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新繹全集（共5冊）

前言：

《詩經》與禮樂的關係

《詩經》原稱《詩》或《詩三百》，是周朝用以配樂的詩集。它的產生，在孔子以前，起先流傳於貴族之間，與禮樂相結合，應用於宗廟祭祀和朝會燕饗的場合。

從古以來，禮是行為的規範，樂是心靈的調和，詩則是情志的流露。禮有一定的儀式，樂有一定的節奏，詩也有它一定的表現方式。《禮記．孔子閒居篇》記載子夏曾經向孔子請教《詩經》的一些問題，孔子回答時說：「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可見他以為詩是用來表達哀樂之情，而和禮樂相終始。鄭樵《通志》也有一段話說到詩和禮樂的關係：「禮樂相須以為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意思是說：它們互相配合，才有意義，才有價值。因此「詩以聲為用」時，「樂由中出，禮自外作」，詩與歌無異，所以古人稱之為樂章或樂歌。它是「用以歌」，不是「用以說義」，重點在配合禮樂，不在解釋歌詞。

周朝從周公制禮作樂以後，禮樂達於天下，所謂「先王之禮」的古禮，所謂「先王之樂」的雅樂，都為貴族所奉行，不但宗廟祭祀和朝會燕饗要用它，連與戰爭、農事有關的慶祝活動，和貴族日常生活中的禮儀行為，也要受到它的節制。周朝以農立國，戰爭和祭祀是國之大事，在戰爭前後和祭祀節慶時，都要舉行燕饗典禮。燕就是宴，指安坐下來休息吃喝。饗則指飲宴前行禮作樂的一定程序，通常是繁文縟節。先饗而後燕，饗重威儀，燕示慈惠。因此，起先流行於貴族之間的樂章，不論是殷商以前流傳下來的，或周公制禮作樂時才改訂或創立的，不論是廟堂祭祀的或朝會燕饗的樂章，甚至是後來朝士大夫的獻詩，或採自諸侯列國的民間歌謠，都要經過樂工的比對音律，和太師的校訂整理，合乎禮，入乎樂，然後才可以被之管弦，用之諷頌。比較隆重盛大的場合，還要配樂演奏，載歌載舞。《論語．泰伯篇》說的「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禮記．樂記》說的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說的就是這些事情。《詩三百》中的十五〈國風〉、大小〈雅〉和三〈頌〉，收的也就是這些樂章。不只孔子與其信徒強調《詩》是六經之一，必須與禮樂相結合，《墨子．公孟篇》也說：「頌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可見《詩三百》本來就是可以配樂的弦誦歌舞的樂章。所以古人稱詩為詩歌。詩與歌常常是一體合用的。

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四七九年）所看到的《詩經》，尚未稱「經」，只叫《詩》和《詩三百》，從《論語》和《史記》等書看，孔子所談論的，像《論語．八佾篇》的：「〈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衛靈公篇》的：「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像《史記．孔子世家》的：「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都可以看出來孔子對於《詩三百》的談論，重點都是在於它合不合乎禮樂的要求。他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和「鄭聲淫」，應該是指其音樂曲調而言，不是說其文字內容有何義理；否則〈關雎〉篇寫吉士之思慕淑女，何淫何哀之有？鄭聲不等於鄭詩，他在《論語．陽貨篇》說得更明白：「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因為鄭聲不是雅樂，所以他要排斥。推而言之，〈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乎情，合乎禮義，表現了中正和平的情感，合乎周公制禮作樂的要求，所以孔子才特別標舉它。鄭聲即所謂「新聲」，雖然悅耳動聽，但無論是樂是哀，表現出來的情感卻都過分了，有了偏失。或失之淫蕩，或過於悲傷。雖然很有味道，討人喜歡，卻已失去調適心靈的功能。《禮記．樂記》說：「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又說：「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鄭衛之類的「新聲」，正是「極口腹耳目之欲」，不能教民守住正道，因此孔子才力加排斥。這就是所謂禮樂之教。這也才是所謂「德音」。

《禮記》所謂「口腹耳目之欲」，本來是人類的本能，與生俱來，但古人認為它不能過分貪求，否則會有害身心。耳目自指聲色而言，口腹則指飲食。《禮記．禮運篇》說：「禮之初，始諸飲食。」又說：「禮終而宴」、「非專為飲食，為行禮也。」可見古人以為飲食和音樂一樣，都必須配合禮儀才有意義。三百篇中有很多燕饗詩和祭祀詩，其意義即在於此。

孔子生於春秋晚期的魯國，那是周公後裔受封的禮儀之邦。《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吳公子季札在魯國觀賞周樂的演奏，十五國風和二雅三頌的編次，大抵已與今見《詩經》相同。那時孔子才八歲，自無編訂《詩經》的可能，可證在孔子出生之前，《詩經》的早期傳本《詩》或《詩三百》，已經成型。《論語．子罕篇》又說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那時孔子已六十九歲，他對《詩三百》的重加整理訂正，核其內容，重點應該只在於雅頌音樂的部分，亦即上述《史記》所謂「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在孔子生活的時代，周室衰微，諸侯兼併，周公制禮作樂的傳統，已經開始禮崩樂壞。《論語．衛靈公篇》記載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論語．微子篇》記載他感嘆魯國操習雅樂的樂師，「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等等，都可以看出他對古代雅樂的高雅和衰落，是如何的愛好和痛惜。

所謂禮崩樂壞，對《詩三百》而言，有兩層意義：一是政治外交上的實用目的消失了，一是生活修養上的審美功能改變了。前者指春秋時代賦詩的風氣逐漸衰微，後者指詩歌與禮樂逐漸分離。根據《禮記．仲尼燕居》的記載，孔子說過：「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矣。」意思是說︰古之君子迎客進門而鳴鐘奏樂，是表示歡迎；揖讓升堂，歌者堂上吟唱，是表示讚美；樂工堂下奏樂、舞蹈，是顯示祖先德業。陳其薦俎，備其百官，一切以禮樂相示，何必親相與言呢？然而到了孔子的時代，君子相交，卻已不能僅以禮樂相示，以詩相感，還必須親相與言，當面把話說清楚，才能彼此了解。

原來西周自成王以後，由於推行周公制禮作樂的政策，禮興樂作，不但王朝宗室君臣之間，祭祀宴饗之際，要講求禮樂儀節，而且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不同的身分，都有不同的規範。又由於當時王朝能夠號令諸侯，所以諸侯列國之間的交際往來，逐漸興起一種以禮樂相示、賦詩以明志的風氣。古代有地位或有聲望的人，都可稱為君子；君子之間的交際往來，自然不可粗鄙無文，而應以禮樂相示。在迎獻酬酢的宴會裡，在奏樂行禮的過程中，有時候不必親相與言，只要以禮樂相示，甚至只詠頌某些詩篇或其中若干章句，即可讓雙方彼此知曉其意。這就叫做賦詩明志或引詩明志。賦是雙方賦答，引是引頌詩句。它們的表現方式，多為斷章取義。所謂斷章取義，是說只取詩篇中的一章或片段，用三言兩語以為譬喻，卻希望對方了解自己所暗示的用意。這個基礎，必須建立在雙方對所賦的詩篇，要有共同的認識；如此賦者始能運用自如，而聽者也始能知曉其意。而且在兩者之間，還必須具備一種「觸類旁通」、「善體會之」的能力。換言之，他們必須先有共同的讀本才能辦到。我們相信，《詩經》的早期本子，就是在這種需求的情況下編成的。

這種賦詩或引詩明志的風氣，到了春秋時代，由於諸侯列國各自為政，往來頻仍，特別盛行。在朝聘會盟的外交場合裡，《國語》、《左傳》等書，有很多資料反映了此一史實。以《左傳》為例，始自魯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六三七年）秦穆公與晉公子重耳的饗宴，雙方君臣彼此賦了〈河水〉、〈六月〉等詩篇，多斷章而取義；終於魯定公四年（公元前五○六年）申包胥哭秦庭，秦哀公為賦〈無衣〉。魯定公四年，那時孔子才四十六歲左右。此後《左傳》就沒有「賦詩」的記載了。「引詩」的記載，則終於魯哀公二十六年（公元前四六九年）子貢對衛出公所引用的《周頌．烈文》篇，那已是孔子死後十幾年之事。除了賦詩、引詩之外，其實還有解詩、歌詩。所謂歌詩，說不必本人唱誦，由樂工代唱也可以。

由此可知，賦詩明志的風氣，在孔子生前曾風行一時，《詩三百》的早期本子一定也風行一時。因此孔子才會說，「不學《詩》，無以言。」又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在他看來，《詩》除了可以興、觀、群、怨以外，還可以「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具有經世致用和陶冶情操的雙重作用，所以他也才選它來做為傳授弟子的六經教材之一。

孔子標榜「溫柔敦厚」的詩教，標榜「思無邪」是《詩三百》的思想內容，這當然也和古禮

雅樂的傳統息息相關，但同時也顯示出詩教和禮教樂教已經開始分別獨立了。六經包括《詩》、《書》、《易》、《禮》、《樂》、《春秋》，正說明了此一事實。

列國賦詩的風氣，在春秋中葉就隨著周王朝的式微、不能號令諸侯而逐漸衰微了。諸侯僭越各自為政的結果，古禮雅樂已逐漸罕人問津，而新聲卻日漸興起。不但賦詩的風氣衰微了，而且禮樂的節次也亂了變了。例如〈周頌〉中有〈雝〉（一作〈雍〉）篇，本是天子之樂，用於祭畢徹俎之際，但《論語．八佾篇》卻記載著：「三家以雍徹」。孟孫（一作仲孫）、叔孫、季孫三家，都只是魯國的大夫，但他們在祭祀時卻用天子之樂〈雍〉來歌徹。同樣的，〈八佾篇〉也記載：「季氏八佾舞於庭」。八佾，是天子之舞，三家之一的季孫氏卻僭用它。孔子以為魯大夫的這些行為，都是僭越失禮的，因此慨言：「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如《左傳．文公四年》記載：魯文公宴饗衛國寧武子時，為賦〈湛露〉、〈彤弓〉二詩。這兩首詩都在〈小雅〉，本來都是天子讌饗諸侯的樂章，可是魯文公卻僭越了，用它來讌饗列國大夫。這些現象，說明了列國諸侯之間「大雅久不作」，正聲已微茫。上文引述孔子自稱：「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說他「惡鄭聲之亂雅樂」，就是由此而來的。就像他著《春秋》而使亂臣賊子懼一樣，他也要重訂《詩三百》，守禮樂之正道，斥鄭衛之新聲，「放鄭聲，遠佞人」，要在舉世滔滔之中，堅持古禮雅樂的傳統，發揮賦詩明志的功用，用「斷章取義」的方法，用「溫柔敦厚」的詩教，來闡明詩篇「思無邪」的宗旨。

《論語．學而篇》記載孔子和子貢的一段對話。當孔子告訴子貢「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時，子貢問：「《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孔子答：「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告諸往而知來者，是說能觸類旁通，能善加體會。《論語．八佾篇》也記載了孔子和子夏的一段對話。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子夏又問：「禮後乎？」孔子答：「啟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稱讚子夏能由「繪事後素」聯想到「禮後乎」，這就是觸類旁通，引喻知義。這和春秋時代所盛行的賦詩斷章，是一樣的道理。「斷章取義」，固然有時是曲解，偏離了詩的本義，但它所闡述的義理，卻往往關乎生活倫理和政教風化。這是孔子以及他學生說詩的一個共同認知。

《禮記．樂記》也有一段記載：魏文侯請教孔子的得意門生子夏，說他自己「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這是什麼道理？子夏的回答是：「（古樂）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顯然是把古樂和修齊治平之道連結在一起。這和孔子以「思無邪」來詮釋《詩三百》是一脈相承的。後人所以會說〈詩序〉出於子夏之手，不是沒有它的道理。

《禮記．大學》是後來闡述孔子學說和儒家思想的主流之一，它有一段話引用孔子之言，解釋《詩三百》雅頌中「止」字的意義：

《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

《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云：「穆穆文王，於輯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維民所止」，見〈商頌．玄鳥〉篇；「止於丘隅」，見〈小雅．綿蠻〉篇。這兩個「止」字，雖然都有停留之意，但前者重在歸順、依從，後者重在勞頓、歇息，意義其實不同。「於輯熙敬止」，見〈大雅．文王〉篇，其「止」字其實更只是語辭，並無實義。但〈大學〉的作者，卻把這幾個「止」字句連在一起，既引孔子之言「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為證，又自己引申發揮「知止」的哲學，全都附會到倫理政教上面來。這和荀子的說《詩》非常相似。孔子的詩教，儒家的詩說，就沿著這個軌道向前進。

前言：

《詩經》與禮樂的關係

《詩經》原稱《詩》或《詩三百》，是周朝用以配樂的詩集。它的產生，在孔子以前，起先流傳於貴族之間，與禮樂相結合，應用於宗廟祭祀和朝會燕饗的場合。

從古以來，禮是行為的規範，樂是心靈的調和，詩則是情志的流露。禮有一定的儀式，樂有一定的節奏，詩也有它一定的表現方式。《禮記．孔子閒居篇》記載子夏曾經向孔子請教《詩經》的一些問題，孔子回答時說：「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可見他以為詩是用來表達哀樂之情，而和禮樂...

自序：

詩經國風新繹　

一

本書重新譯解《詩經．國風》，主要是依據拙著《白話詩經》聯經版三冊增訂加注而成。譯文仍採直譯，解析更求詳盡，所加新注則以簡明為主。

回想從中學時代接觸《詩經》，至今已逾六十年。初由朱熹的《詩集傳》入手，後來兼採眾說，不主一家，一直在摸索之中。進臺大中文系讀書後，從大學本科到研究所，系中開設《詩經》專書課程，先後由屈萬里老師、何定生先生講授。屈老師是我敬愛的經師，治學嚴謹，望之儼然，對經史之學及先秦文獻的研究，特別重視資料的辨偽考證，真可謂深造有得，成就可觀。可是因緣湊巧，我選修過屈老師講授的《尚書》及「古籍導讀」等其他課程，卻獨漏他講授的《詩經》一科。何定生先生是顧頡剛的入室弟子，講《詩經》是由禮樂切入，據說他講課非常活潑，與屈老師大異其趣，但那時我正日夜忙於趕寫博士論文，連去旁聽也不可能。也因此，嚴格說，對於《詩經》的研讀，我其實並無「師承」可言，頂多算是「私淑」而已。

後來在臺大等校中文系教書，適值同事前輩裴溥言教授偕其夫婿糜文開先生出版《詩經欣賞與研究》等書，引起我很大的興趣。讓我覺得用白話來譯注解說《詩經》，要比傳統的文言簡注方式，更便於初學者閱讀。這是一項看似容易卻艱難的工作。

一九八○年前後，石永貴先生入主台灣新生報，邀我撰寫《白話論語》一書，在該報連載，後由該報出版單行本。因為獲得讀者熱烈的反應，因而增加了我以白話譯解《詩經》的信心。一九八六年我應聘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聯經出版公司劉國瑞董事長來訪，發現我辦公桌上正擺著一疊《白話詩經．國風》的初稿，立刻要我答應該書將來由聯經出版。不久之後，石永貴先生調任中央日報社長，梅新擔任副刊主編，他們都邀我寫稿。於是《白話詩經》的〈國風〉部分，就以每週一篇、每篇兩三千字的方式，連載於《中央日報》的副刊「長河」版。刊出後，多家書店曾表示有意出版，我都以早已答應聯經婉拒。那時候我承蒙吳大猷院長的好意，正為中央研究院籌設中國文哲研究所，同時在臺大中文系專任，工作非常忙碌，眼睛又不好，曾住院手術，聯經出版公司的編輯吳興文先生自動為我剪報配圖，累積到一定的篇數，即由聯經正式出版發行。《白話詩經》的第一、二兩冊，就是這樣出版的。出版後也還受到讀者歡迎，分別印行三至五版，每版兩三千冊。

後來我離開臺灣，到香港中大、城大任教，因為眼疾未癒，教學工作又非常冗繁，《白話詩經》的撰寫，不得不暫時停頓。這一停頓，就是好多年。一直到二○○九年初，我在決定香港退休、回臺灣定居的同時，才終於完成十五〈國風〉的所有部分，交給聯經公司出版《白話詩經》第三冊。第三冊的「新繹」部分，引證比前二冊詳細，是基於讀者的建議。

退休返臺之後，閒居多暇，幾乎每天清晨六點左右就起床撰稿，至傍晚才休息，除吃飯、午休外，很少外出活動，也不應酬。雖然有時覺得累，卻樂在其中。這幾年間，不但完成了我《論語新繹》、《老子新繹》、《六祖壇經新繹》所謂「人生三書」的修訂工作，同時也完成了一些新著作，包括由遠流公司出版的《詩經雅頌新繹》（出版社建議易名為《詩經新繹．雅頌編》）二冊。

《詩經新繹．雅頌編》是《白話詩經》的後續之作。以前聯經版的《白話詩經》三冊，只有十五〈國風〉，沒有二〈雅〉、三〈頌〉；只有語譯，沒有音注。如今，在我用「新繹」之名重新闡述古代經典的計劃中，《詩經新繹》成為我必須最早完成的工作目標。預定先完成〈雅〉、〈頌〉的部分，再回頭修訂十五〈國風〉，同時加注。

二

以前我受囿於時代風氣，只願意把《詩經》視為純文學，現在我認為它不只是春秋中葉以前民間的風土歌謠、朝廷的獻詩樂歌、廟堂的祭祀舞曲，不只與禮樂的關係密切，而且它確實是周朝用以宣揚政教風化的一本詩歌總集（說是選集也可以。請參閱拙著《詩經與楚辭》一書）。它在孔子整理編訂以前，應該至少經過周公制禮作樂、宣王中興、平王東遷前後三次的編訂過程。從周公的制禮作樂，到孔子所感嘆的禮崩樂壞，這個過程，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無論如何，它在孔子採為教本、奉為經典以後，兩三千年來一直成為讀書人不能不接觸的傳統文化教材。歷代為它注疏解說的學者及著作很多，所謂漢儒、宋儒、清儒，所謂「毛詩」、「三家詩」、《鄭箋》、《孔疏》、《朱傳》等等，都反映了不同的時代風氣。在不同的時代風氣影響之下，幾乎《詩經》的每一篇，甚至每一句，都各有不同的解釋。所謂「詩無達詁」，這也是一個值得我們探討的現象。

對於十五〈國風〉，我也一直以為產生的時代和地域，與周武王伐紂、周公東征以及周公召公受封的關係，非常密切。武王伐紂克商之後，為了化異求同、封藩建衛，曾經分封功臣及同姓親屬。例如封功臣呂望姜太公於齊（今山東臨淄附近），封周公旦於魯（今山東曲阜），封召公奭於燕（今北京），等等。並且褒封古代帝王的後裔。例如封黃帝的後裔於祝（今山東歷城附近），封神農氏的後裔於焦（今安徽亳州附近），封祝融的後裔於鄶（一作「檜」，今河南密縣附近），封堯的後裔於薊（今北京一帶），封舜的後裔於陳（今河南淮陽一帶），封禹的後裔於杞（今河南杞縣）。對於商紂的後裔也沒有趕盡殺絕，仍舊封其嫡子武庚於殷（今河南安陽），「以續殷祀」，只是將商朝王畿之地，分為邶、鄘、衛，派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分別駐守監管，合稱「三監」。

沒有想到克商之後，武王西歸鎬京，建立周朝不久就死了。繼立的成王，因為年幼，由周公、召公等人輔政。管叔、蔡叔不服，散播謠言，說攝政的周公將篡奪大位，加上紂子武庚也想復國，於是聯合奄（今山東曲阜）、徐（今江蘇北境）等等方國起兵叛亂。周公奉命東征，豳地之人從征的很多，經過三年，終於誅殺武庚、管叔，流放蔡叔，平定了「三監」之亂。同時，由於成王後來對於周公的公忠體國，已有深刻的認識，對於周公的制禮作樂，也認為確是治國理政之方，所以沿用了武王、周公所規劃推行的分封制度。

首先為了消滅殘餘的殷商勢力，命令諸侯在雒邑（今河南洛陽）營建東都，號稱「成周」，並遷殷商頑民於此，加以控制。另外，改封紂王庶兄微子啟於商丘，國號宋；改封武王弟康叔於朝歌，合邶、鄘、衛之地，國號衛。各賜以殷商若干遺族。又以周公、召公輔政，與畢公為三公，並將奄國舊地封周公長子伯禽，國號魯；以北燕之地封召公之後裔，國號燕，其用意皆在於「封建親戚，以蕃屏周」，鞏固周朝的統治。周公旦死於成王在位之時，召公奭則活到康王之世。成王、康王是西周分封諸侯最盛最多的時期。據傳所封有七、八十國，其中與周同為姬姓的，即有四、五十國左右。

根據《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的記載，西周初年分封的諸侯國，除上述之外，還封王季（季歷）之兄太伯、虞仲（仲雍）的後裔於吳（今江蘇蘇州）；封文王之弟虢仲於東虢（今河南滎陽附近）、虢叔於西虢（今陝西寶雞附近）。其他封給文王子輩的諸侯國，有叔振鐸的曹國（今山東曹縣），叔鮮的管國（今河南鄭州），叔度的蔡國（今河南上蔡），叔處的霍國（今山西霍州）、叔鄭的毛國（今河南宜陽），以及郕（今山東汶上縣附近）、聃（今湖北荊門附近）、郜（今山東成武附近）、雍（今河南焦作附近）、滕（今山東滕縣）、畢（今陝西咸陽附近）、原（今河南濟源附近）、酆（今陝西西安附近）、郇（今山西臨猗附近）等等。封給武王子輩的諸侯國，有成王同母弟叔虞的唐（今山西太原），還有邘（今河南沁陽附近）、晉（前身即唐，今山西曲沃附近）、應（今河南魯山縣一帶）、韓（今山西芮城一帶）等等。封給周公子輩的諸侯國，除伯禽之魯國外，還有凡（今河南輝縣）、蔣（今河南固始）、邢（今河北邢台）、茅（今山東金鄉）、胙（今河南延津）、祭（今河南鄭州附近）等等。這些姬姓國，上至燕，南至江、漢中下游，主要就分布在今陝西、山西、河南、山東、河北等省境內。和十五〈國風〉的地域基本上是重疊的。

此外，還有很多異姓國，包括有功於周朝和有親戚關係的，最著名的是自古與姬姓聯姻的姜姓國，分封於齊、紀、向（俱在山東境內）和申、呂（俱在河南南陽附近）等地；其他還有莒（嬴姓）、郯（己姓）、鄫（姒姓）、鄢（妘姓）、摯（任姓）、鄧（曼姓）、楚（羋姓）等等，分布大江南北各地，真是不勝枚舉。總括而言，十五〈國風〉產生的地域，俱在其中矣。

分封諸侯的結果，使周王室通過血緣關係，建立了宗法制度，有了一定的禮制，可以統轄各地方的行政系統，大大地提高了周朝王權的地位。西周初年的成王、康王，可以說已由夏商王朝的諸侯之長，一躍而成為諸侯之君，擁有了天子之尊，真的可以號令諸侯。周公旦和召公奭也真的成為國之大臣。所謂「分陝而治」，「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可以想見當日概況。他們的後代也都同樣擁有尊崇的地位。後來的周厲王，因暴虐失政，國人起義，他在公元前八四一年出奔彘（今山西霍縣）時，據說朝中即由召穆公虎和周定公二人共同行政，號稱「共和」（一說：「共和」是指由共伯和執政）。這兩位執政大臣，就是召公奭和周公旦的後裔。當人民起義時，厲王的太子姬靜，即後來的周宣王，更曾躲在召穆公家中；賴召穆公之助，才得以脫險。後來又靠召穆公等大臣的擁護和輔佐，也才能登上王位。

周宣王即位之後，勵精圖治，號稱「宣王中興」，開始起用西陲的秦人。先是以秦仲為大夫，後來又重用其子秦莊公，讓他們帶兵攻伐西戎。另外還命令尹吉甫、南仲等，出兵征討玁狁；更派南仲、皇父、程伯休等，率軍沿淮水東下，征伐徐國。先後幾次大勝利，奠定他的中興大業，也因此成為〈風〉、〈雅〉詩人歌頌的對象。

宣王雖然號稱中興，但其實西周王朝從昭王、穆王開始，已趨於衰落。周夷王即曾下堂見諸侯，可見諸侯已漸坐大，不聽中央的節制命令，而厲王的出奔，周、召的共和，更說明了周王朝早就出現內部矛盾和社會對立的情況。到了周幽王時，由於寵褒姒、黜申后、廢太子宜臼，最後被申侯聯合西戎、犬戎等外族，攻殺於驪山之下。西周遂告滅亡。太子宜臼不但被申侯、魯侯等擁立為天子，而且在秦襄公、鄭武公、晉文侯等擁護下，由西周都城鎬京（今陝西西安附近），遷都到東方的成周雒邑（今河南洛陽）。從此進入東周，亦即春秋時代。

「春秋」時代是依孔子所纂魯國史書《春秋》來命名的。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公元前五五一年），在他出生以前，周王朝和諸侯之間，還維持一定程度的宗法關係，周公制禮作樂的影響也還存在，《國語．周語上》召公諫厲王所說的：「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以及諸侯在政治外交場合的賦詩風氣，也依然時而有之，並沒有滅絕。真正的禮崩樂壞，是在孔子長大以後才深切感受得到的。孔子嚮往西周的禮樂文明，崇尚周公的制禮作樂，因而他蒐集整理當時流傳的《詩》或《詩三百》（《詩經》早期的本子），來做為弟子研讀的教本。《論語．子罕篇》所謂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史記．孔子世家》所謂「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從中可以看到孔子對整理《詩經》的貢獻。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詩經》，到這時候才可以說有了定本。

不只十五〈國風〉的很多篇章，和上述種種關係密切，即使是〈雅〉、〈頌〉部分，例如〈魯頌〉、〈商頌〉，也多淵源於此。

三

我一向不喜歡作偏勝的主張，研讀《詩經》的基本態度也一直是：兼採眾說，不主一家；只要古注舊說講得通的，就覺得應該兼容並蓄，不應該偏廢。例如周代有周代的禮制，只要詩篇中有可考定的，就應該信從，沒有憑空臆測的道理。讀書做學問，本來就應該尚友古人，實事求是。

為了幫助讀者在閱讀《詩經》之前，對《詩經》的內容概況及其流傳情形，先有一個概括的認識，因此我除了保留舊版《白話詩經》的「前言」之外，還參考近人的研究論著，另編〈詩經學關鍵人物及著述書目舉要〉一種，列於書前，提供給有志於研究的讀者，作參考或對照之用。杜甫詩說得好：「不薄今人愛古人」、「轉益多師是汝師」，願與讀者共勉。

最後，要對遠流編輯曾淑正的費心配圖和再三校對，表示誠摯的謝意。

二○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初校後

二○一八年二月再校

自序：

詩經國風新繹　

一

本書重新譯解《詩經．國風》，主要是依據拙著《白話詩經》聯經版三冊增訂加注而成。譯文仍採直譯，解析更求詳盡，所加新注則以簡明為主。

回想從中學時代接觸《詩經》，至今已逾六十年。初由朱熹的《詩集傳》入手，後來兼採眾說，不主一家，一直在摸索之中。進臺大中文系讀書後，從大學本科到研究所，系中開設《詩經》專書課程，先後由屈萬里老師、何定生先生講授。屈老師是我敬愛的經師，治學嚴謹，望之儼然，對經史之學及先秦文獻的研究，特別重視資料的辨偽考證，真可謂深造有得，成就可觀。可是因緣湊巧...

國風編

詩經國風新繹．自序
舊版《白話詩經》前言
詩經學關鍵人物及著述書目舉要

國風解題
周南解題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召南解題
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靁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何彼穠矣
騶虞

邶風解題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鄘風解題
柏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蝃蝀
相鼠
干旄
載馳

衛風解題
淇奧
考槃
碩人
氓
竹竿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木瓜

王風解題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蓷
兔爰
葛藟
采葛
大車
丘中有麻

鄭風解題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齊風解題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魏風解題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唐風解題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杕杜
羔裘
鴇羽
無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秦風解題
車鄰
駟驖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陳風解題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檜風解題
羔裘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曹風解題
蜉蝣
候人
鳲鳩
下泉

豳風解題
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雅頌編

詩經雅頌新繹．序論
小雅解題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魚麗
南有嘉魚
南山有台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鴻雁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幹
無羊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穀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鐘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隰桑
白華
綿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大雅解題
文王
大明
緜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泂酌
卷阿
民勞
板
蕩
抑
桑柔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旻

三頌解題
周頌解題
清廟之什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臣工之什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魯頌解題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商頌解題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國風編

詩經國風新繹．自序
舊版《白話詩經》前言
詩經學關鍵人物及著述書目舉要

國風解題
周南解題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召南解題
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靁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何彼穠矣
騶虞

邶風解題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鄘風解題
柏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