慘綠時代的綠沉西瓜
站在街邊,看著開西瓜車的老闆,從宜蘭或是花蓮或是台東載來的大西瓜,一把長刀,喀啦一聲,將西瓜汁水淋漓的剖開,接著,屬於西瓜特有的清甜氣息,便散逸開來,啊,這就是夏日的限定滋味了。我總會想起怪傑金聖歎所說的:「夏日於朱紅盤中,自拔快刀,切綠沉西瓜,不亦快哉!」如果可以穿梭時空,我很願意待在金聖歎的桌角,分一片不亦快哉的西瓜來吃。
「可是,西瓜是沒有氣味的水果呀。」常有人這樣對我說,我所宣稱的那種清甜,也許只是想像。但我確實嗅聞得到,來自西瓜的訊息,就像一個似有若無的微笑,瞬間綻放,而後淡然消失。
童年的夏日,吃過晚餐之後,全家人圍著餐桌,觀賞父親切西瓜,也是一件開心的事。家裡自備一把西瓜刀,磨得鋒利,我們幫忙扶住西瓜,看父親準確的一剖兩半,而後切成一片一片的,給我們啃食。將臉埋在碩大的西瓜片中,一邊啃著,一邊用西瓜汁洗臉的樂趣,是現在用叉子吃西瓜的孩子所不能體會的了。
黃澄澄的小玉西瓜上市之後,很快就成為我們的新歡。一剖為二的小玉,最適合用湯匙舀起來吃,父親和母親吃半個,我和弟弟吃半個,瓜肉吃盡了,瓜皮裡餘下的湯汁也要飲盡,才有心滿意足之感。當市場裡開始販賣去皮的西瓜,四分之一或是六分之一,去瓜皮之後帶回家,切在盤裡享用,西瓜刀再也用不著了。丟掉西瓜刀的那一天,切綠沉西瓜的歲月,也就一去不回了。
然而看見整顆西瓜,依然會勾起難忘的回憶。那是我的慘綠年代,母親的好友潔心阿姨從國外回來,借住在我家。潔心阿姨的丈夫是自己追求來的,為了供家庭環境不好的丈夫念完學位,她到美國之後,日夜打工兼差,太過操勞使她的頭髮花白了。過了幾年,丈夫果然成為美國的大學教授,還當上科學院院長,她也就成了人人稱羨的院長夫人,再也不用工作,只要享福就好。然而,院長桃花不斷,感情的入侵者三天兩頭來找麻煩,光是應付這些事就夠焦頭爛額的了。有一天,我聽見潔心阿姨對母親說:「我把自己當成沒有感情的動物,只要捍衛家庭就好,犯不著傷心。」我聽著卻很為她感傷。
炎炎夏日裡,母親吩咐我陪阿姨上市場逛逛,阿姨停在西瓜攤上,敲敲這顆,摸摸那顆,最後,她選了一顆十八公斤的西瓜,付了錢,對我說:「帶回家吧。」我毫不猶豫的彎下腰搬,卻發覺根本搬不動。當時年輕的我只有四十公斤,這顆西瓜幾乎是我一半的體重了。賣瓜人好心的幫我搬起西瓜,於是,我便抱著西瓜跟上阿姨的步伐。原本十幾分鐘的路程就能回家,那天,在炙熱的烈日下,走了將近半小時,衣裳全部濕透,細瘦的手臂失去知覺,雙腿顫抖,清楚意識到臉上迸出的是冷汗。
我的手腕韌帶受傷,接受了幾個月的治療。潔心阿姨回到美國之後,因為精神崩潰住進了醫院。慘綠時代的我似乎明白,太沉重的負荷,有時候真的不是我們努力就能承擔的,不管是甜蜜的西瓜;或是苦澀的人生。
記得要烘底
一路衝鋒陷陣,鑽過人群的縫隙,突圍而出,我的目標十分明確,每一次從這個城市甦醒的第一份早餐,正在召喚著我。按照常理,隔著一段距離,應該就可以看見排隊的蜿蜒人龍,然而,伸長頸子眺望,竟然沒有看見。同行的朋友緊張兮兮的問:「沒人排隊?難道今天沒開門?」應該不會啊,我知道他們固定星期四店休的,心裡是這樣想,腳步卻加快了。還沒越過街,便看見了比平常短一些的人龍。「太好了!」朋友開心的歡呼:「排隊排隊!」有隊可排勝過無隊可排,這就是香港對我們的馴化。
進入人龍之後,就像是等待領救濟品似的,拖著遲緩的步伐,一點一點向前進。然而心中是踏實的,偶爾會有單身一人的本地客,看見長長人龍,不耐的皺了皺眉,而後擠到門口,向服務員詢問:「只有一個人,可以先進去吧?」服務員眼皮子都沒動,鐵面無私指著隊伍:「排隊。」這就對了,管你是誰,管你從哪裡來,都得排隊,真正體驗到眾生平等的意義。
這樣的隊伍,縱使緩慢卻也安心了。眼見前方的客人一組一組被召喚,心中十分雀躍。密切注意白衣服務員面無表情用粵語喊著:「兩位,兩位,入來啊。」他們可不管你們有幾位,而是通知店裡有幾人座位,如果你剛好幸運的符合需求,就可以入店用餐了。聽不懂粵語的人稍有遲疑便遭白眼,遭了白眼還是心甘情願,如蒙特赦的擠進狹仄的卡座中。
我點了每次都一樣的腿蛋治烘底與凍奶茶,交代了要炒蛋不要煎蛋,便有領到天堂入場券的感覺。天堂就是個凡事不用等待的地方,只是天堂的服務員應該更和顏悅色些。砰的幾聲,我們點的餐都上了桌,以一種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添加了牛奶的炒蛋色澤金黃,口感柔滑細膩,吃過之後總令人渴想不已,配上薄薄一片火腿,鹹度剛剛好,烤過的吐司散發著焦脆的氣味,一口咬下瞬間抵達天堂。
同桌的兩個台灣女孩商量了半天,點了炒蛋三明治又點了火腿三明治,以及其他的東西,卻很羨慕我烤過的吐司,真的很想跟她們說:「下次就點腿蛋治,記得要烘底,就行啦。還有,這一家的奶茶真的是數一數二的好喝呀,錯過太可惜了。」但是我忍住沒有說,盡量努力保持著一個觀光客的平淡與禮貌。
其實,在香港這個地方,我早就不是一個觀光客了──當我知道哪個市場可以買到手磨豆漿;穿越哪條小巷可以更快去到碼頭;哪座公園隱藏著美麗的古蹟;哪家酒店的酒吧可以欣賞一覽無遺的海景。
兩次在香港工作的經歷,加上每年兩次以上的香港旅行,這已經是我今生的第二個故鄉了,有時站在街頭也會有滄海桑田的感慨。而我講得最道地、最流利的粵語,竟然都與飲食相關。「妳難道不覺得香港的服務生都好兇嗎?」曾經有朋友問我。「他們如果不兇,這裡就不像香港了。」我說。
鄰桌兩個日本觀光客指著我的食物點菜,卻被服務生的問題「炒蛋還是煎蛋」的粵語困住了,鬼打牆一般,我實在忍不住抬頭,用粵語嚷著:「炒蛋啦,烘底啦。」假扮觀光客瞬間破功,突然有種回到家的安適與愜意。
賣掉自己的家
據說我很小的時候,我們不停的搬家,有時候箱子裡的衣物還沒全部取出來,又要搬家了。但這些無根的遷徙我完全沒有印象,四歲那年,終於有一個安定的居所,父親抽到了公家宿舍,那是我記憶中的第一個家──二層小樓,還有個小小的院落,種植著梔子花、桂花、石榴、桑樹和葡萄。我和鄰居的同伴們穿過一家又一家的餐廳和院子;在自己家和別人家的樓梯上上下下奔跑著;在村子廣場的草地為男孩們的壘球競賽吆喝加油,就這樣剪去了長長的辮子,進入了國中。
公家宿舍後來變成了我們自己買下的不動產,母親的育嬰事業蒸蒸日上,需要更大的空間,有一天父親宣布:「我們要搬家了。」那時我剛考完高中聯考,「不負眾望」的落榜了,成為家人的羞恥印記,可以搬離這裡真是太好了,一點惆悵也沒有。為了支付新家的房價,必須立刻將舊家出售。還沒有房屋仲介的年代,只能委託「掮客」,掮客的樣貌各有不同,有時候是鄰居大嬸;有時候是市場阿桑;有時候是小學老師,帶著形形色色的人來看房子,但都沒有什麼成效。於是又登了報紙的分類廣告,打開報紙總覺得廣告實在太小了,怎麼會有人看得到呢?
新屋繳款的期限愈來愈逼近,父母的眉毛壓得愈來愈低,半夜裡能聽到父親起身踱步,在客廳裡一圈一圈的走著,困獸的聲息。
終於有一天,父親不再歡迎掮客,決定自己的房子自己賣。找到一張全開紅紙,研了濃濃的墨,寫了一個大大的「售」字,底下是電話號碼,貼在臨廣場的窗上,人來人往都能看到。
「欸,聽說我們村子有人貼了好大的『售』字,超誇張的。」同伴笑著說,已經是少女的我面無表情:「是我家啊,哪裡誇張?」
鄰居老奶奶遠遠指著我家窗戶,問身旁的人:「那是個什麼字呀?老眼昏花看不清楚。」旁邊的人回答:「是個『售』字呀。」「什麼?」老奶奶非常驚訝:「誰過壽呀?這麼鋪張。」冷面少女我本人正好經過,幽幽回答:「沒人過壽呀,奶奶,我家賣房子。」
有時候我自己在廣場上看著那扇窗,也感到懷疑,這樣真能賣房子嗎?
然而,詢問電話還是來了,滴鈴鈴的響著,父母親都在忙碌,弟弟年紀還小,我刷地一下子接起來,結結巴巴的報了坪數、格局、屋齡、屋況,恨不得趕快說再見。怎麼這麼遜呢?幾次之後,決定力圖振作,好好介紹這幢守護我童年的小樓。
「這是兩房兩廳,一廚一衛的兩層樓,還有一個充滿陽光的小院子,冬天一到,鄰居都來我家借太陽曬被子呢。樓上的兩間房是臥室,和樓下的客廳、餐廳分離,就算有客人來,也不會互相打擾,而且每個房間都有大窗戶,視野很好,可以看見山上的竹子和相思樹喔。後門雖然小小的,可是一出去就是廣場,廣場上的草地可以打球,也可以騎腳踏車……」聽的人有了嚮往,說的人也添了離情愁緒,這就是我生活了十年的地方,是個如此美好的居所,也是我即將失去的家。
還沒開始寫作的時候,我就知道自己很會說故事,說著好故事,賣掉了自己的家。
住在工地的日子
說著精采的故事,十四歲的我賣掉了自己的第一個家,解決了沉重的經濟壓力,於是,我們準備搬家了。確定了再也無法擁有這個家,真正的離情別緒才洶洶而至。站在陽台上和鄰居同伴們打手語的午後;鑽進鄰居家堆滿課外書的廁所閱讀;樓梯下方小儲藏室是我陰涼的庇護所;後門直接通往廣場,那一排防風林是我們玩家家酒時,想像的城堡。
聯考前的一個多月,媽媽把我安置在他們的眠床旁,那裡鋪了一個床墊,放滿了我得努力讀完的參考書與試題,每一天,除了吃飯,我就駐守在那裡。讀到眼睛痠痛,累得再也不能支持,便倒身入睡,睡醒了,洗把臉又繼續讀。臥室的窗簾恆常是降下的,隔絕了炎暑與陽光,也隔絕了我的時間感,就這樣沒日沒夜的,一盞小燈陪著我的最後衝刺。雖然,這樣的衝刺對我的聯考成績並沒有什麼幫助,卻已經考出了有史以來的最高分。因為搬家,我得收拾起這一方聯考戰場的遺跡,不免有些傷感。父母親卻沒有傷感的餘裕,因為有個更結實的難題撲面而來了──在我們與買主訂好交屋時間之後,發覺新房子工程延宕,無法準時交屋了。
於是,我看著大人們展開一連串的協商與談判,最終得出的結論是:因為買主必須準時遷入,我們只好如期遷出,住進毛胚屋的工地裡。
我們住進的工地沒有水電,工人幫我們拉了一條電線,夜晚來臨時,便點亮一盞巨型燈泡。而且,那並不是我們的新家,而是新家的隔壁,我們暫時棲身,工人會趕工將新家的工程做完。也許因為父母親都當過難民,他們隨遇而安的韌性夠強,牙一咬,就搬家了。我記得曾有鄰居提議,可以先把家具搬到工地裡去,我們則分住親戚或朋友家。然而愈是在艱難的時刻,家人的情感愈凝聚,我們還是堅持要住在一起。說真的,住在工地這樣有趣又刺激的經歷,誰想放棄啊?
住進工地之後,所有的家具都隨意堆放著,沒有客廳也沒有臥房,廚房沒瓦斯,浴室沒有馬桶,我們全家人挑了最大的一塊空間,放上幾張床墊,睡在一起。每天都在施工的噪音與飛揚的灰塵裡過日子;用一個大同電鍋料理所有的食物;要養成按時大小便的習慣,因為一天只有幾次能去另一幢尚未賣出的公寓裡借用洗手間。然而,對我們來說,最大的挑戰卻是沒有門。我們暫住的四樓公寓沒有門,連樓下進出的大門也沒有,完全是門戶大開的狀況。父親將我和弟弟的鐵床床架擋在門口,想像著能給闖入者一些障礙,然而這並不能安慰我和母親的恐懼,於是父親從街邊撿回一顆人頭,應該是美容院丟棄不要的,我們為她畫上林投姐的妝,放在鐵床架上,再用手電筒照著她,做為我們的守護者。每夜興奮的等待著闖入者發出魂飛魄散的恐怖叫聲。
常有人來探望我們,他們送來豬油,我們便吃豬油、醬油拌飯;他們送來大西瓜,我們翻找出西瓜刀將瓜就地正法;他們帶來一顆球,我們就在人車稀少的巷子裡玩躲避球。
住在工地的那個暑假,我的人生也掛著「施工中」的牌子,卻是一段逸出正軌的歡樂時光,讓我覺得困難啊什麼的,都只是過渡時期,一切終將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