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現代化過程中,不僅政治、經濟、法律、社會以及各種物質建設大抵學習西方國家;連文化、文學的發展也大都借鏡西洋各國,再逐步發展成為具有日本特色的成果。
特別以文學的發展而言,從表面的抄襲、模仿到建構獨自的文學理論;從而培養讀書人口,成立指標性的出版單位,建立便捷有效的與圖書發行系統,在良性的文化產業成長中,寫作人才大量湧現,成為社會上高所得的階層,同時也成為社會上菁英的代表。一個世紀以來,傑出作家多如天上繁星;他們的作品不斷出現,其中大部分已成為日本文學的新古典。在東方各國,近代文化發展成績如此燦爛豐碩的,幾乎是絕無僅有。
本文擬將日本近現代文學發展的脈絡加以扼要地介紹,供關心或喜好日本文學的讀者參考。
接軌西洋、揚帆出發
自十七世紀開始進行所謂「鎖國」的日本,由於一八五三年美國艦隊司令培理強迫日本開港,因而引起間隔二百餘年,日本也主動派遣使節前往美國(一八五九年)。
所幸,因閉關自守而造成的「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頹勢,在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的全面開放下被打消了,取代的是,日本人開始積極向西方探索。
在文學作品方面,最先出現的是《西洋道中膝栗毛》、《安愚樂鍋》,乃是一八七○年代,帶有西洋味道的舊體小說。不久,後來成為明治文學巨擘的森鷗外、夏目漱石分別於一八九○年、一九○○年前往德國及英國取經。前此,在一八八五年,以翻譯《莎士比亞全集》為最大成就的坪內逍遙就發表了《小說神髓》,為往後日本文學發展點上了一盞明燈。
嶄新的文學發展洪流中,尾崎紅葉、幸田露伴、北村透谷、二葉亭四迷、泉鏡花、德富蘆花、田山花袋、島崎藤村……等錚錚多士,分別發表各種流派的小說,各自在氣象一新的日本文壇,綻放令人眼花撩亂的花朵。從此以後,日本文學作家已成為專職寫作者,豐厚的收入使他們衣食無憂,也一躍成為社會上的新興階級,綿延不斷。即使一百多年來經歷幾次規模大小不同的戰爭,日本文學發展也不曾遭遇太大的破壞性影響。
養尊處優、獨樹一幟
英、法作家的收入,在十九世紀以前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如狄更斯、莫泊桑雖早年困頓,在成名以後,已不必為柴米油鹽而愁苦。
夏目漱石(一八六七~一九一六年)在青年時代擔任過教師,從事寫作以後,接受朝日新聞社的贊助而走向專職寫作的路。島崎藤村(一八七二~一九四三年)成名前向人借貸而自費出版了代表作《破戒》;不久,情況大為改善,源源而來的版稅不僅可以過一般日子,更不斷置產,也可以輕鬆安排外國旅遊。
接下來,如菊池寬、芥川龍之介,文人收入已逐漸制度化;菊池寬更是日本少有的文人企業家,為文人製造無限的附加價值。
到了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前後,職業作家幾乎都在避暑勝地(輕井澤)擁有別墅;許多人也出入銀座的酒吧。這兩項特權乃是當時日本最高所得者的指標。
司馬遼太郎、松本清張爆發性的多產,自然為他們帶來挖掘不完似的金礦。在兩名作家去世後,家人運用版稅而打造的紀念館之宏偉,就不難想像他們收入是多麼可觀。
如日中天的當紅作家村上春樹、赤川次郎等人,每年依然在日本全國納稅名單中獨占鰲頭,這足以令全世界文人為之欣羨不已。
出版文化、良好環境
「日出江花紅勝火」,日本近現化文學的出發的燦爛多采,其背後是隨著文化的蓬勃發展而相繼成立了高水準的出版社;重要者如中央公論社(一八八六年)、新潮社(一九○四年)、講談社(一九一一年)、岩波書店(一九一三年)、平凡社(一九一四年)、小學館(一九二二年)、集英社(一九二六年)、河出書房 (一九三三年)、筑摩書房(一九四○年)、角川書店(一九四五年)。不消說,這些出版社提供了小說創作者最有力的園地;也有效地開拓廣大的讀者群,形成共存共榮的美好局面。
以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森鷗外而言,其「全集」、「選集」除了曾由「鷗外全集刊行會」發行過以外,分別由:岩波書店、創元社、東京堂、改造社、筑摩書房、角川書店、河出書房、寶文館出版。
文學刊物更是創作者不可或缺的舞臺。《中央公論》在一八八六年就率先問世。其它如:《早稻田文學》(一八九一年)、《文學界》(一八九三年)、《三田文學》(一九○九年)、《白樺》(一九一○年)、《文藝春秋》(一九二三年)也相繼投入文學國度。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公論》及《文藝春秋》仍在發行中;而《早稻田文學》及《三田文學》乃是兩大私立名校:早稻田大學、慶應大學發行的刊物。
加以在出版物發行方面,一百年前,日本便訂定了按訂價販售,絕不打折的常規,避免無謂的惡性競爭;而「日販」、「東販」的巨大發行網,也提供了暢通全國的發行系統。一個世紀以來,成為日本出版業背後的最大支撐力量。
精采的芥川獎、直木獎
世界各國的文學獎項或多或少地影響了文學的發展,如法國的龔固爾獎,英國的曼布克獎、柑橘獎。但這些獎項的影響力似乎不及日本的芥川獎、直木獎。
設立於一九三五年的芥川獎、直木獎乃是日本文壇健將菊池寬的最大貢獻。當初設立了這兩個獎項是為了紀念好友芥川龍之介、直木三十五。而芥川獎獎勵對象是純文學、直木獎則為通俗文學;不過有時兩者不易明白區隔。
自第一屆得獎者石川達三、川口松太郎以來,日本現代重要作家幾乎都是芥川獎得主,如:尾崎一雄(一九三七年)、井上靖(一九四九年)、安部公房(一九五一年)、松本清張(一九五二年)、安岡章太郎(一九五三年)、遠藤周作(一九五五年)、石原慎太郎(一九五五年)、開高健(一九五七年)、大江健三郎(一九五八年)、三浦哲郎(一九六○年)、田邊聖子(一九六三年)、村上龍(一九七六年);韓裔李恢成、李良枝亦曾獲得芥川獎,大陸作家楊逸則於二○○八年獲獎。
長期蓬勃發展的結果,芥川獎、直木獎成為晉身職業作家的臺階;而主辦單位的「文藝春秋社」和《文藝春秋》(月刊)往往也可以分享一部分榮耀。因為發表的那一期刊物可以銷售較多,而新進作家的作品也大多在「文藝春秋社」出版新書,形成了良性互動的有利局面。
日本文學獎項有數十種之多,但就影響力而言,自然非芥川獎、直木獎莫屬。除了二次大戰末期曾短暫中斷以外,七十年來,它對日本文壇提供的巨大貢獻簡直無法評估。
迻譯外文、吸收精華
日本近現代文學的發展幾乎與西洋文學脫離不了關係,倒過來說,西洋文學提供了日本文學重要養分,也刺激了日本文學的發展。
自近代思想及文化啟蒙者福澤諭吉發表了《西洋事情》(一八六七年)、《勸學篇》(一八七二年)以來,日本人對於西方文化像大旱之渴望甘霖般的對西洋文化充滿期待。
具有帶領風氣之功的,如:夏目漱石之介紹英國文學、森鷗外之介紹德國文學、永井荷風之介紹法國文學、二葉亭四迷之介紹俄國文學。至於坪內逍遙之翻譯《莎士比亞全集》,竟成為他畢生最大貢獻;連帶更促成他執教的早稻田大學設立了全國唯一的戲劇博物館(即坪內逍遙紀念館)。
一百餘年來,日本之全面性譯介西方文化、學術著作卓有成效,不僅內容可信,速度尤其迅速。其背後主要是翻譯人才輩出,另一方面,又能建立相對的學術地位,自然也能得到較高的酬勞。如「岩波文庫」(口袋本書),上自希臘、羅馬名著,下至馬克思主義書籍,均有完美翻譯本,文筆深入淺出,可供不同年齡、不同階層人士閱讀。
文學翻譯本也是百花齊放,新潮社的文學系列、德間書店的推理小說、白水社的法國文學譯介都具有重要貢獻;法國文學研究者河盛好藏、英國文學譯介者德岡孝夫等都屬斯界重鎮。
遍布全國的文學館
近現代日本文學的蓬勃發展,如雨後春筍地不斷誕生傑出作家,留下傳世作品;在作家身後更設立了永久性紀念館,成為日本人的有形、無形文化財產。
僅僅以較為偏僻的北海道一地而言,目前就有:井上靖紀念館、三浦綾子紀念文學館、北海道立文學館(陳列有島武郎、石川啄木、渡邊淳一等人資料)、市立小樽文學館(陳列小林多喜二、伊藤整等人資料)、有島紀念館、函館市文學館(陳列龜井勝一郎、石川啄木等人資料)。
日本全國各地的文學館,除了東京、鎌倉、橫濱(神奈川)三大文學館具有帶頭作用以外,其它還有較具規模的七十三個文學館,其餘規模較小,或附設在其它文化單位陳列、展示設施不勝枚舉。
這其中,如:石川啄木紀念館(岩手縣)、齋藤茂吉紀念館(山形縣)、德富蘆花紀念館(群馬縣)、田山花袋紀念館(群馬縣)、吉川英治紀念館(東京)、大佛次郎紀念館(橫濱)、泉鏡花紀念館(石川縣)、藤村紀念館(岐阜縣)、堀辰雄紀念館(長野縣)、司馬遼太郎紀念館(大阪)、佐藤春夫紀念館(和歌山縣)、森鷗外紀念館(島根縣)、菊池寬紀念館(香川縣)、上林曉文學館(高知縣)、北九州市立松本清張紀念館(福岡縣)……等,規模宏偉,資料豐富,又常搭配各種文化活動,運作靈活,使作家的文化生命不斷延長及擴散,乃是極有意義的措施。
筆者數度造訪東京的近代文學館、吉川英治紀念館;也曾遠赴岐阜山中的島崎藤村紀念館、九州的北原白秋紀念館;看到日本人不分男女老幼,虔誠、謙虛地大量湧入這些文學聖堂參觀,實在令人敬佩又感嘆。
此外,散布日本全國各地的文學家紀念碑、句碑(詩碑)更是可觀;這也是文學滲透到民間的一個具體例證。
舊書聖地的神保町
東京神保町舊書街集中了一百二十家規模大小不同、販售書籍也各有特色的舊書店,這是全世界各大都市裡最大規模的舊書店區,遠超過倫敦的查林十字路或大英博物館旁的舊書店街。
神保町舊書店肇始於德川家康將當時幕府設在江戶(東京),此後,江戶不斷追隨京都發展文化;時至今日則凌駕了古都京都的規模。在這裡,有提供各大學圖書館的老字號「一誠堂」(它也培養了舊書業最重要人物﹕反町茂雄);發行《古書通信》,又不斷出版與舊書業有關專書的「八木書店」;文史類最為豐富的「小宮山書店」;更有與魯迅建立友好關係的「內山書店」……等等。
東京不僅神保町有舊書店,其實在二十三區內共有三百家舊書店;這些舊書店和販售新書的書店分別扮演不同的角色,發揮不同的功能。
舊書店最大功能大約就是為不同世代的讀者提供服務;就文學類書籍而言,經由舊書店系統,使不同版本正常流通;更使特製本、初版、簽名書、限定本……等發揮其不同效應,豐富了文學書的領域。
日本舊書店已有三個世紀的歷史,神保町舊書店大多由第三代以後的家人經營,在文本書籍不被看好的今日仍然一片繁榮景象。連舉辦了兩屆的香港舊書展售會也是由日本久雄堂主辦的。
綜觀日本一百餘年來的文學發展,最先肇始於先知者大力引介西方文學,從而建構了日本新文學理論,也不斷產生重要作品。隨著全國教育的普及,讀者層擴散到各階層;這期間高水準的出版社接連設立,又幸運地建立了合理的銷售制度;寫作者不僅收入豐厚,他們也成為日本人公認的社會菁英,文化的創造者。加以民間獎項如芥川獎、直木獎刺激新人不斷投入寫作行列,因此人才輩出。一百年前,「日出江花紅勝火」;如今的繁榮景象又如「春來江水綠如藍」。在亞洲國家之中,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和日本相比較;就連歐、美各國,能凌駕日本的,恐怕也十分稀少。
【補充說明】:幼年在臺灣居住、後隨父定居日本的王震緒,以筆名「東山彰良」獲二○一四年直木獎。前此亦有邱永漢、陳舜臣獲得相同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