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先父柏楊,他一生飄泊流離,歷練豐富,曾經差點死在繼母手上,也差點跳入黃浦江中,既曾入冤獄生不如死,又曾為總統府執手笑談的資政客卿。他在台灣的六十年:十年小說、十年雜文、十年冤獄、五年專欄、十年通鑑和十年人權,這一生最成熟的階段,都獻給了台灣。
父親最喜歡跟我們說故事,我們有的愛聽,有的也不怎麼愛聽,有的聽到一半,發覺他「上火」了,我們就不愛聽了。
有一次,父親說《伊索寓言》裡有一隻青蛙,陷在很深的車轍裡,怎麼跳都跳不出。同伴們幫牠、拉牠、拖牠,都沒有用,只好灑淚而別。第二天,同伴們一起來收拾牠的屍體,卻看見牠在草地上唱歌,驚奇的問:「你怎麼跳出來的?」那隻青蛙說:「我不得不跳,因為一輛馬車輾了過來。」人生就像那隻青蛙,都有陷入車轍裡的時候,而也都因為馬車奔來,讓你不得不奮力一跳,這一跳,不但脫離險境,還能跳上馬車,讓車上的公主一吻,青蛙就變成王子了。
父親的手,寫了兩千多萬個字,在一九六八年入獄之前,多為小說和雜文,一九七七年出獄後,有七十二冊白話本《柏楊版資治通鑑》和《醜陋的中國人》最具代表性。
《聯合報》曾經報導:「柏楊和歷史的聯繫,除了『通俗化史學』,還包括他一九六六年自費編印戰後第一本《中國文藝年鑑》,為今日文壇保留第一手文藝資料。在一九九四年,他以七十五歲的高齡,創立『財團法人人權教育基金會』,推動建立『綠島人權紀念碑』,持續宣導與推廣人權觀念。蓋棺論定,其實柏楊自己就是一本耐讀也值得細讀的奇書。」
父親的一生充滿了他個人與國家苦難的經歷,但是他也曾經說過,他絕對不是天下最苦的人,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比他更苦。這是民族的災難、是時代的災難,並非是某一個人的災難。
所以,父親自認還算是個幸運的人,因此他對任何的人事物,都充滿了感恩的心。
父親認為每一個人,都是天使,雖然天使也有善惡之分,但都是上帝的禮物,是對人的試煉,加強他的意志,我覺得這是因為父親篤信基督的原因,他一直堅定的認為:災難是跳板,就看你怎麼去跳,試煉是上帝化妝的祝福,只要你通過這項考驗,神豐富的祝福就會降臨在你的身上。
身為這樣一個特殊、破碎家庭的長子,然而我沒有繼承父親的衣缽,因為我沒有像他這樣文思泉湧的思路與才華,而且有這樣一位「文豪級」的父親,壓力可想而知,何況我除了才疏學淺,還笨口拙舌,雖然一九九二年前後幾年,曾經發表過一些專業性市場面的分析,但也都僅僅限於一個小小篇幅,所以基本上,我對長篇的寫作,從沒想過,也從不敢想。
許多長輩和親朋好友,都對我鼓勵,在他們認為,評論柏楊的書籍坊間處處可見,連柏楊的傳記都出了好幾本,為甚麼他的長子,能淡定到不動如山呢?無論如何也應該寫些或是記錄些「柏楊」的相關東西,不論是紀念也好、回顧也行、評論也罷,能傳代更是佳美,編寫一些最真確的資料,應該都是長子責無旁貸的義務和權利,而時候也應該到了吧?不過,我可沒膽子評論,也沒這個能力。
首先,我的工作忙碌,最重要的,因為父親個人的傳奇性極高,他的成就是一般人難以超越的,在不斷的奇妙際遇之中,他的經歷與成長,並非我們這一代所能完全理解──在這充滿和平與祥樂的福爾摩莎年歲中,沒有戰爭的洗禮、沒有鬥爭的險惡、沒有流血的疼痛、沒有生離死別、沒有逃難悲淒,在台灣出生成長,五○年代以後的人,的確很難有感同身受的經歷。
寫自己的父親不容易,寫太好,人家說我歌功頌德,寫不好,老爸鐵定托夢罵我。我在童年至青少年的這段成長過程,也曾重重的揹負著「柏楊」盛名的包袱,一九五九年父母離婚我不滿五歲;一九六八年,父親被調查局以「匪諜」和「打擊國家領導中心」的罪名逮捕入獄,那年我也才十四歲,對世事似懂非懂,但卻感覺得到,許多師長親友們的異樣眼光和言語。
尤其是一九七五和一九七六的這兩年,我在軍中服役,這才算真正成熟、真正看得懂時事,也才開始揹負這個沉重的包袱,苦嚐許多不公不平的待遇。我是一位「匪諜」之子,父親當時下落不明,軍中國民黨的細胞和政戰系統,不會輕縱對我的監控,在部隊裡我是黑五類,每周都要準時、分別向特定的政戰、情報和保防單位報到,接受長官輔導談話,檢察我的思想。不是我有「逆來順受」的個性或修養,更不是我能「忍人之不能忍」,我的自知之明,讓我堅定秉持著凡事低調、循規蹈矩,只求兩年平安熬過。畢竟,在外島,死個人算什麼?我才不會那麼白目呢。
好在我陸續對團隊作出貢獻,包括一次的全營演講比賽得著冠軍,以及代表營部的全師籃球比賽戰戰奏捷而奪魁,接著又當選「師代表」和「軍團代表」,為了全陸軍的比賽,我被調出來集訓了兩個月,這才使我真正的得到了「解放」,最後,我剩下三個月就要解甲還鄉了,卻不能享受早就過期的「榮譽假」,我總不能以後退伍了,自己放自己的榮譽假吧?
於是,我祭出了一個非常手段。父親那「衝」的個性,全都遺傳給我了,我偷偷摸得一把卡賓槍的刺刀,在營長面前往自己手臂上用力一劃,霎那間鮮血直冒,營長呂耀宗嚇的馬上讓我放假。將近四十年了,我左臂上刀痕依然存在。
這是我在軍中最大膽的一個舉動,也是最無知的一個動作。如果營長大喊有人行刺,可能我會在父親從綠島被釋放回來前,承接他牢房裡的盥洗用具,這可是最輕的刑罰,我認為,被槍斃的可能性更大。
我的成長過程,曾有幾個階段非常壓抑,可是我並不太在乎,我並非擁有父親那種堅忍卓絕的毅力,只是,我的這點狀況,都是小兒科啦!
二○一二年五月,二姐毛毛打電話跟我說,五年前,父親在病榻上曾經有個遺願,希望我們兒女能以《紀事本末》為基準,在各個歷史故事的結尾處,摘記歷代名家的評論與見解,以及附註他《柏楊曰──讀通鑑‧論歷史》這現代人的角度來鳥瞰這段歷史的心得、感言和評論,讓古今的解析、評斷能夠相互對照。二姐希望我能承接這件編輯的大事兒。我覺得父親的理念很好,但是我的素養不夠,讓我好一陣子惶恐不安。
一九九三年,《柏楊版資治通鑑》全部完成之後,相當受到世人的矚目,當時新加坡的副總理王鼎昌先生,也是《柏楊版資治通鑑》的忠實讀者,更是最佳的推廣和宣傳的代言人。這位世界著名的政治家計劃把書中的精彩辭句,編輯成語錄本,向新加坡的全體青年推薦。而父親則是在一九九八年,將《柏楊版資治通鑑》中最精彩的八百六十二則「柏楊曰」輯錄成書,向世界的全體華人推薦。
父親自一九七七年出獄之後,一直都在為培養一個書香社會而注入很多的努力,二○○七年,父親已經臥病在床,但是仍然有這些理想和抱負。父親辭世後,我向遠流出版公司的王榮文董事長請教,王董鼓勵我:你可以編寫父親在世時對國家社會,以及跟你們兒女之間的對話,或是他這傳奇一生獨特的經歷,對你們所產生影響的回顧,也能藉此鼓勵現代的青年朋友,加強堅忍卓絕的毅力與意志,意義重大而且正面。
我聽完這樣的建議,茅塞頓開,在父親離開我們五年之後,我膽大包天的提起筆來,透過寫作,記錄與回憶父親從小到老,對我們所說的一些經歷和故事,以及我心目中的這位與眾不同的父親──柏楊,和我們之間互動的關係。
我感謝這個社會、也替父親感謝這個社會,讓我們有許多珍貴與難得的回憶。我還特別的,要向周碧瑟教授表達無限的敬意與謝忱,她所執筆《柏楊回憶錄》中,父親口述的經歷,幫助我建立了《背影》篇幅的架構,也補足了我缺失和無從查考的部分,這才使我能有這個機會和條件,從完全正面來表述、重建與認識父親的生命歷程,並能與愛他的朋友們,一塊分享。
〈代序〉
追尋父親背影
王榮文
在我心目中,柏楊是一位不斷向前看的人。
他有作家的天賦和天真的動能,對不公不義的事特別敏感,強烈期待社會進步和不斷發展。對柏楊而言,從小說的同情,到雜文的批判,走向詮釋歷史,是他心中有質疑,想尋找解決之道的方法。
我們常常抱怨社會混亂,柏楊卻能永保信心。因為他從歷史角度看待問題,有時候比我們年輕人還樂觀。
二○○六年九月,柏楊宣布封筆,封筆前他寫下了「不為君王唱贊歌,只為蒼生說人話」,我覺得這是他對自己一生的自我定位,確實是柏楊一生不平則鳴,最終成為他伸張人權的單純信仰。這句話後來也變成了他的墓誌銘。
柏楊因自身經歷,被打壓,被侮辱,遭受苦難,坐了九年零二十六天的牢。所以當「綠島人權紀念碑」落成,柏楊在碑上寫下:「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她們被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那句子是他自身遭遇的映照,唯有真正經歷過的人,才能體會受冤屈者的悲痛。
柏楊是專制統治下的犧牲者,在他有權利報復的時候,他選擇了原諒。在我跟他交往近三十年的時間裡,始終感受到他懷著對社會、以及對所有人類的感恩之心和愛心,他將自己一生的不幸際遇轉換成正面動能,持續為維護人權發聲,對人權提倡作出貢獻。他就是用這種不斷向前看的方法來治療自己,幫助自己走出過去陰霾。
柏楊說,「個人的悲劇由於個性,社會的悲劇則由於時代,人生啊!真是一個沉重的擔子,懦弱的和不幸運的,被它蹂躪摧殘,剛強的和幸運的,才有機會把它挑起。」而柏楊就是其中的剛強者和幸運者。
不過,在私領域裡,柏楊也是平凡的人,一生崎嶇的他經歷了五段婚姻,是五個孩子的父親。除了出獄後因志趣相投和張香華有個幸福晚年外,柏楊的前幾個家庭應該都是倍受折磨的。柏楊的兒女們,沒有得到完整的父愛,有些是時代的悲劇,有些來自柏楊的性格使然,在柏楊寫作事業成功的背後,我猜想他內心不無歉疚和無奈。
本書作者郭本城,是柏楊長子,母親齊永培家世良好,出生書香世家,外祖父齊鐵恨是台灣推行國語運動的先驅。這是柏楊第三段姻緣,也是來台後的第一段婚姻。可惜因為柏楊掉入愛情漩渦追求新歡,這段婚姻維持不到六年。柏楊為此付出代價,直到二十年後,孩子們才逐漸的原諒他。
柏楊逝世六周年之際,郭本城重新追尋父親行跡,寫下這本《背影》,與其說是寫柏楊傳記,不如說是兒子藉此重新認識父親、理解父親的一趟旅程。
從否定到接受、進而肯定,這是一個特殊、破碎家庭的修復之路。我想起柏楊說過,人生倉促,對歷史要寬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