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罪與罰的掙扎 【律師?推理評論家】李柏青
大學時，有一位朋友寄信給我，痛批現在司法體系對犯罪的刑罰太輕，性侵女性動輒只判個五、六年有期徒刑，開車撞死人也才判個兩年不到，他認為什麼刑罰是對於犯罪者的教化云云，全都是鄉愿說法，只是『你們』這些蛋頭法律人自以為高尚的空中樓閣，保護犯罪的溫床！
當時才唸大三、連刑事訴訟法都還沒讀完的我被這一封萬言書給痛罵了一頓，一則是莫名其妙，一則便是發揮蛋頭法律人的原始天賦，馬上回了一封比他還要長的信，洋洋灑灑地援引了我當時所知的犯罪學、社會學、刑罰理論等等，告訴他犯罪是整個社會共同的責任、刑罰並不能彌補犯罪的損害、將受刑人再社會化才是現代國家應該採取的手段。
那位朋友隔了很久才又回信給我，但這回只有兩行：『若是你的女朋友被強姦了，你會怎麼對待那個強姦者？』我在電腦前愣了很久，然後很誠實地鍵入：『我會宰了他！』
這正是東野圭吾在《徬徨之刃》一書中所要探討的議題。
東野圭吾，一九五八年大阪府大阪市出生，大阪府立大學工學部電氣工學科畢業，曾一度於日本電裝擔任工程師，一九八五年以《放學後》一書贏得第三十一屆江戶川亂步獎之後，隨即辭職成為職業作家，之後便以每年二到三部的作品的速度持續創作。不過東野的創作道路一開始並不順遂，他樸直的筆調與以動機為中心的故事架構，與當時日本正風行的『新本格派推理』（著重華麗的文詞描寫與不可思議的詭計）似乎有段距離，因此雖然東野所推出的作品銷量不差，但始終離『暢銷』有段差距。同樣地，在文學評論上，東野的作品雖屢次入圍直木獎、吉川英治新人獎等文學獎，但卻始終與大獎無緣。一直到一九九九年，東野圭吾以《秘密》一書獲得第五十二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並再次創下十萬本的銷售佳績後，他的作家之路才真正進入坦途，二○○六年所推出的《嫌疑犯Ｘ的獻身》不但橫掃了日本所的推理文學獎項，更獲得大眾文學代表獎項直木獎的肯定；他的作品如《G@me》、《白夜行》、《偵探伽利略》等也被陸續翻拍為電影或電視劇，將東野圭吾的創作生涯帶上前所未有的高峰。
東野圭吾的作品最大的特色在他簡潔的行文，如上所述，不同於當代新本格推理作家慣用的華麗筆法，東野總是以白描的手法，細膩而精確地描繪出場景與人物，這不但不減損作者對故事氛圍的營造，反而加強了故事應有的節奏感。同時，這種簡約的文字風格，也讓東野圭吾能自由變換於各種不同的故事風格之間，舉凡幽默逗趣的《超！殺人事件》，到深沉至令人顫慄的《惡意》，東野圭吾總是一再地挑戰不同的領域，也一再地使讀者感動。
《徬徨之刃》為東野圭吾二○○四年所推出的作品，故事以兩名青少年對少女進行性侵害為核心，對於現代司法制度提出質疑。誠如故事中所不斷重複的概念：這兩名青少年將女孩當成性玩物，但在少年事件處理法的保護下，他們的名字不會被公開，他們也不會被處以重刑，可能在少年監獄中關個幾年後，就可以獲得假釋，然後可能在社會上再度犯案。法律真的可以制裁犯罪嗎？或者說法律是對犯罪的一種保護？當執法者（警察）面對犯罪者與復仇者時，手上那柄正義之刃，又應該要劈向哪一方呢？
誠如前述我那位朋友在信中所批評的，《徬徨之刃》所要強調的，是一個處於現代國家、安分守法的公民所面對的疑惑；就像港片『無間道２』的開頭名言：『殺人放火金腰帶，造橋鋪路無屍骸。』在現代越來越講究人權、程序正義的司法體系中，似乎只一味強調對被告的人權保護，但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屬的委屈，卻始終被排除在法律考量之外；刑度明明就已經夠輕了，動輒又放寬假釋標準、發動減刑，人權團體更整天嚷著要提高監獄中對受刑人的待遇，廢除死刑的聲浪更是甚囂塵上，好像從沒考慮過被害人所受的委屈，使被害人注定只能在角落哭泣而已。
罪與罰，一直是人類社會中無解的難題，法律學者、犯罪學者、甚至哲學家永遠有數不清的理論，嘗試為抽象的『邪惡』與『正義』，建立起一個現實的連結。我並不是學者，身為一個法律實務工作者，我只提出一個個人觀點給大家思考：是否真有一種合理的處罰，是足以彌補被害人的恨與委屈？有人對你罵三字經，你希望他得到什麼樣的處罰？有人偷了你辛苦存錢買的車，你又希望他得到怎樣的處罰？有人將車子的消音器拿掉、開車在路上狂飆，還超你的車，你又希望他得到怎樣的處罰或是報應呢？
在《徬徨之刃》一書中，當相依為命的女兒被人侵犯後，主角長峰所希望的，又是怎麼樣的復仇呢？殺了他？閹了他？雞姦他？或是將他凌遲至死？要到怎麼樣的程度，才能洗淨被害人被玷污的靈魂？或是才能達成所謂的正義？除此之外，一場悲劇，又只是犯罪者個人的責任嗎？如果不是，又為何只由犯罪者單獨承擔所有罪孽？復仇的火燄又應該燒到哪裡呢？溺愛兒子的父母？助紂為虐的可憐蟲？或是以前那些被同一人性侵害的受害者（各位或許可以想一想為什麼）？
有人可能會看不慣我又大放這種自以為人道的厥詞，像我朋友一樣問我：『那如果你是長峰，你會怎麼樣？』比起大三時的想法，我現在的答案幾乎相同，只是多加了一句：『我一樣會殺了他，只是我不是長峰。』這聽起來是很不負責任的說法，但事實上，若一個社會百分之五十一的人是性侵害被害人，那保證性侵害的刑度與判刑必定都十分嚴重，但由於現實社會中，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是性侵害被害人，法律也只能以剩下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觀點出發，無論怎麼定，都不可能符合被害人的期待。
又或者是說，如果我是長峰，我會殺了那兩個人渣；如果我是警察，我會在逮捕他們時痛打他們一頓；如果我是檢察官，我會求處兩人十五年以上的徒刑；如果我是法官，我會依據以往的慣例判處十二到十五年的刑度；如果我是辯護律師，我會竭力爭取將刑度降到五年以下；如果我是犯罪者的父母，我會堅稱我的小孩是清白的。
那如果我只是個讀者呢？我會好好欣賞這部作品，然後祈禱這樣的事情不要在現實世界中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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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少女在觀看煙火大會後返家途中，被一群所謂的不良少年盯上，擄走而後強灌藥物，輪暴致死。少女的父親原本只是單純的單親上班族，卻面對司法的程序當中明白所謂的法律無法拯救任何人，遂而踏上復仇之路。 主流社會對於犯罪者，一直保持著「寬容」的態度，所以才有「浪子回頭金不換」的主觀期待，甚至連整個司法與社會制度都傾向「讓犯罪者有自新的機會」這樣的泛道德主張，然而，被害者與遺族的人權和苦痛，卻被犬儒鄉愿的主流思想所犧牲掉。 東野圭吾這本書用一種完全站在被害者遺族的立場和角度，去凝視這個司法與社會的價值觀之偏頗處，恰好與台灣前法務部長王清峰所堅持的「不簽死刑令」有著對立的鮮明態度。並採用一種復仇者的角度去試圖解決主流社會下司法價值所無法解決的難題，如過度傾向保護加害者人權，過度保護青少年犯罪者等問題。 看完這本書後，我並不會因此改變或增減對於「罪與罰」在我心中的絕對水平，但是卻會增添了許\多被害者遺族的同理心，對於犯罪者，還是得要維持「以暴制暴」的公平原則，「處罰」遠比「教化」來得重要，司法界千萬別失去平衡。 東野圭吾在本書中，透過文字與書寫將讀者的心帶領到與不健全法律對立的一面，雖然明知道這種復仇的心態是不對的，讀起來卻格外痛快，有時候，也只能透過虛構的小說才能一吐「百分之百的正義」吧！ 親情、正義、司法、價值…..在人性天枰上各據一端，孰輕孰重？東野圭吾沒有給我們答案，相信很少人能完美無暇地找出屬於自己的解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