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廚娘：不要叫我傷寒瑪麗

導讀   從傷寒瑪麗的故事省思醫學倫理∕賴其萬

推薦文   從疾病看待文明社會的指標∕呂秋遠
一段意義豐富的重要醫學史∕張鐵志
傷寒瑪麗的哀愁∕黃瑽寧
重新認識一個活生生的靈魂∕鄭俊德
以史為鑑，省察深思∕鄭國威
正確觀念和醫療水準皆需與時俱進∕潘懷宗
恐懼，比病毒更可怕∕藍佩嘉

導讀

從傷寒瑪麗的故事省思醫學倫理
賴其萬（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醫學教育講座教授兼神經內科主治醫師）
 
　　遠流出版公司邀請我為《致命廚娘：不要叫我傷寒瑪麗》這本新書撰寫導讀，當時心裡一陣困惑，因為我並非主修感染科，而傷寒也很少引起腦病變，以神經科醫師的身分導讀本書，著實感到意外。後來看到邀稿函提到這本書的延伸閱讀是《海拉細胞的不死傳奇》，而我曾為該書撰寫導讀，這也才了解《致命廚娘：不要叫我傷寒瑪麗》必然也是探討醫療軼聞的書。
   
　　本書作者蘇珊‧芭托蕾蒂 (Susan Campbell Bartoletti)是美國知名作家，她費心蒐集百年前紐約各報章雜誌報導、衛生單位調查紀錄以及法院審訊資料，還有相關私人信函及傳記，詳盡描述瑪麗‧馬龍（Mary Mallon）被指控散播傷寒病菌之事件始末，讓我們有機會對這個傳奇人物有深入的認識，並以現代人的眼光，重新審視一世紀以前美國社會對這件事的回應與處置是否合理，並思考我們應該如何公平合理的對待這個「禍源」。
   
　　故事發生在一九○六年，一名三十七歲隻身在美的愛爾蘭移民瑪麗‧馬龍應聘到海濱豪宅掌廚，想不到在她到職三個星期後，這家人先後一共有五人莫名其妙的發生相同症狀，被診斷為傷寒。房東太太擔心房子將來會租不出去，因而雇用一位衛生工程師--號稱「流行病鬥士」的喬治‧梭普博士（George Albert Soper）調查疫情的起因。梭普逐一訪談瑪麗幫傭過的幾個家庭後，竟然發現這些家庭一共有二十二人染上傷寒，一人死亡，只有一家未感染傷寒，而這對老夫婦過去得過傷寒因而免疫。於是梭普以這項「間接證據」斷言瑪麗為罪魁禍首。紐約市衛生局人員與警方逮捕瑪麗，將其送往偏遠的孤島醫院隔離拘禁，並多次強行採檢其尿液、糞便與血液。
   
　　雖然在一九○○年，疾病學家已經發現有「健康帶原者」，但這種觀念在美國尚未廣為接受，何況瑪麗身強體壯、毫無症狀，實在很難接受這「莫須有」的罪名。尤其令她忿忿不平的是，當所有檢查尚無法確證她是帶菌者，報紙就已披露她的全名。之後她投書報紙陳情、申請人身保護令，均被駁回。直到失去自由三年後才獲釋放；條件是不再當廚師，而且要重視個人衛生習慣。重獲自由後有一段時間瑪麗都遵照規定，定期回衛生局報到，並且不再掌廚。
   
　　然而到了一九一五年，曼哈頓一間婦女醫院爆發傷寒疫情，共有二十五人得病（包括二十四名醫院員工和一名病患），這時才發現瑪麗在這間醫院當廚師，因而被認定為明知故犯、十惡不赦的大罪人，再度押回孤島，終生拘禁了二十六年，最後因肺炎病逝。
   
　　瑪麗的故事衍生出一個重要議題：當科學數據顯示有「相關性」，但所有的檢查還沒有真正確認瑪麗本身患有傷寒或帶菌，瑪麗就被貼上「可能違害公眾安全」的罪名遭到逮捕拘禁，並且被媒體渲染而身敗名裂。後來雖從瑪麗的糞便檢體證實她的確不定時釋放出傷寒病菌，但這個個案充分顯示個人隱私權的不被尊重。同時在拘禁其間，瑪麗多次遭受衛生當局威脅，必須接受膽囊切除以遏止其感染來源，但瑪麗考慮到手術的風險而始終斷然拒絕，同時她也被迫服用多種仍在實驗階段的傷寒治劑，但後來才被發現瑪麗並沒有完全聽從服用。
   
　　讓人慶幸的是，自從HIPAA 這項保障病人隱私權的法案在美國實施以來，臺灣社會和醫界也漸能發揮這項法案的精神，相信今後再也不會有人因為不幸成了傳染源而被暴露身分、判罪，成了萬夫所指的大惡人。
   
　　寫到這裡，不覺想到五十年前當我在上細菌學課程時，第一次聽到「傷寒瑪麗」的故事，怎麼沒有為她叫屈？同時我也慶幸《致命廚娘：不要叫我傷寒瑪麗》這本書的問世能引起更多人對病人隱私權的尊重。
   
　　本書的最後一章是「後記：為了瑪麗而寫」，作者提到瑪麗遺產的分配展現出她對弱勢族群及宗教團體的關懷，顯現瑪麗並沒有因為自己出身弱勢、受盡欺侮而變得憤世嫉俗，仍舊對人充滿愛心。我非常同意本章的最後一段話：「反覆思索已知的全部事實，我可以肯定一件事：生命正如瑪麗所說的無常。不論是從社會或個人立場而言，我們都必須保護社會大眾不受疾病感染，但同時我們也必須以人道而理智的方式，帶著同理心去看待那些罹病者。我們必須保持理性，不被盲目的恐懼掌控。」

推薦文

從疾病檢視文明社會的指標
呂秋遠（律師）
 
　　這本著作以報導文學的形式重現傷寒瑪麗（Typhoid Mary）的流行病學議題，相當易懂。重要的是，本書不只談到傳染病的隔離問題，還包括公眾利益與個人自由之間的權衡，以及性別、少數族群等議題。我們可以透過《致命廚娘：不要叫我傷寒瑪麗》這本書重新省思，當SARS肆虐期間如果出現瑪麗‧馬龍這樣的人，我們會以什麼態度去面對？
   
　　面對疾病的態度，其實也是一個文明社會的指標，從痲瘋、傷寒、SARS到伊波拉，都是如此。
 
一段意義豐富的重要醫學史
張鐵志（文化與政治評論家）
 
　　閱讀這本書宛如觀賞一部引人入勝的精采電影，但這不是虛構的故事，而是一段意義豐富的重要醫學史。
   
　　更重要的是，傷寒瑪麗的悲劇帶領我們去思考諸多議題，如：醫學倫理、病人權利、個人權利與集體利益，以及人們如何可能被恐懼綁架，而扭曲了自以為相信的人權理念──不論是對於傳染病患者、死刑犯，或者所謂的恐怖份子。
 
傷寒瑪麗的哀愁
黃瑽寧（馬偕兒童醫院兒童感染科主治醫師）
 
　　「傷寒」兩個字對一般讀者來說，恐怕覺得很遙遠，但如果提到「沙門氏菌」感染，家有幼兒的家長應該都聽說過：那是造成兒童血便、腸胃發炎的頭號元凶。
   
　　沙門氏菌的型別超過兩千種，大部分是人畜共通--可以感染人類，但也可以感染其他的動物。其中只有一種沙門氏菌，對人類情有獨鍾，不去感染其他動物，單單愛與某些體質的人「長相廝守」，一輩子不離不棄。這隻特別的沙門氏菌，就是本書主角傷寒瑪麗身上所藏匿的傷寒沙門氏菌（簡稱為傷寒桿菌）。
   
　　細菌愛人，人卻不愛牠；有些帶原者如瑪麗，可以與牠共處而毫無症狀，但也有人和牠極不相容，一碰到就會敗血症發作而死亡。在那微生物學與公共衛生學還未成熟的年代，社會民智未開，一位無辜的新移民帶原者，和一位鍥而不捨的公衛先驅，加上噬血媒體的搧風點火，就這樣展開一個發人深省的醫學倫理故事。
 
重新認識一個活生生的靈魂
鄭俊德（華人閱讀社群主編）
 
　　「傷寒瑪麗」--一個出現在健康教育課本上的名詞，過去讀她是為了了解病毒的傳染途徑，現在再讀她則是從歷史以及人性去看待一個靈魂。
   
　　一個毫無病症的健康帶原者，如果你是她，會怎麼看待自己的一生？
是聽天由命接受隔離，還是逃出禁錮隱姓埋名？
   
　　瑪麗兩者都做了。或許是天意，她還是沒能躲掉，終究淹沒在流言蜚語的洪流裡，成為歷史上的一個驚嘆號！
   
　　過去你所知道的瑪麗是考試的題目，透過《致命廚娘：不要叫我傷寒瑪麗》這本書，你將認識另一個瑪麗--一個活生生的靈魂，真實堅強的活過一段人生。
 
以史為鑑，省察深思
鄭國威（PanSci泛科學總編輯）
 
　　只記得「傷寒瑪麗」四個字嗎？看完這本書，讓我有點愧疚於過往對這四個字背後的故事一無所知。作者費心從史料中抽絲剝繭，將這段重要歷史流暢且精采的重新「修復」，你會發現醫療史上的傳奇故事活了過來，黑白照片頓時變成流動的3D電影。
   
　　以史為鑑，這段故事也讓一介科學傳播工作者如我更覺己身責任之重大。
 
正確觀念和醫療水準皆需與時俱進
潘懷宗（陽明大學醫學院藥理教授、臺北市議員）
 
　　傷寒瑪麗（Typhoid Mary）是公共衛生史上首開「健康帶原者」之先例；在這個著名故事中，主角瑪麗 ? 馬龍自己未曾發病，卻將疾病傳染給其他人。
   
　　所謂健康帶原者（healthy carrier）是指其本身沒有明顯症狀或未曾發病，卻能將疾病傳播出去。一般而言，「帶原者」與「健康者」之間外表並無明顯差別；即使瑪麗 ? 馬龍身上帶有足以致命的病原菌，但是她仍然保持健康狀態，且並無罹患傷寒的紀錄。
   
　　在二十世紀初期，「健康帶原者」這樣的概念非常難以理解，亦難以為人所接受；對大多數人而言，唯有生病的人才有可能傳染疾病。當時其實還有許多類似情況的健康帶原者，包括不少男性，但是他們並未遭受和瑪麗一樣的待遇，有些男性廚師甚至獲得經濟補助並輔導轉業。而以瑪麗 ? 馬龍的移民身分，在當時的美國工作機會並不多，以至於她在被釋放之後只得重操舊業，沒想到再次引爆傷寒病例，因而落得終生監禁的下場。
   
　　若干年前，在新竹科學園區也發生了類似的事件：一名印尼女性在新竹經營小吃店，她本身是傷寒帶原者，但是並沒有傷寒發病病史，有四名科技公司員工吃了這名印尼女性烹煮的食物後，出現發燒、腹瀉等症狀，送醫治療才發現感染了傷寒。這位印尼女性幸運的身處現今這個時代，只要依照規定歇業、暫時居家隔離即可，並不會像本書主角瑪麗 ? 馬龍那樣終生拘禁孤島。
   
　　從醫學院教授的角度來看《致命廚娘：不要叫我傷寒瑪麗》，讓我感觸良多。無論是性別、種族甚至階級，在在影響著那個時代政府當局的公共衛生政策，包括傳染病的隔離與疾病傳播的風險評估等種種措施。期盼在如今這個資訊爆炸、醫療保健水準突飛猛進的時代，人們對傳染病有更正確的了解及預防觀念，不再重演「傷寒瑪麗」這種因歧視而釀成的悲劇。
   
　　本書有許多發人省思之處，端看讀者是以何種視角切入，非常值得一讀，推薦給您！
 
恐懼，比病毒更可怕
藍佩嘉（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你或許聽過傷寒瑪麗，但你其實不知道她的故事--她是勇敢跨海的移民勞工、獨力謀生的單身女性。
   
　　她帶著看不見的病菌，卻掀起人們赤裸裸的拒斥--國家將她無情隔離、媒體對她肉身搜尋。
   
　　這本生動平實的好書翻出塵封的歷史，提醒我們，恐懼有時比病毒更可怕，後者傷害身體健康，前者讓我們失去人性。

後記

為了瑪麗而寫
 
　　瑪麗中風之後的隔年夏天，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四日，她找了律師來處理遺產問題。這些年為醫院工作，讓她存下了超過四千八百美元（相當於今日六萬三千一百美元，約合新台幣一百九十萬元），她想要說清楚死後的財產分配及償債方式。躺在醫院病床上的瑪麗向律師說出了最後的願望。
       
　　從瑪麗的遺囑我們可以做出一些推論--瑪麗是個有信仰的人：遺贈兩百美元給來探望過她的麥可‧路西神父。瑪麗關懷不幸的人：遺贈兩百五十美元給紐約總教區天主教慈善會。瑪麗有一些真心關愛的朋友：遺贈兩百美元給威利‧蘭佩，衣物等私人物品則留給威利的母親瑪麗；另外遺贈兩百美元給亞歷珊卓‧普拉夫斯卡。
       
　　剩下的財產清償債務之後，還剩下四千一百七十二美元又五分，留給她的好朋友愛德蓮‧珍‧歐夫斯賓。瑪麗用自己的錢付清了喪葬及墓碑的費用。
       
　　瑪麗死亡的消息被廣為報導，出現於報紙、醫學期刊和公共衛生機構的公報。喬治‧梭普對許多報導夾帶了錯誤訊息感到氣憤填膺，他把這場災難歸咎於一篇「輕率的」報導，是由一個「自由記者」撰寫並發表於一本「據稱精明時髦的期刊」。這篇文章是史丹利‧沃克撰寫的〈人物寫真：第三十六號傷寒帶原者〉，刊載於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六日的《紐約客》雜誌。
       
　　梭普責備其他作者採信沃克文中的資訊，痛斥他們沒有花時間查看梭普的專業論文；他在《美國醫學會期刊》和《軍醫》期刊的論文中描述了他的調查成果。
       
　　梭普表示，這些作者「奪走了我的功勞，是我發現了美國首例的傷寒帶原者，而且（直到她死時）是全世界最出名的帶原者」。
       
　　儘管梭普指稱沃克的文章是「眾多錯誤資訊的源頭」，但仔細閱讀該文可以發現，其中出錯或有誤的地方並沒有比其他文章更多，包括梭普自身的文章。例如梭普的一個錯誤是弄錯了牡蠣灣那戶人家的姓名，這個錯誤直到今天依然出現在許多文章和書中。
       
　　梭普抗議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為在《紐約客》這篇長達五頁的報導當中，只有短短兩段提到梭普和他的調查成果，而且沒有把他當成瑪麗的「獨家發現者」加以歌頌讚揚。
       
　　梭普寫道：「不說別的，我可不是在執行例行職務的時候碰巧遇上她，像某個衛生局的雇員那樣，或是某個羅伯‧柯霍的盲目信徒那樣。」對梭普來說，雪上加霜的是，喬瑟芬‧貝克被認為和他有同樣的功勞，而且瑪麗第二次被捕完全歸功於她。
       
　　或許是為了端正視聽，也有可能是為了做出最終結論，梭普提筆寫下〈傷寒瑪麗離奇的一生〉。事實證明梭普是個說故事高手，他添加的細節使瑪麗的一生有血有肉，塑造出一部充滿道德教訓意味的警世傳說。這篇文章發表於一九三九年十月的《紐約醫學研究院學報》。
       
　　喬治‧梭普是壞人嗎？除了愛慕虛榮，他似乎是真心想要改善大眾的生活，讓這個世界更安全、更清潔衛生。他為紐約市設計了完善的地鐵通風系統以及汙水處理系統，也為芝加哥規劃了供水和汙水處理方案。
       
　　鐵達尼號沉船事件後，梭普完成了一項大西洋浮冰的研究。他前往歐洲城市考察衛生及健康措施，然後帶著新觀念回國，徹底改善了紐約的街道整潔維護、廢棄物收集與處理方式。後來他被任命為美國癌症控制協會（現名為美國癌症協會）的執行董事，積極任事，一九二八年轉任顧問。
       
　　梭普死於一九四八年，身後留下妻子愛洛伊與兩子喬治及哈威。他的訃聞記錄了諸多豐功偉業，當然不忘強調他「發現」傷寒瑪麗的功勞，以及如何有功於瑪麗的逮捕。刊登於《紐約時報》的訃聞寫道：「多虧梭普博士，瑪麗的監禁使數百萬人過得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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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瑟芬‧貝克醫師和喬治‧梭普一樣，真心想要改善大眾的生活。她擔任紐約兒童衛生局首任局長，在任內推行的政策使得嬰兒死亡率下降。她的學校健康計畫獲得全美三十五個州採用。
       
　　貝克的全名是莎拉‧喬瑟芬‧貝克，但她偏好使用中間名喬瑟芬。她主張男女平等，婦女有權參政。她曾擔任講師，著作包括五十篇期刊論文、兩百篇大眾雜誌文章，以及五本書：《健康寶寶》（1920）、《健康媽媽》（1920）、《健康兒童》（1920）、《成長中的兒童》（1923）、《兒童衛生》（1925）。
       
　　貝克醫師似乎沒那麼執著於瑪麗‧馬龍。在她三百頁的自傳《奮鬥人生》當中，只用了六頁敘述瑪麗的事。回憶兩人短暫的相識，貝克說：「我慢慢喜歡上她，學會尊重她的觀點。」
       
　　貝克於一九二三年退休，搬到紐澤西和她的人生伴侶--小說家伊達‧懷利共同生活。貝克死於一九四五年，《紐約時報》的長篇訃聞提及她的許多成就，但沒提到傷寒瑪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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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的北兄弟島就算藏有瑪麗‧馬龍的祕密，也守護得十分嚴密。島上長滿了葛藤、山葡萄、毒漆藤、雜草和灌木叢。河濱醫院及其他建築物或倒或塌，或僅剩殘骸。瑪麗住了將近二十六年的那棟小屋已了無痕跡。
       
　　這座島現在已成為鷺鳥築巢的自然保護區，幾乎不可能登島造訪（相信我，我試過了）。首先得拿到紐約市公園與遊憩管理局的許可，而且必須在十一月到二月的非鳥類築巢期間包船渡河。
       
　　瑪麗‧馬龍本人更不會透露任何祕密。就我們所知，除了一九○九年寫給《紐約美國人報》編輯的六頁未公開信，她從未公開談論或書寫自己的事。就算她曾經對朋友說過自己的故事，這些朋友也未曾辜負她的信賴。終其一生直到最後的歲月，瑪麗始終是個堅韌、獨立、極端重視隱私的人。
       
　　我們只能透過其他人的描述來了解她，包括當時的新聞報導，例如《紐約美國人報》對她的描繪和對她言行的報導；還有喬治‧梭普和喬瑟芬‧貝克等人所敘述和瑪麗接觸的情境；還有傑出學者如茱迪絲‧渥茲‧李維和佩席拉‧華德對瑪麗和她身處的世界所下的推斷。
       
　　從後見之明的歷史角度去撰寫某個人的生命故事，可能有事後諸葛之虞。舉例來說，在形塑這個故事的過程中，隨著事態的發展，我可以看見瑪麗‧馬龍逐步走向最後的終局--要是她肯聽喬治‧梭普和其他人的話就好了。要是她懂得細菌理論就不會這樣了。要是她信任科學就不會這樣了。要是衛生局有提供她職業訓練或其他工作機會該有多好。要是她沒有到斯隆醫院工作就沒事了。要是衛生局對待她像對待其他帶原者那樣就好了。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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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訪北兄弟島的計畫雖然沒有成功，但我確實走過了瑪麗生活與工作的紐約市街區。我從瑪麗工作過的公園大道六百八十八號包溫家開始走起，往南走到第三大道過第三十三街口，站在對街梭普可能潛伏過的地點，想像他監視等待瑪麗時的心情。
       
　　我也曾在週末前往長島的牡蠣灣，看看湯普森大宅曾經屹立的地點。房子已經被拆毀，原址現在成了學校行政大樓和停車場。新蓋的房舍擋住了海灣景色，但是擋不住海鷗在頭頂盤旋叫囂，也擋不住濃濃的海味。
       
　　從牡蠣灣回程時，我開車經過窄頸大橋來到布朗克斯區的聖雷蒙墓園，在辦公室要了一份舊墓園的地圖，沿著曲折的小徑找到了瑪麗的墳墓。墓前簡樸的花崗岩石碑寫著：瑪麗‧馬龍，逝世於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碑石下方寫著：基督垂憐。
       
　　我盤腿坐在草地上，想著瑪麗的一生。瑪麗‧馬龍是個擁有許多面向、複雜的人。她不是不會思考也沒有感覺的半人半機器，更不是什麼女巫--儘管衛生當局和媒體把她描繪成這樣的形象。前一天她還是個勤奮工作、受到敬重的廚師，第二天就風雲變色。她認為自己被綁架，被侮辱，被剝奪了自由、名譽、生計和身分認同。難怪瑪麗的遺囑會出現「思及此生之無常」這樣的語句。
       
　　反覆思索已知的全部事實，我可以肯定一件事：生命正如瑪麗所說的無常。不論是從社會或個人立場而言，我們都必須保護健康的人不受疾病感染，但同時我們也必須以人道而理智的方式，帶著同理心去看待那些罹病者。我們必須保持理性，不被恐懼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