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神探福邇，字摩斯

 

 

　　向各位介紹作品前，我想先談一下跟作者莫理斯兄認識的經過。

 

　　二○一九年七月我獲邀擔任香港書展幾場講座的講者，首場完成後有小型的簽書活動，我就坐在台前，接過一位位讀者遞過來的書，仔細地簽名。簽名前我會先問對方要不要寫上款，有時更會請對方在紙條上寫一下，畢竟我現在只習慣用鍵盤打倉頡碼，怕不小心寫錯別字貽笑大方。當我像工人在工廠生產線上流水作業時，一位先生遞來我的某部作品，我便公式化地問道：「要寫上款嗎？」

 

　　「啊，好，我叫莫理斯。」

　　這句話令我霎時抬頭，錯愕地大嚷：「你是《神探福邇，字摩斯》的莫理斯？！」

　　「你有看過？」莫理斯也同樣地掛上驚訝的表情回應。

 

　　對，當然看過。《香江神探福邇，字摩斯》的港版（港版書名少「香江」二字）當時已出版了一年多，身為推理迷很難不注意，而且作品水準相當驚人，我買來稍讀後已跟台灣的推理圈友人推薦，甚至跟來港的日本朋友介紹這本推理小說如何精巧有趣。我沒料到的是竟然有機會跟作者相遇，而且對方更反過來找我簽名。

 

　　《香江神探福邇，字摩斯》如何優秀，我想難以三言兩語說明，在不劇透的前提下，我只能說這是一部「兼顧全方位」的傑作。重撰、改寫《福爾摩斯探案》在歐美和日本都有不少例子，遠至艾勒里．昆恩，近至安東尼．霍洛維茨都有寫過，日本也有島田莊司和松岡圭祐等名作家參與，而將福爾摩斯挪移到十九世紀末英國以外的時空，則有英國BBC製作的影集《新世紀福爾摩斯》（Sherlock）和美國的《福爾摩斯與華生》（Elementary）等等，它們將人物和案件放到現代倫敦或紐約，以時下角度重新演繹改編經典故事。無論是仿作或是現代改編都具有一定難度，前者要考慮如何模仿原作者柯南・道爾爵士的風格、貫徹原有角色的個性，後者則要比較時代差異，針對環境變遷帶出新觀點和新趣味。

 

　　而莫理斯在《香江神探福邇，字摩斯》做的，卻是融合兩者的高難度動作。

 

　　莫理斯藝高人膽大，沒有將福爾摩斯的故事現代化，但將它「平行轉移」到地球的另一面，以亞洲城市、亞裔人物來取代歐洲舞台和角色。作者一方面要做大量歷史取材，確保故事背景符合十九世紀末的香港風土人情，另一方面要將文化差異加進故事裡，置換原典的元素以突顯本作的獨特風味。

 

　　本作故事發生在一八八一年——跟原作一樣——如何將一百多年前的香港風貌栩栩如生地描繪出來已相當困難，莫理斯不但充分展現出他對當時環境的理解，還在字裡行間加插不少漢學知識，令角色更見生動，仿如歷史人物真實呈現。《福爾摩斯探案》備受推崇的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它的生活感和寫實性，當時在《岸濱月刊》（The Strand Magazine）連載，讀者就覺得福爾摩斯跟他們一樣生活在同一座城市，每天讀《每日電訊報》、走在倫敦西敏市貝克街的路上、和蘇格蘭場的警官討論罪案。而莫理斯在《香江神探福邇，字摩斯》也能寫出相同的韻味，創作出一個真實度滿分的昔日香江，讓主角們遊走於那個被遺忘了的舊城市的街角巷弄之間——可別忘了，柯南・道爾寫的是他每日看到的東西，莫理斯卻寫出了他沒經歷過、他曾祖父輩身處的世界！就算不談推理，本作也是一部驚人的歷史小說。

 

　　剛才我以「全方位」來形容本作，就是想說除了歷史元素外，本作的推理性也是非常出眾。改編最困難之處，在於要考慮兩種讀者：一種讀者有讀過原典，另一種沒有，而這個差異足以令一部作品的評價差天共地。一些戲仿作品毀譽參半，就是因為有些情節只有熟悉原作的讀者／觀眾才懂好玩之處，而沒看過原作的只感到莫名其妙。要令兩種讀者都滿意，只有做出「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才能成功，即是沒看過原典的人能從故事獲得足夠的娛樂性，看過的卻能進一步讀出作者改編的用心。本作在這方面堪稱超一流，沒讀過《福爾摩斯探案》的讀者固然能夠放心閱讀，作者沒有刁難新入門的推理讀者，而對「福迷」而言便是驚喜處處，大量細節跟原作連結，越熟的越看得過癮。莫理斯甚至在一些情節中故意顛覆原作，您永遠不知道故事的流向會跟原典一樣，還是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這帶來與別不同的閱讀體驗。

 

　　雖然莫理斯未必有意圖借古喻今，但清末香港在風起雲湧的世界局勢間，或許和現代有幾分相似，我們透過虛構故事，也可以延伸思考社會問題，以及如何自處。《香江神探福邇，字摩斯》的故事發生時間，是在一八九八年英國與清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之前，亦即是當時的「香港」只有「香港島」和「九龍半島」兩片領地，「新界」這名稱根本不存在，只有「九龍界限線（現界限街）以北、廣東深圳河以南」作為地域代號。英國逼迫大清簽下這份無償的不平等土地租約，最大目的並非要從清政府取利，而是為了應付其他歐洲強豪對英屬香港的軍事威脅（條約有英軍接納清軍協防進駐的細則，雖然日後事態發展令原意失去）。那是一個比今天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動盪時代，我相信讀者對歷史認識越深，就越能應對未來社會的急遽變化，這是一本寓教於樂的傑出作品。

 

　　我和莫理斯兄相識後，每次碰面都會談及推理的種種，也很高興有機會跟他合作，與香港一眾推理作家合撰《偵探冰室》這系列的短篇集。他是我認識的作家朋友中最擅長寫古典詭計的推理作者，也因此我十分期待本作跟台灣讀者見面，更期待在不久的將來能讀到《香江神探福邇，字摩斯》的續篇。福邇和華大夫的精彩冒險，才剛開始而已！

 

 

 

　　福爾摩斯思考時拉小提琴，福邇拉胡琴，把西方小提琴曲改編成胡琴演奏，說胡琴是行乞賣藝的平民樂器，權貴瞧不起，但他情有獨鍾。似乎象徵把《福爾摩斯探案》重新融鑄成港版：推理小說是大眾娛樂，勢利眼瞧不起。書業崇尚翻譯，本土次之。六○年代《黃河大合唱》改編為鋼琴協奏曲《黃河》，將陝北民謠風格用管弦樂編制在北京民族文化宮演出，西裝見客，視為超英趕美民族復興。半世紀後，他想用胡琴拉小提琴曲，讓福爾摩斯穿上長衫馬褂吸鴉片破案。

 

　　《香江神探福邇，字摩斯》將福爾摩斯從十九世紀末倫敦大霧中的貝克街，挪過大半個地球，瞬間橫移到同時代的香港上環荷李活道，化為留學歐洲日本，博學優雅的貴族滿人青年福邇。助手華笙大夫，則是在左宗棠麾下收復新疆的福州軍官，武功過人。因戰爭重傷，再起不能，黯然退役。未能衣錦還鄉，無顏見父老。遂在航行回福州老家途中來到香港，棲身在中環石板街的中藥店裡為人看診。

 

　　原來華笙當初武試中舉，好比選手進奧運就要拿金牌，期待立功封賞一路升遷，御賜牌坊表彰科第功勳，光宗耀祖。從陞官圖半途隕落，令人難以承受。必須改變人生觀，才能重新認同自己。

 

　　人設一改，天地乍變。角色的情懷遂由謀職租房、拉琴飲茶的雅趣、鑑識推理的熱情，擴展到認同的轉移、時代的變革。

 

　　作者莫理斯博學多識，在謎團詭計中精巧嵌鑲香港歷史，事件、人物、機構、地理沿革，為福邇的探案披上了近代本土的聲色。近代西方看香港，是異國情調的人力車夫、鴉片鬼、江湖中人、旗袍妓女蘇絲黃。本書掙脫這些過時框架，反轉觀看，藉虛構和史實重塑香港。

 

　　本土化很難。環境與居民融為一體，失去邊界，所以居民難以反身回看。像蛇髮女妖梅杜莎，一看便化為石像，只能藉銅盾倒影斬殺她。小說也須拉開距離，才能指認香港。本書的第一個視角，是外人華笙，北來的傳統中國人看香港。

 

　　自一個誠樸剛直的退役軍人華笙眼中望去，入境香港便從「光緒七年辛巳」變「西曆一千八百八十一年」，「陰曆八月」變「陽曆十月」，十二時辰變成二十四小時；宵禁竟不准華人上街；街上無荷無李，卻叫荷李活道……目睹異次元力場連時空都可肆意扭曲的乖張，華笙不禁怒斥亂七八糟。

 

　　《香江神探福邇，字摩斯》細緻寫出清、港兩地同文同種帶來的錯置：華笙第一次出國，卻沒意識到已身在外國。不知香港僅僅英治四十年，斯地神貌已非中國。穿梭兩界，剃頭留辮換成西裝頭，北方口音會被誤寫為南音……慣行路徑處處拉扯著人。
 

　　而華笙遇到了一個精通多種語言、各地口音的翻譯者，連北方黑話都瞭若指掌。華笙出國，福邇回國，乍看是反方向逆行。華笙遭遇的文化震驚，福邇已在歐洲日本經歷多年，老練為新移民華笙解釋英俗。然而福邇留學，是另一種科舉晉身路線。不求功名聞達，反而一水之隔留在香港，似乎福邇也跟華笙一樣逃離故鄉。不同的是，他認同了西學，有能力去背叛華笙無力背叛的理想。

 

　　本書的第二個視角，是翻譯者福邇的英治港人觀點。何謂香港？是華笙和福邇的差異，福邇的今昔差異，福邇的新理想。

 

　　原作的華生忠誠沉穩，福爾摩斯霸道衝動，解謎的熱情像一陣狂風，日夜颳得他滿街跑。

 

　　《香江神探福邇，字摩斯》中，反而是福邇老成持重。華笙脾氣大，發現宵禁歧視華人，氣得差點拂袖回中國。福爾摩斯冷傲睥睨眾人，福邇居然會讀空氣、打圓場。華笙遺憾受傷不能上戰場報國，福邇體貼安慰他行醫也能報國。訪客誇福邇是未卜先知的活神仙，福邇還會引經據典，自謙不如東方朔百猜百中、不如耿玄善占。

 

　　原作中福爾摩斯絕不謙虛，華生回憶「他高興得漲紅了臉。我早就看出，他聽到別人讚揚他推理的成就時，會像姑娘聽人讚美她一樣敏感起來」。福爾摩斯說：「你知道魔術師一揭穿戲法，就得不到讚賞了。如果我告訴你太多訣竅，你就會認定福爾摩斯這個人其實很普通。」「我喜歡聰明人，他們都巴不得被抓。被人賞識、吹捧，終於成為焦點。這是天才的弱點，約翰，他們需要觀眾。」正是夫子自道。

 

　　所以福爾摩斯享受嘲笑警察，隱瞞線索證明自己更聰明。《新世紀福爾摩斯》中，福爾摩斯叫警察閉嘴：「你把整條街的智商都拉低了。」

 

　　福爾摩斯是愛現的屁孩，福邇則是破案為善不欲人知，把功勞奉送給警察。讀者在福邇、鶴心、華笙身上，彷彿看見了徐克電影中儒雅的白衣大俠黃飛鴻、十三姨、梁寬，真誠高潔，始終如一。

 

　　原作《血字的研究》中，兇手復仇，向受害者提議俄羅斯輪盤賭「這裡有兩粒藥，一粒有毒，一粒沒毒。你選一粒吃，剩一粒我奉陪」，以示公平。但受害者沒事為甚麼要跟你賭？所以劇情安排兇手持刀逼吃，美中不足。刀換成倒數殺人裝置，就是《火線追緝令》、《奪魂鋸》系列恐怖片。影集《新世紀福爾摩斯》首集稍好，改脅迫為引誘，兇手拿自己的命引誘對方下注，點出福爾摩斯這種瘋子才會躍躍欲試。影集把焦點拉回博弈，而本書〈血字究祕〉更貼近原作遊戲的公正。

 

　　統治階層總濫權操縱遊戲規則牟利，所以約翰．羅爾斯《正義論》提議，在分配資源給富翁和乞丐時，假設「無知之幕」：讓作決定的人不知道自己未來會是富翁或乞丐，就能避免決策自私，盡力為弱勢設想。《血字的研究》中，兇手有資訊優勢，知道哪一粒有毒，但主動拋棄優勢，與對方同受「無知之幕」蒙蔽。即便是血海深仇，兇手仍尋求公正。

 

　　〈血字究祕〉中，福邇猜出兇手是誰、如何犯案。華笙問何不報警抓人，福邇回答，英國法律講憑據，不像中國憑嫌疑便抓人，嚴禁用刑逼供。於是讀者看到福邇設置他的俄羅斯輪盤賭，賭命換證據，偉烈得其神采。

 

　　福邇說南宋鄭克《折獄龜鑑》、宋慈《洗冤集錄》創偵探科學之先河，早了歐洲幾百年，現今歐洲卻遠超中國，所以希望集古今中外鑑證辨偽方法之大成，讓偵探科學更上一層樓。

 

　　那為甚麼中國法醫學、偵蒐技術未能科學發展？因為縣衙只收稅、徵兵，不求毋枉毋縱，所以偵辦難以精進，拷問倒是日新月異。平民不相信司法公正，兇手當然也不會在復仇時還想要公正。《血字的研究》中兇手的對賭，在中國不會發生。福邇的對賭，照見香港超越時代，迎接人權的隱約曙光。同樣報國，華笙的理想是個人成就，福邇的理想是平等法治，他是溫和的改革開放派。

 

　　在令人目眩神迷的解碼、詭計、鑑識之間，本書寫活了香港自豪的理性啟蒙精神。《福爾摩斯探案》，謎底常是一段跨海的復仇，來自遠方大陸的恩怨情孽，要在此地了結。本書的動盪，也常是異國的餘震，在香港島嶼上交匯。而讀者從混濁中看清善惡，驚訝、哀傷之餘，能夠憐憫兇手的冤情，是因為正義已經得償，否則鄉愿只是殘忍。可見悲憫何其珍貴，它是偵探用技藝精進掙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