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制度是中國古代歷史的一大創造,是對政治學理論和政府管理實踐的重要貢獻。
中國古代發展出了完備的、歷史悠久、超級穩定的文官制度,堪稱世界之最。很多朝代更替,與其說是王朝興替,倒不如說是「換皇帝不換官僚」──皇室家族變了,文官集團及其制度雷打不動。它有利於社會穩定、有利於政治智慧的傳承,對歷史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在實踐中也產生了一些糟粕,比如對官本位思想的助長、消極的為人從政思想等等。幾千年的制度流弊不可能一朝一夕得到解決,千百代人積累的政治智慧、制度精華,如果不及時總結和認真學習,卻可能毀於一旦。好在,歷史是不斷進步的,隨著讀史熱潮的興起,對官制史的解讀也成了熱點之一。
那麼,中國古代文官制度具體有哪些內容,古代官吏如何工作和生活,又有哪些樂趣和哀愁呢?進而,從古代官吏的職場經歷中,我們能發現中國歷史哪些規律性的東西呢?本書就是梳理這些問題的通俗讀物。需要說明的是,書中「官吏」的概念並不局限於有官職有編制的人員,而泛指那些能夠行使公權力的人員。古代人要行使公權力,有四種方式:當官、為吏、入幕府、做差役。以上四類人,都屬於「官吏」的範疇。本書著重寫正式官員的同時,也涉及後三類人,特此說明。
作者簡介:
張程,青年學者,畢業於北京大學,研讀政治學、外交學。著有《泛權力》、《禪讓:中國歷史上的一種權力遊戲》、《奪宮:中國歷史上的宮門之變》、《脆弱的繁華:南宋的一百五十年》、《一步之遙:中國皇太子政治》、《大謀略:三國外交智慧書》、《微博晚清民國史》等,另有譯著、編著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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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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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門口是一個奇妙的地方。站在衙門口往裏看,可以看到官場百態,看一個個官員粉墨登場;站在衙門口朝外看,可以看到市井炎涼,看社會如何圍繞著衙門運轉。看不懂沒關係,所謂「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在衙門口看到的一幕幕,保管精彩。說不定,一不小心看到了不該看的,就會連累「衙門口」成了一個「敏感詞」。
現在,我的老朋友張程就選擇站在衙門口,對著讀者諸君大談特談古代衙門和官場中人。他談了衙門和官吏的方方面面,大到王朝的官制,小到官員轎子的規格,每個方面都獨立成章,又在邏輯上緊緊相扣,最後組成了這本很好看、很耐看的書。書名就叫《衙門口》。這裏面的內容,表面上都在談古代官場,談古代官員的工作和生活,實際上,它在談衙門在古代社會的巨大影響,在談古代中國人對官場的追捧和無奈。
一開卷,《衙門口》就直言「科舉考場通向官場」,古代社會對科舉的癡迷就是對官場的癡迷,接著分章節介紹了古代人該如何進入官場,進去後怎麼生活、怎麼工作、怎麼退休,以及退休後的待遇和晚景。把這些內容串起來,就是古代官員的一生了。之後,書中闢出三章,介紹在衙門裏流傳的「官場病」、「衙門規律」和從古代筆記、小說中挖掘的官場案例。如果哪位讀者設身處地,把自己嵌進去,說不定能過一把在古代當「官老爺」的癮。
我以前看到過不少講古代官場的圖書,其中多數是浮躁的出版商找人拼湊或者「編著」的,內容不忍細看,更不能當真。也有一些是象牙塔中的先生們的大作,一寫出來就準備束之高閣,或者當做「著作等身」中的一本的。多數讀者看不懂,也看不下去。但是,張程這本書不同,既通俗又不失嚴謹,既扎實又不枯燥晦澀。張程是北大政治學科班出身,又是近年來頗為活躍的青年歷史作家,寫的東西有學院氣,又照顧讀者的閱讀喜好。他不是為了寫衙門而寫,而是想把衙門寫好,把衙門裏的古人寫活,從正史、野史、趣史中拉出了不少有趣的人和事來搖旗?喊,來說服讀者、吸引讀者。
看了〈後記〉,我才知道,在這本書中,「正史與小說、典故與白話、權力鬥爭和制度變遷、政治史和社會史並肩而立,讀者們可以穿梭在達官顯貴、下僚小吏、落第士人、隱士僧侶甚至市井小民中間,徜徉在不同的朝代和琳琅滿目的衙門之間。」我特意閉上眼睛回顧了一下剛剛瀏覽的內容,還的確有那麼一點「徜徉」在古代市井中的味道。
這趟「徜徉」的感覺是沉重的。衙門制度(官僚制度)是我們歷史的一大特產,這個制度的弊端和成就一樣明顯。「腐敗就是政治的頑疾,像癌症一樣無法根治」、「官衙的後門直通造假工廠的正門」、「論資排輩的升遷環境,也迫使官吏們要少做事、少出錯,爭取『無災無病到三公』」、唯上和圓滑的古代官風、戀棧不去的老官僚等,無不指出古代官場的弊病。而種種官場病態的集大成者就是彌漫中國社會的「官本位」思潮。由此,這本書深入到了社會層面。張程從社會史的角度看中國歷史的變遷,這也是現在歷史圖書的一大寫作趨勢。
我建議那些有意於衙門人生的「有志青年」,在急著往衙門裏面扎之前能夠站在衙門口,看看古代官場的生態和市井炎涼。
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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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試閱
第一節 科舉還算是個好東西
知識分子面臨的首要問題是什麼?是如何實現個人價值。讀書人空懷滿腹經綸,徒有一腔抱負,實現不了,只能發發「懷才不遇」、「馮唐易老」的感慨,於人於己都無益。現代人實現個人價值的途徑很多,可以經商致富,橫跨農工商各業,用金錢來衡量自我價值;可以投身藝術,在歌舞、書畫、戲曲等領域裏馳騁,張揚個性,追求精神滿足;還可以教書育人,在學術殿堂中著書立說乃至開山立派。然而,古代讀書人的途徑很窄。你去經商,官府對你徵收繁重的稅賦,將你視為不穩定的低等階層,老百姓則認為「無商不奸」,把經商致富的人視為「暴發戶」、「為富不仁」;你去做工匠、畫畫賣字或者作曲唱戲,別人視你為賤民,和乞丐同流,還要連累得子孫後代都抬不起頭來;你去教書育人做學問,可官學都是政府興辦控制的,裏面品級森嚴,儼然一個小官場,去教私塾則要仰人鼻息,為生計奔波,很難安心做學問。於是,古代讀書人可選的道路幾乎只剩一條:做官去!只有做官才能獲得施展才華的平台,才有可能讓理想化為現實。
有人說,我不當官,我去做和尚道士,或者歸隱山林,總可以吧?且不說大多數的人達不到出家或者歸隱的境界,就算達到了你也還要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要官府的人承認你的身分,給你發個度牒,不然的話你就是「野和尚」、「遊方道士」;一個是解決吃穿用度的物質基礎問題。晉末的陶淵明是讀書人歸隱的先驅、千年聞名的隱士,可除了最初的三四年光陰,陶淵明歸隱的大部分時間生活窘迫,最終在飢寒貧病中死去。沒有「阡陌縱橫」的經濟基礎,世外桃源只能是個傳說。在古代,出家和歸隱更多的是讀書人自我炒作、自抬身價求官的終南捷徑。
所以,古代讀書人如果不想蹉跎一生、無所作為,就必須去做官。士(讀書人)和仕(做官)合二為一。儒家宗師孔老夫子就在仕途上孜孜以求,三日見不到君主就有惶惶不可終日之感;亞聖孟子更是大呼幫助君主治亂平天下「捨我其誰」。孟子進一步說明:「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也。」(《孟子‧滕文公下》)比兩位聖人晚些時候的蘇秦刻苦學習,留下了「刺股讀書」的典故,應該說學識淵博、能力出眾,但長期沒有官做,生活窮困潦倒,「羸滕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連父母兄嫂都不理他,真可謂是孟子所說的無地流民、亡國諸侯。待到遊說諸侯成功,蘇秦身掛六國相印衣錦還鄉,父母張樂設飲提前走了三十里地迎接兒子。嫂子更是匍匐在地長跪不起。蘇秦問嫂子:「大嫂,你為什麼前倨後卑,態度反差這麼大?」嫂子回答:「因為小叔子現在做了相國,地位尊貴,有萬貫錢財啊。」蘇秦不禁感歎:「讀書人貧困的時候,父母不把你當兒子看;發達了以後親戚都來巴結你。人生在世,權勢地位的力量真是強大啊!」有沒有做相國,並沒有影響蘇秦的學問才能,但決定了蘇秦的生活境遇,決定了他能否實現心中的抱負。秦漢以來,做官更是成為衡量讀書人貴賤榮辱和人生價值的唯一標準,成為他人對待讀書人最主要的考量因素。
讀書人全往仕途上擠,那麼什麼樣的人才能當上官呢?
最初的官位是世襲的。一個人的家庭出身決定了他的政治地位,王公卿士世代壟斷官職。平民子弟想要躋身官場就必須付出極大的努力,建立驕人的功績。西漢之後,征辟制興起,成為世襲制的補充。朝廷可以徵召地方賢才,官員可以薦舉孝子廉吏做官。征辟制為官場選取了部分德才出眾的官吏。但這樣的操作缺乏透明度,征辟的標準操於權貴之手,得官的人數也很少,對改變平民子弟的政治地位幫助不大。征辟制到魏晉時代被九品中正制代替,人才被分為上中下三等九個級別,分別授予官職。權貴家庭把持評定,相互攀附,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局面,形成了變相世襲的門閥政治。平民子弟的入仕途徑依然窄小,改變社會地位的可能性不大。權力壟斷官位分配,導致大批身體羸弱、不識五穀、畏馬如虎的世族子弟二十歲就能登殿入閣,而普通人家子弟即使才能出眾,年過三十也僅可補為刀筆小吏,從底層做起。這是不公平的,也不利於政治體制本身的新陳代謝。
在這樣的背景下,隋唐科舉制的橫空出世,無疑是歷史的進步。科舉開放了政權,摒棄了種族、出身、地域、年齡、財富等外在因素,只考量個人學識,允許所有人自由競爭 。所有想做官的人,只要能通過統一的考試就能入仕;相反,即便是王侯子弟,通不過考試也只能做一輩子平民百姓。這就排除了權力因素的干擾,限制了既得利益集團,在理論上實現了公平公正。同時,考試剔除了那些不學無術的紈褲子弟和碌碌無為的庸才,能為政治體制補充高質量的官吏。這對政治體制的高效運轉和長遠發展是有益的。所以,科舉制設計秉承的公平公正原則和擇才而用的做法,相對之前各項入仕制度有著巨大進步。
從誕生到一九○五年的一千三百年間,科舉制在中國雷打不動。皇帝可以換,王朝可以變,甚至占統治地位的民族也在變,但開科取士的做法幾乎沒有變過。可見科舉有它存在的理由。它以開放的姿態,高舉公平公正的旗幟,給予所有人入仕的希望。希望在,夢想就在,就有大批人甘願困守其中,支持這項制度。
然而,科舉制在發展過程中產生了嚴重的問題,最終將自己逼上了死亡的懸崖。(一九○五年,科舉制被廢除了,但公平公正、擇才而用的考試用人制度並未廢除。)
首先,科舉制在歷史長河中所附著的越來越多的技術性規定,侵蝕了擇才而用的制度內核,日漸偏離選賢用能的初衷。每一項制度設計的理念總需要具體的規章細則去落實,總需要配合時局、人事等各方面的變動而調整。這便產生了種種技術性的規定。這些後生的技術性規定會逐漸擺脫人們的控制,沿著自身的邏輯獨立發展下去。幾百年後,人們回頭看看某項制度,總會發現它和最初的設計並不吻合。具體到科舉上,它後來發展出的眾多規定中最受人詬病的,對它傷害最深的就是「八股取士」。
早期的科舉,考試文章允許自由發揮,並沒有固定要求。這就使得評判考生文章優劣的難度增大。考生的觀點、行文習慣以及文章體例不同,考官們的標準也不同,總達不到人人滿意的效果。總的來說,文辭華麗、行文流暢又有家學積澱的文章比較受歡迎。這種百家爭鳴、沒有統一標準的局面到明太祖朱元璋時期得到了逆轉。朱元璋是從社會最底層打拚上來的草根皇帝,講究實用且帶有較濃厚的平等思想。據說他主持科舉考試和聽取大臣彙報的時候,總覺得儒生出身的大臣們寫的文章華而不實、言之無物,堆砌的文辭和密集的典故讓他抓不住重點。於是朱元璋萌發了統一文章體例格式的念頭。也有說法是之前的科舉考試有利於權貴人家的子弟出頭(他們往往熟悉政治話語、家學基礎良好),而不利於文筆樸素、不事雕琢的貧寒人家子弟,朱元璋從平等的角度出發,規定了大家必須寫同樣規格、同樣內容的文章,盡可能地去除家庭環境對考生的影響。朱元璋規定的標準文章就是「八股文」。
八股文有很多硬性要求。比如,文章的題目只能出自四書五經,選取其中的句子或者段落為題。考生們也必須根據四書五經的精神作答。朱元璋原來想冒認南宋理學大師朱熹為祖先(他自己的祖先拿不出手),大臣們趕緊勸諫,說朱熹的年代離得太近了,不適宜當王朝的祖先。認祖不行,朱元璋就捧出朱熹對四書五經的解釋來,作為全國讀書人學習和考試的教科書。朱熹那些並不成熟或者零散的隻言片語,搖身一變成了金科玉律。舉子們只能運用朱熹之說,聯繫題義闡述道理。文章的格式也被限制得很死。全文分幾個部分,每個部分怎麼寫,用什麼句式,哪一句話亮出觀點,哪一句話是引用都有規定。文章的主要部分分為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四個段落,每個段落要各寫兩段,因此得名八股文。這八個段落的句法、字數都是有限制的,每一股的內容必須要有一正一反、一虛一實、一淺一深的對比。如此一來,考官的工作量大為降低,一眼就把卷子看得清清楚楚。但如此千篇一律的應試文章能反映出考生的真才實學嗎?
朱元璋的出發點是好的,但他高度規範的文章要求遇到現實趨利的中國人就變了樣。八股文很快墮落為死板、保守的牢籠。讀書人聚精會神地研究八股文的格式、句法,將四書五經和朱熹文章從頭背到尾,什麼秦歌漢賦、什麼唐詩宋詞都?之腦後,更毋論民心國情了。每次考試結束,高中者的文章便被收集彙編起來出版售賣。讀書人奉之如寶,逐字逐句研究。因為四書五經中可用來出試題的句段有限,有錢人就在考試前聘請八股高手押題,寫文章,然後給子弟們開「輔導班」、「加強班」,讓他們專門背誦這些押題文章應考,竟然屢屢有得手考中的。
清朝名人王士禛說過一則沉重的笑話。有個後輩書生在讀《史記》,本鄉一位前輩進士過來問他:「你在讀什麼書?」書生說:「《史記》。」進士問:「誰寫的?」書生回答:「司馬遷。」「司馬遷是哪年的進士啊?」「司馬遷是西漢太史令,沒有功名。」進士不悅,說:「原來沒有功名啊。那我拿他的書來看看。」他拿過《史記》翻了幾頁,扔在一旁說:「此書於科舉無益,看它做什麼?」由此可想而知,八股取士選擇的大多是死背少數幾本書,只會寫八股文的書呆子。明清筆記留下了許多又呆又木,生活了無情趣,更無動手辦事能力的八股高手的形象。朱元璋爭取平等和提拔實幹人才的本意算是徹底落空了。
徐大椿的《道情》對八股高手有形象的描述:「讀書人,最不濟。讀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道變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裏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欷歔,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騙得富貴,也算是百姓朝廷的晦氣!」顧炎武曾憤慨地說:「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愚以為八股之害,甚於焚書。」焚書坑儒活埋的只有數百人,而八股取士禁錮的是數百年讀書人的智商和精神。
八股文發展到後來,連皇帝本人也看不下去了。光緒皇帝有一次親閱進士考卷,發現大多數考卷雷同,毫無用處,不禁感歎說:「以這種方式錄用人才,也難怪學非所用。」(《清稗類鈔》)
除了八股文外,還有其他技術性規定與擇才而用的本意背道而馳。比如清朝中後期規定科舉文章的字數以七百字為限,不能超過;又比如科舉考試閱卷的時候偏愛卷面整潔、筆跡工整的卷子,帶動讀書人花大力氣去練習楷書和行文布局。清朝中後期歷屆高中者無不寫一手工整規矩的楷書。尤其不應該的是,道光朝後對文字筆畫吹毛求疵,一豎沒寫直、彎?沒提好等細枝末節都能成為落榜的理由。至此,考試淪落為書法遊戲,與考生的思想見解無關了。
除技術性規定外,權力因素逐漸攻占了科舉的方方面面,也逐漸埋葬了公正、公平原則。
科舉興起,權力因素在理論上被排除在外,但在實踐中始終虎視眈眈,一有機會就滲透進來。考慮到科舉關係著國家權力要交給何人掌握,關係著王朝的長治久安,歷朝歷代都將科舉制度視為天下政務的「根本」,領導重視、制度嚴密、獎懲鮮明。科場舞弊卻屢治不絕,從未斷過。《清稗類鈔》的訟獄類開頭就是大量的科場舞弊案子,犯案者奪名、殺頭、抄家、全家罰作奴僕,可犯案者依舊前仆後繼。科舉的成功是維繫和擴大權力的正途,是獲取衍生權力和收益的起點,值得一代代人以身試法、以命相搏。
明清科舉徹底被權力因素攻陷。《清稗類鈔》向我們展示了清朝科舉的實際情況:每年五六月間,是確定正副考官、同考官的時候。北京城和各省省城就炸開了鍋,有權有勢者開始準備,晉謁或賄賂已經及可能成為考官的官員。考生入場的時候,正副考官自己中意要錄取的門生親友,監考官員暗中答應錄取的考生,再加上達官貴人們塞條子打招呼要求錄取的考生,如麻如粟,占去了大部分的名額。考官們與其說是在閱卷,不如說是在權衡各方關係。關係戶很多,錄取名額有限,考官們必須反復推敲,比真正按照真才實學來評定高下更加辛苦。他們先按照打招呼的人的官爵高低來錄取囑託的關係戶,如果官爵一樣高,那就先錄取升官潛力大、黨羽多的人囑託的關係戶;其次是按照賄賂的多少來錄取關係戶,如果考生給的錢一樣多,那就兼顧一下名聲的高低、答卷的優劣。最後的錄取名單,在寫上那些必須錄取的考生之後就沒有幾個名額了,再挑選幾個有真才實學的孤寒考生,列名其上,以塞人口。順天府的科舉,因為地處京師,弊端最深。順天府科舉的正副考官和同考官們,一般是京城裏的高官顯貴,不用皇帝公布名單人們也能猜個八九不離十。有能力者早早地就有針對地做這些人的工作,「輦金載寶,輻輳都下」,「按圖而索」,「萬不失一」。
最後,《清稗類鈔》的作者徐珂承認:「銓政(指科舉取士)縱極清平,能免賄賂,不能免人情。」這裏的「人情」指的是中國社會廣泛存在的關係網絡、泛化的權力關係。人情比赤裸裸的賄賂厲害,考官未必會收賄賂,但他無論怎麼樣都擺脫不了泛權力的網絡──事實上,很多關係戶並沒有向考官行賄。高官子弟往往不需要向考官行賄就能在考試中受到照顧。而一些富商子弟,即便是送了錢,也不一定能金榜題名。為什麼?因為考官也是官,處於權力網絡之中,受到種種關係的制約,也需要維繫和擴大權力關係,提高地位,「雖未必盡納財賄,而欲結權貴樹黨援之心則同」。「人情」不能免,也就意味著權力因素始終影響著科舉選官,扼住了官場准入的咽喉。在仕途門口,貧寒子弟和普通人家的孩子們又一次成了弱勢群體。
科舉的第三個大問題是助長了讀書人的利祿之心,只知有舉業功名,不知有天下和百姓;只知有官爵品級,不知有人格和善惡。進而連累全社會彌漫著濃郁的「官本位」思想,功名惡化為評判人生價值的唯一標準,腐蝕了社會的道德良知。一部《儒林外史》彙集了許多活生生的例子,書中滿是觸目驚心的話:「有操守的,到底要從甲科出身。」「如果有學問,為什麼不中了去?」「只是有本事進了學,中了舉人、進士,即刻榮宗耀祖……人生世上,除了這件事,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
先秦時代的讀書人就有很功利的思想,將學問和能力作為追求富貴的工具,所謂「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有這樣的想法,無可厚非,只要它沒有充斥於整個腦袋,沒有成為言行的主導就行。政府也很早就用高官厚祿來吸引士人。只是,科舉制強化了這種做法,放大了讀書人的利祿之心。它把科舉入仕捧為官場正途,視其他途徑都是異途,給予有功名的讀書人極大的實利和虛名,讓社會錯誤地在「榮華富貴」、「科舉功名」和「讀書應試」三者之間畫上等號。宋朝的皇帝宋真宗趙恆就是宣傳這一思想的急先鋒。他寫了一首流傳甚廣、宣傳效果很不錯的〈勸讀詩〉:「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樓,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有了皇帝的提倡,有了金錢車馬、良田美眷的現實誘惑,讀書人便一頭扎進「學而優則仕」的追求中去了。
清代暢銷書《儒林外史》第十三回通過一個讀書人之口講述了時人對科舉事業(舉業)的態度:「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到漢朝用『賢良方正』開科,所以公孫弘、董仲舒舉賢良方正,這便是漢人的舉業。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會做幾句詩,這便是唐人的舉業。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學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講理學,這便是宋人的舉業。到本朝(明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夫子(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哪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這位讀書人幾乎把史上所有的讀書人與官場的關係都用「舉業」二字串起來,什麼選拔標準在他看來都是「舉業」,讀書人適應不斷變化的標準只為求得一官半職,彷彿做官就是讀書人的使命。話雖然直白,倒也坦誠,把明清社會的逐利之心、讀書人的求祿之舉暴露無遺。
在這部暢銷書中,有一個膾炙人口的人物,叫做周進。他的身上聚結著科舉所有的弊端,展現了明清科舉已經墮落到了怎樣荒誕的地步:
山東汶上縣的窮書生周進六十多歲了,考了幾十年連個秀才,他都沒有考上,依然是個老童生 。科場失意的他非但沒有得到同情,反而遭到了社會的鄙視和士人階層的唾棄。周進先是在縣城裏做了三年教書匠,因為學生考中了秀才,他再無資格繼續教下去,便淪落到郊區的觀音庵,靠開私塾餬口。本地的秀才梅玖、舉人王進經常嘲弄周進,到私塾裏大吃大喝,對他吆三喝四。周進連私塾都教不下去了,只好替一夥商人當帳房。一天,他進省城參觀貢院。觸目可及都是考試用的號房,周進人到暮年卻連坐號房應考的資格都沒有混上。大半生追求功名富貴卻滿腹心酸;飽受他人侮辱欺凌卻無處傾瀉。周進不覺眼睛裏一陣酸酸的,長歎一聲,一頭向號房撞去,直僵僵地倒地,不省人事。那夥商人救他醒來後,周進滿地打滾,放聲大哭。幾位商人得知周進的苦楚後,答應每人友情贊助幾十兩銀子,給他捐一個秀才的資格,讓他也過一過進貢院考試的癮。周進忙趴在地上沖著眾人磕頭,說:「若得如此,你們便是我的再生父母,周進就是變驢做馬也要報答各位!」
商人們原本只是讓周進過把癮就走,不想周進這個幾十年的「後進生」,突然在當年的鄉試中爆發了,高中舉人,之後又馬不停蹄在會試、殿試中高奏凱歌,中了進士,做了翰林。至此,周進算是鯉魚躍龍門,躋身上流社會。整個社會也立刻變得對他笑臉相迎。欺負過他的秀才梅玖冒稱是他的學生,辭退他的東家,供奉起了他的「長生祿位」,就連周進隨手在私塾中寫的一副對聯也被恭恭敬敬地揭下來裱好。梅玖前後判若兩人。這是否能說明科舉取士標準的隨意、不靠譜呢?
後來,周進外放做了廣東學政,老書生掌管了一省讀書人的功名富貴。鄉試中,有個考生提前交卷。周進拿起卷子一看,不知道滿紙寫了些什麼,覺得全是荒謬無聊、空洞無物的廢話。他叫住交卷者打量起來,只見是一位五十多歲、衣衫襤褸、雙目無神的老秀才,名叫范進。周進一問,得知范進考了三十多年始終沒有中舉,家裏窮得叮噹響,受盡了親友鄉鄰的冷遇羞辱。周進不禁歎了口氣,重新拿起范進的卷子看第二遍,突然覺得文章言之有物、條理清楚。這是怎麼回事?為了確認,周進第三遍讀范進的卷子,讀完歎息道:「這樣的文字是天地間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他不僅錄取范進為舉人,還感歎:「世上糊塗試官不知屈殺了多少英才!」可周進自己何嘗不是那「糊塗試官」,能把一篇文章讀出前後天差地別的評價來。最大的可能是,周進在范進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早些年的窮酸落魄相,他錄取的不是范進,而是自己的影子。此事更可印證八股取士沒有恆定的標準,幾同兒戲。
「以名取人」,就是科舉兒戲之一。看文章既考驗能力又考驗精力,遠不如看名字定名次來得方便。唐後期鄭薰任主考官,取顏標為狀元。因為他覺得顏標與名臣顏真卿同宗,如此推斷,此人定是差不了。後來一問,顏標與顏真卿壓根就沒關係。人們稱鄭薰這種頭腦迂腐、目光短淺的人為「冬烘先生」。浙江臨海曾出過明朝狀元秦鳴雷。他本不是初擬的狀元人選,但喜歡道教、擅長求雨等法術的嘉靖皇帝一看「鳴雷」二字,感到特別合自己的喜好,當即將其定為狀元。同樣,清末的譚延闓因與「亂臣」譚嗣同同姓同鄉,朱汝珍因與革命黨人孫中山同鄉,與朱明皇帝同姓,所以二人都與狀元之名位失之交臂。狀元劉春霖因為名字吉利,又來自「肅寧」縣,迎合了慈禧的心意,而被提為狀元。文天祥是南宋末年狀元,也是因為字「宋瑞」太喜慶了,被拔為狀元的。
上述種種問題不能不讓科舉飽受詬病。但探本究源,科舉的立意和出發點是無可指摘的。科舉的三宗罪(技術誤人、權力舞弊和助推「官本位」思潮)並非由它的內核必然衍生而來,也絕非它的本意。在中國的社會環境中,又有哪項制度能擺脫這些問題呢?任何制度都不能保證後生的技術規定不會脫離制度內核,權力始終是飄蕩在任何制度頭上的一道陰影。而「官本位」思潮早科舉而生,科舉助長錯誤思潮的確不應該,可它和其他制度一樣,也是這股思潮的受害者。官位的追逐、權力網絡的氾濫和人情世故是中國歷史發展的頑疾,病因肯定不是科舉制。相反,如果科舉能夠擺脫這些濡染,真正貫徹開放、公平、公正的理念,量才而用,必能吸納天下賢才,讓寒士開顏,讓世家子弟奮發。因為它畢竟是古代中國人經過幾千年的挑選,試驗了多種選才制度後才設計出來的成果。在看到科舉流弊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發現它提高了社會流動性,選拔出來不少有真才實學的人物。許多人才並沒有被科舉的弊端打倒,而是走出科舉的羈絆,在這套制度中獲得了實現價值的平台。
利弊相抵,科舉還算是一個好東西。
第一節 科舉還算是個好東西
知識分子面臨的首要問題是什麼?是如何實現個人價值。讀書人空懷滿腹經綸,徒有一腔抱負,實現不了,只能發發「懷才不遇」、「馮唐易老」的感慨,於人於己都無益。現代人實現個人價值的途徑很多,可以經商致富,橫跨農工商各業,用金錢來衡量自我價值;可以投身藝術,在歌舞、書畫、戲曲等領域裏馳騁,張揚個性,追求精神滿足;還可以教書育人,在學術殿堂中著書立說乃至開山立派。然而,古代讀書人的途徑很窄。你去經商,官府對你徵收繁重的稅賦,將你視為不穩定的低等階層,老百姓則認為「無商不奸」,把經...
作者序
後記
文官制度是中國古代歷史的一大創造,是對政治學理論和政府管理實踐的重要貢獻。現今的文官制度,深受中國古代文官制度的影響。英國被視為當代文官制度的發源地,但孫中山先生曾有言:「現在各國的考試制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的。窮流溯源,英國的考試制度,原來是從我們中國學過去的。」中國古代官吏在談論「職官」、「選政」、「銓敘」,糾結於品級、考核、官身的時候,他們沒有想到自己身處的文官制度的體系之完備、內容之豐富、覆蓋之廣闊、影響之深遠,會超越國界、跨越時間。後人會深受其影響,與之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繫。
中國古代發展出了完備的、歷史悠久、超級穩定的文官制度,堪稱世界之最。很多朝代更替,與其說是王朝興替,倒不如說是「換皇帝不換官僚」──皇室家族變了,文官集團及其制度雷打不動。它有利於社會穩定、有利於政治智慧的傳承,對歷史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在實踐中也產生了一些糟粕,比如對官本位思想的助長、消極的為人從政思想等等。幾千年的制度流弊不可能一朝一夕得到解決,千百代人積累的政治智慧、制度精華,如果不及時總結和認真學習,卻可能毀於一旦。好在,歷史是不斷進步的,隨著讀史熱潮的興起,對官制史的解讀也成了熱點之一。
那麼,中國古代文官制度具體有哪些內容,古代官吏如何工作和生活,又有哪些樂趣和哀愁呢?進而,從古代官吏的職場經歷中,我們能發現中國歷史哪些規律性的東西呢?本書就是梳理這些問題的通俗讀物。需要說明的是,書中「官吏」的概念並不局限於有官職有編制的人員,而泛指那些能夠行使公權力的人員。古代人要行使公權力,有四種方式:當官、為吏、入幕府、做差役。以上四類人,都屬於「官吏」的範疇。本書著重寫正式官員的同時,也涉及後三類人,特此說明。
這其中可說、可寫的內容很多。本書只寫我熟悉或者我行文時聯想到的內容。如今,書稿已經殺青了,我再補充兩點感想:
縱觀中國歷史,做官往往帶有很現實的、功利的目的,少有將做官作為事業的人,多是將做官作為職業的人。雖然士大夫們平日裏高喊「齊家、治國、平天下」,但在實踐中主要把心思放在了「家」上,很少有人去管「國」,關心「天下興亡」的就更少了。古人從年幼讀書時起,就抱著功利的目的,讀書不是為了追求文化傳承、完善思考和精神享受,而是為了當官發財。從漢武帝開始設立太學,讀書入仕制度在中國萌芽。「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枝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漢書‧儒林傳》)讀書、當官、祿利三者被畫上了等號,這就可以解釋士大夫們和古代官場上諸多匪夷所思的言行。
具體到官僚個體,仕途遊宦生涯可能是一個不斷被「敲打」,不斷妥協,心態趨於平淡,為人處世趨於圓滑的過程。人生是一系列接踵而來的妥協,官僚的職業生涯更是如此。比如,古代人所受的教育和官場實踐嚴重脫節,理想和抱負更是不受衙門世界待見,他們踏入官場後發現日常主要工作除了迎來送往,就是徵稅收糧,談不上高尚或者重要。這就需要他們調適心態,適應衙門工作。唐朝文豪白居易就一邊狠下心來收稅,同時又寫下不少充滿悲憫之情的詩歌。如〈納粟〉一詩:「有吏夜叩門,高聲催納粟。家人不待曉,場上張燈燭。揚簸淨如珠,一車三十斛。猶憂納不中,鞭責及僮僕。昔余謬從事,內愧才不足。連授四命官,坐屍十年祿。常聞古人語,損益周必復。今日諒甘心,還他太倉穀。」至於其他人怎麼完成從「民」到「官」的思想轉變,就不得而知了。又比如,有個叫宋成勳的學官撰聯云:「宦海風波,不到藻芹池上;皇朝雨露,微沾苜蓿盤中。」「藻芹池」指的是官學,「苜蓿盤」說的是學官的清苦生活。這副對聯反映了作者生活雖然有些清苦,卻平靜而滿足。從州縣學堂到中央國子監的官辦學校中的教職,是典型的冷官、清官。宋成勳能夠調整心態,滿足現狀,殊為不易。畢竟,歷史上有多少官員不滿足現狀而鑽營苛求啊!
本書並非學術著作。在本書中,正史與小說、典故與白話、權力鬥爭和制度變遷、政治史和社會史並肩而立,讀者們可以穿梭在達官顯貴、下僚小吏、落第士人、隱士僧侶甚至市井小民中間,徜徉在不同的朝代和形形色色的衙門內外。野史、傳說同正史一樣得到了認真對待,登堂入室,在本書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因為我相信,所有文字都指向事實,它們不是寫作者個人思想的反映,就是社會現實的寫照。通過口耳相傳的故事甚至純虛構的小說,我們同樣能夠透過塵埃,觸摸到當時、當地的現實。曾經有個編輯,好心地指出第一章中王維中狀元的內容有誤。她說,根據王維和太平公主二人的年齡,他們不可能存在交往。這固然是事實。書中這則故事引自宋代的野史和小說彙編《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九,不是正史(轉引自《中國古代的士人生活》,第六十五頁)。然而,我們不能因為王維沒有得到太平公主的薦舉,就否定這種行為的存在,更不能否認唐宋時期士人科舉時奔走豪門,謀求薦舉的現象的存在。我引用這則野史,一來為了見微知著、以小見大;二來也因為王維和太平公主都是「名人」,借名人效應來增加文章的可讀性。希望讀者理解。
本書可看作是拙著《泛權力》一書的延伸和具體化。本書偏重官吏具體工作和生活的挖掘和描述,《泛權力》偏重現象的揭示和案例的分析。兩本書各自獨立又相互補充,結合起來閱讀可能對古代衙門內外的世界有更全面的瞭解。
書中的絕大多數觀點、論據和故事,是我近幾年讀書、寫作中積累下來的。在寫作《泛權力》的時候,我就「剩餘」了不少的資料,之後將近一年我又搜羅、閱讀了部分資料,結合平日的記憶與思考,寫作了本書。其中的多數參考文獻,我已經附錄說明了。同時,我參考、引用了一些網路資料,其中:民國李定夷著的《民國趣史》(大通圖書社一九三六年出版)是網路文本;署名「莆陽老山」的博客中有一篇〈莆陽名臣譜〉的文章,多有參考;新華網理論頻道的〈古代官員退休後也做「房奴」〉、署名趙海永的網路論文〈論清官文化對我國憲政文化產生與發展的阻礙〉、中國網〈「四善二十七最」:古代官員如何考核〉(此文注明來源《香港文匯報》)等文也是書中相關章節的重要參考文獻。在此,對所有前人的辛勤勞動表示感謝。
本書能在台灣出版、能由遠流出版,對我而言實在是一個驚喜。大陸與台灣兩地,在歷史認知、社會現狀等方面,可能存在較大差異。本書稿部分內容是在大陸背景中展開論述的,最初面向的也是大陸讀者。然而,中國古代官僚制度,不僅是大陸和台灣,也是當今世界諸多國家和地區的共同遺產。其精華值得今人借鑒,糟粕需要今人摒棄。我相信,本書內容是可以跨越海峽的,很期待台灣讀者對該書會有怎樣的觀感。
我要感謝所有為本書的出版付出心血與汗水的同行們。感謝北京博聞春秋圖書公司和台灣遠流出版公司。我要感謝李向晨、李婷曉、楊晴、穆國庫、張萬文和金小芳等的認可與付出。最後,我要特別感謝唐琳娜,感謝她一如既往的支持與愛。
謝謝大家!
張程 二○一三年七月於北京宣武門
後記
文官制度是中國古代歷史的一大創造,是對政治學理論和政府管理實踐的重要貢獻。現今的文官制度,深受中國古代文官制度的影響。英國被視為當代文官制度的發源地,但孫中山先生曾有言:「現在各國的考試制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的。窮流溯源,英國的考試制度,原來是從我們中國學過去的。」中國古代官吏在談論「職官」、「選政」、「銓敘」,糾結於品級、考核、官身的時候,他們沒有想到自己身處的文官制度的體系之完備、內容之豐富、覆蓋之廣闊、影響之深遠,會超越國界、跨越時間。後人會深受其影響,與之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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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實用歷史叢書》出版緣起
□序/梅毅
第一章 科舉:古代官吏的考取途徑
第一節 科舉還算是個好東西
第二節 科舉之難,難於上青天
第三節 別有一番苦滋味
第四節 考試定終身,悲喜兩重天
第五節 金榜題名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
第二章 職責:古代官吏的職場生活
第一節 走馬赴任和身分證明
第二節 古代官吏的具體工作
第三節 難纏的衙門小鬼
第四節 官員也有難念的經
第三章 官魅:全民狂熱的原動力
第一節 當官的經濟帳
第二節 古代衙門的「三公消費」
第三節 編制外的官人和衙門
第四節 古代官吏的青樓夢
第四章 規矩:衙門裏的明規則與潛規則
第一節 繞不開的體制「暗箱」
第二節 新官上任必燒的三把火
第三節 有些事兒比政績更重要
第四節 為官切忌犯眾怒
第五章 捷徑:官員任用與升遷的爭鬥
第一節 古代官場的人脈關係
第二節 官吏的圈子與群體
第三節 「唯上」與「圓滑」
第四節 官場的「名」與「利」
第六章 謝幕:退休制度和官員晚年生活
第一節 退休前後的掙扎
第二節 「被退休」的無奈
第三節 古代官吏的退休生活
第四節 蓋棺論定身後名
第七章 病態:古代官吏的「職業病」
第一節 官場禮多人情薄
第二節 寒暄聲中的禁忌
第三節 自古忠孝「兩不全」
第四節 腐敗是官場癌症
第五節 「中國人的官癮實在深」
第八章 怪圈:衙門背後的權力規律
第一節 「海瑞-李用清現象」
第二節 王朝腐敗周期律
第三節 「清官」不一定是好東西
第四節 人生終須一個土饅頭
參考文獻
附錄:清代官職表
後記
□《實用歷史叢書》出版緣起
□序/梅毅
第一章 科舉:古代官吏的考取途徑
第一節 科舉還算是個好東西
第二節 科舉之難,難於上青天
第三節 別有一番苦滋味
第四節 考試定終身,悲喜兩重天
第五節 金榜題名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
第二章 職責:古代官吏的職場生活
第一節 走馬赴任和身分證明
第二節 古代官吏的具體工作
第三節 難纏的衙門小鬼
第四節 官員也有難念的經
第三章 官魅:全民狂熱的原動力
第一節 當官的經濟帳
第二節 古代衙門的「三公消費」
第三節 編制外的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