱隱約約地有著宣傳意味存在。 比較值得一讀的是英國如何在印度阿薩姆省的大吉嶺開墾種植茶樹的經過，以及英國從茶葉進口國一躍成為出口國的過程，也帶到印度茶引進中國西南省份所引起的政治經濟的衝突。 就知識性而言，本書誠屬中規中矩的茶葉歷史書，但就閱讀樂趣的角度而言，比起《植物獵人的茶盜之旅》和《幸福之葉》兩本書，本書讀起來比較枯燥不具生動性，且字裡行間隱約有大中國主義思想在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