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郭雨新先生流亡美國期間（1977-1985）的主要貢獻
青年歷史學者張文隆先生堪稱研究民主導師郭雨新先生的第一號作家。本書《台灣民主之父──郭雨新評傳》將郭先生一生的事蹟，包括其豐富精神遺產，以優美的筆調詳實呈現給讀者。此書不但是研究台灣精神的學者們應該人手一冊，亦是大學文學院很好的歷史教材。筆者在美國首都華府曾經跟隨郭雨新先生八年，對其在海外這一段期間的政治貢獻知之甚詳。張先生期許筆者為此書的催生擔任總策劃工作，並為之序，筆者欣然答應。
2005年，筆者應邀回國，參加「郭雨新逝世二十週年紀念研討會」。當時筆者在台北聽到某位「有識人士」大談郭雨新晚年，推定郭先生在美國流亡八年實在太久，難免淪落為一個「孤獨老人」。這些島內所謂「有識人士」不加深思，也不予求証，任意猜度郭先生既然離開了他辛苦經營的島內支持群眾，則淪落為一個「孤獨老人」，要不然，頂多演幾齣「唐吉訶德」般的鬧劇。聽到這種不實的斷言，筆者憤慨萬分。可惜，研討會主持人沒有給筆者時間提出反駁。事後，在兩本由張文隆先生執筆的訪談錄裡，筆者提出嚴正的反駁。這兩本訪談錄分別是《郭雨新先生行誼訪談錄》（2008年國史館出版），以及《前進D.C.──國會外交的開拓者王能祥八十回憶暨台灣前途文集》（2012年遠景出版公司出版）。現在筆者要藉此篇幅，進一步綜合筆者的辯證。
筆者所以有勇氣站出來辯證，因為筆者對郭先生在美國這一期間的其人其事，堪稱比任何一人都了解透澈。郭先生來美國（1977年4月）不到兩週，就來華府看筆者這個政治上的晚輩。兩個月後，他又正式任命筆者擔任他個人首席助理以及政治組織的秘書長。自1977年擔任助理，以迄他臨終（1985年8月2日），郭先生和筆者幾乎天天見面，足足八年為台灣的命運操心、傷神、賣力、費時又破財。民主運動領導者郭先生和筆者，我們這兩個熱情的臭皮匠，筆者自信不輸一個諸葛亮。
大多數台灣人民，尤其心繫台灣民主化、自由化，並決心在台灣這塊寶島上落地生根的這一本土族群，應該慶幸上帝差遣篤信基督的郭雨新先生在台灣最關鍵的年頭，讓他順利流亡到美國。因為這一段期間，島內政治氣氛最黑暗，蔣家政權積極推行「恐共國策」。所謂「恐共國策」者，便是「寧殺無辜一百，也不可漏掉共匪一人。」一切政治異己的肅清，便假藉這一國策的貫徹。任何人跟蔣家唱反調，都歸類為「共匪」或「共匪的同夥人」，並且一律格殺勿論。在「恐共國策」嚴格貫徹的日子裡，欲留在島內公開追求自由，提倡民主，所得結果不是被槍斃，就是去綠島唱小夜曲。郭先生這位有國際威望的領導者，其命運又如何？他曾經志在進入監察院，無奈送他進入監察院的台灣省議會明明有足夠支持者，但他也只能飲恨零票落選，換來確保黨外在省議會的香火。當郭先生向筆者談及此事時，仍難掩失望的傷痛。
為什麼蔣家政權這時期竟然如此恐共？
第一，1971年10月，它被聯合國逐出其席位，台灣人民，包括蔣政權忠實支持者在內，對其失去信心，產生一次龐大的移民潮。
第二，八年後（1979年元月1日），它又被卡特總統片面斷交，台灣又產生一次更大的移民潮。
國府的合法性先是被聯合國否定，隨後又被它最忠實的老大─美國所遺棄，心中的創傷何以堪？站在國家安全最前哨的駐外使節，一個個偃旗息鼓；外交部淪落為絕交部。這時期，島內「基督教長老教會總會」接連提出三次政治性呼籲，以國是聲明方式苦口婆心地敦促蔣家政權對內實現主權在民的民主政治，對外宣布台灣為一個新的獨立國家。三次聲明效果多大？見仁見智，很難評估。不過，在倉皇中不知所措的國府則出之更嚴厲的政治鎮壓。國是聲明的主腦者─高俊明牧師及其教會界的朋友─林文珍長老，不幸和郭雨新先生在島內的主要追隨者，如黃信介、施明德、林義雄、姚嘉文、張俊宏、呂秀蓮、陳菊、林弘宣等八人假高雄事件一一被抓，並被判以重刑。
如果這時候，郭雨新先生滯留島內，可以想像他也是被抓被判刑的一位。而且因為他位居首腦地位，其刑應不輕。那麼，以郭雨新先生的健康狀態，他死在獄中的可能性必定不小。好在篤信基督的他，先前被上帝妥善安排，流亡美國，得以坐鎮華府進行密集的台灣民間外交。在這世界政治中心的華府裡，他充分運用其豐富的政治資本──包括組織的天賦、政治聲望、以及政治人脈的本錢，尤其是他個人極高的道德感召，積極發揮領導者的才幹。郭先生在海外積極運作，團結海外台灣人，組成團隊，藉由一切海外台灣人民間力量向蔣政權施壓，加緊推動台灣的民主化。
郭雨新先生來美國不到數月，成立了「台灣多數人政治促進會」（Action for Majority Rule in Taiwan）。一年之後，結合黃彰輝牧師領導的「台灣人自決運動」以及彭明敏教授領導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將原來組織（台灣多數人政治促進會）加以改組，以更龐大、更有號召力的「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Overseas Alliance for Democratic Rule in Taiwan），從事更有效、更有包容性的政治運作。郭先生被推舉擔任新組織的主席，黃彰輝牧師擔任第一副主席，彭明敏教授擔任第二副主席。郭先生隨後又和世界上反對勢力第一號領袖，前菲律賓外交部長Raul Manglapus，共同成立「民主國際大同盟」（The Democracy International）。在此組織裡，他擔任顧問。其效果又如何呢？
第一，它逼使蔣經國不得不向反對勢力讓步。表面上蔣經國走向本土化，公開宣稱他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
第二，大部分傾向本土的「共匪」，如台灣學者陳明忠；或台獨份子，如施明德、王幸男、黃華、白雅燦、林樹枝、楊金海等民主鬥士（當然還很多，諒筆者無法在此一一細數），頂多判上有期徒刑，免於一死。
將來歷史學家將定位郭雨新先生在海外期間最大的貢獻應該是，他讓美國國會考慮以國內法方式制定保護台灣的法律架構，亦即日後「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的時候，切實尊重並直接納入占台灣島上人口85%，即台灣在地人的政治意願。
此意願包括：
（1）台灣未來的法律定位，依聯合國住民自決原則（Principle of Self-Determination of the People through Plebiscite），由全體島民投票決定。
（2）儘速擺脫蔣外來政權的殖民。
（3）不願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
進一步實現主權在民的民主政治以及公正的自由經濟制度，並與世界各國和睦相處等。此舉間接扼住台灣外交的崩盤。否則，今日的台灣島內政治生活以及國際政治交往，必定面目全非。我們政治上的晚輩也無法大談今日的「民主奇蹟」了。
郭雨新先生在海外辛勤耕耘的民主運動，於三十年後的今日仍深深影響海外台灣人。蒙郭先生道德感召的後輩，即使郭先生已離開人世多年，他們身在國外，仍然心繫母國，產生一股不可忽視的海外保台力量。凡此種種，都是郭雨新先生流亡海外主要的精神遺產，也是正面的貢獻，值得台灣歷史大大肯定。吾人晚輩應將郭雨新先生的事蹟以歷史教材方式，代代留傳，延續這位民主導師其倡導的政治熱情以及民主香火。這就是筆者即使無薪、無酬，自己又出錢出力，卻無悔地接受郭雨新先生領導海外民主運動足足八年，最珍貴的政治收穫。願以此見證和島內外關心台灣前途的同胞們──包括現在以及將來──共勉之。
王能祥
推薦序
嚴冬中焚香育苗的守護者——郭雨新先生
他是一個孤苦的園丁，
在百花凋殘的季節，他挑水播種，
在風寒苦霜的冬夜，他焚香育苗，
使東昇的旭日，看到的不再是千里死寂的荒漠！
他又像一個耐勞的泥匠，在美麗的島中留下了基石，
一個期待後人建造殿堂的基石，
同時也是一個使冥頑者絆倒的磐石。
如同彼得前書所言：「他們絆倒了，因為不信真道。」
──民主的真道！
草會乾枯，花會凋謝，
世俗一切榮華無一可以倖免。
雖然，死才得哀還家鄉，
種苗已經茁壯，磐石已經奠基。
為真理奮鬥者，
必朽的身軀，終將使生命昇華，
與天地同存，與日月同光！
郭老先生千古 獄中敬悼
晚 張俊宏 敬叩 1985.8.24 於新店明德監獄
「你選擇的是最艱難的路！」
1972年，蔣經國繼承父業，權力已告鞏固，應是秋後肅清之時。我的老闆陳裕清終於轉達上意，要我在黨部高職和大學雜誌之間做一取捨，而我選擇了後者。
尊重我離開的決定時，這位一直挺我的上司說：「改革，比革命還難！」這是他送我出門對我的臨別贈言。
離開雄據一方、曾以青年改革運動為號召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大樓，三十幾歲的青年人，也明知其前路艱辛，步上最難，卻不知難到何等境地的路。直到有一天到長安東路羅馬賓館，這是平生第二次見到這位長者，略知我的心路和決定後，劈頭告訴我：「你得小心，以免成為路邊棄屍！」
這次已不像第一次賢伉儷請我在仁愛路頂級西餐廳吃牛排時的溫文儒雅。如果不是從小看盡父親週遭際遇，並親眼目睹二二八風聲鶴唳的街頭慘案，驟然才脫離國民黨巔峰統治庇蔭下的青年，是不會感受長者這句露骨卻嚴肅的警告。
四十年後，小蔣當年豈能料到，被其推下懸崖的小鷹，之所以能存活下來，原來是郭先生於谷底張網！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自古集權統治者祭出死亡的絕招，該被嚇退的，早已自退；不該被嚇退的，在死亡的警惕下，仍能厲聲高呼：「死都不怕了，怕啥？！」只會更加深「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決心！
往後的生命經歷，以及重重難關的渡過，看盡多少長輩能獨活下來的，尤以郭先生為甚，幾乎也是依此：「勇於面對死亡反而才能存活！」
回首驗證，往後離開國民黨卵翼後的幾年生命，如果不是由於郭先生勉勵晚輩用的警訊，以及其所產出：「使命注入的生命能量」，我是逃不過那個年代死亡的陷阱—如同曼德拉所言：「感謝未知的上帝，賜我無懼的心靈，使我成為靈魂的舵手。當面對死亡的無懼，神蹟已長住於心靈。」
1973年昔日恐怖時代巔峰期的台北市議員選舉，首組黨外候選人聯合競選，乃是第一次黨團雛型的選舉，不止公然挑戰硬體的競技，且直犯蔣家當年所劃定必定格殺的底線—「台獨」。那一份在台北街頭發了四十萬份的署名台獨選舉傳單，就是在羅馬賓館（黨外總部）和郭先生星夜燭光下噤聲運籌而成的。選地方議員，不過是手段！既然恐怖時代事不論大小，皆須付出生命，則何不挑戰你國民黨政權終極禁忌？！做掉我不見得想要的市議員固然「操之在你」；付出孱弱的一條性命，匹配你恐怖統治的標幟，總可以「操之在我」！
1975年，不過兩年後，由調查局安排了一齣「雙十節謀殺蔣經國案」的劇本，看似證人證物俱全，只差主角進刑房簽下自白，即可推上刑場（高明輝局長事後回憶錄《情治檔案》已提供部分線索）。不料，調查局的慶功酒宴，臨時變成沈之岳局長的送別茶會。只由於案送上級後，安全局認為「事涉名人」非同小可，另交警總調查。恐怖時代居然創造此一罕見調查局羅織罪名破功之特例，附帶使警總例外地立下了黑暗時代「人權保障的勳碑」。
不管如何，活著走過三十歲年代的死劫，四十歲年代持著死亡啟示的盾牌，創造了罕有的奇蹟！《大學雜誌》被迫易手離開後，「坐而論道」的知識分子，結合「起而行道」的草根鬥士，鍥而不捨和黃信介、康寧祥，將極少數的國會議席不止發揮到極致，且全力用於為郭先生爭取立法委員助選。
結果雖然不出所料：「必敗於國民黨推出的財閥！」但仍為郭先生留下經典的選舉文宣和選後著名的賄選訴訟。對集權統治非正當性的挑戰，絕不下於議場鬥爭。最令人追憶的是選後孤單的郭先生！每次回鄉吃拜拜，總來電邀約我陪他坐那部當時屬稀有卻極乾淨的老車，九彎十八拐逐家拜訪宜蘭仕紳老友。當時我都還沒警覺到，他已用這種方式，將他留存的人脈傳承後人，宜蘭也自此成為我的第二故鄉。和黃信介先生一樣，每一次為他做事，未待仔細報告，都說：「你儘管去做，必要時就說這是我說的！」碰到這種長輩，以「國仕待我，焉能不以國君奉之」？
那一段民主運動最淒寒的冬天，《台灣政論》停刊，《新生代》、《這一代》皆查封，難得聘我的世新教職解聘，流落街頭為謀生家計，決心實現知識分子亦能引車賣漿維生。郭先生竭盡其人脈募款幫我租下小麵攤，就在陳逢源老先生和他的女兒林太太的支持下，我和黃華在西門町賣排骨麵、天婦羅，一時生意興隆，甚且罕見的是新聞和照片還登上《紐約時報》。此後，滿堂全是只點一杯果汁的特務，不久他們吃完果汁之後，附帶把黃華帶走，前後僅維持一年！仍然證明不靠筆桿、粉筆的遊士，仍得隨黃華之後的日子，賴牢飯糊口。
五十歲年代活著走過軍統死牢，卻已不及讓提拔我的長者知悉。
青年時代從胡適、雷震先生對我的指引開始；人生面對叉路中的難關，勇於撿選險阻，迎向艱難的第一把鑰匙，來自於我的老闆陳裕清；而將使命注入於身軀，將生死置之度外，將生命的價值昇華於永恆，這些能量來源處乃來自於郭先生。當可以向這位長者傾訴衷曲之時，上天居然讓我必得用祭文，而在鐵窗裡追悼對他感念的心。
多年，一直牢記一管理學家所言：「論定一人之一生成敗，『非在其生前、任內』，須在於『卸任及往生之後』，端看『其繼任者』，『超越否』？」深信郭先生的「繼任人」非必屬特定人，乃「使命的傳繼者」，有為者必若是！承繼而超越者，當不止光宗耀祖，當更光耀於往哲遠古諸先烈先賢矣！
張俊宏
推薦序
台灣民主史上不能遺忘的一頁
郭雨新先生是我踏上台灣民主道路中最重要的一位導師，1968年，當時還處於戒嚴時期的台灣，我到郭雨新先生服務處擔任秘書，就這樣投入民主運動一直到現在。
在擔任郭雨新先生秘書十年時間裡，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經歷，特別是身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下，與威權體制對抗的郭雨新先生受到國民黨政府高度打壓，一有特殊的朋友到訪，他總是把收音機開得很大聲，後來才知道，他是要防範被當時的情治單位竊聽，才想到這個法子。
甚至後來郭雨新先生參選立法委員，國民黨政府公然做票，我當天趕到壯圍鄉的投開票所查看，從廢票中找出五百多張投給郭雨新的票，結果，那次選舉宜蘭共有八萬多張廢票。而落選的郭雨新先生仍打起精神謝票，萬人空巷場面，令人難忘。郭雨新先生留下的民主典範，使得民主香火得以延續，而他和台灣民主運動不同世代的結合、聯繫，讓台灣反對運動一代一代傳承，意義非常重大。
經過白色恐怖、思想箝制、出版檢查、洗腦教育……等戕害，台灣整體的民主人權雖然日益進步、民智也逐漸啟蒙，但我們要提醒自己、從歷史學習教訓。環境對人權的壓迫從未中止，壓迫只是隨著時代演進、以不同的方式存在，而且壓迫的方式越來越巧妙、也越來越不著痕跡，令人難以招架，甚至不知如何抵抗。
因此，我們不但要繼續強調保障人權的重要性，更要提醒社會大眾──自由的取得，從來都是透過艱苦的奮鬥與努力。具體的行動就是要珍惜得來不易的自由，勇敢地對抗壓迫，關心我們的社會、我們的環境，向一個自由平權、不受壓迫的境界努力。
感謝王能祥長老、羅榮光牧師、張文隆先生為本書出版付出的辛勞，讓郭雨新先生為民主奮鬥的事蹟能留駐歷史，讓世代都能看見。願台灣民主人權常在！
陳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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