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再過幾天,便是「六四風波」二十九周年。這些年來,堅持當年北京並無「屠城」的「社會賢達」,不是買少見少而是有增無減;而親睹或在電視上親炙北京鐵腕「清場」、因此在聲援「六四」的聯署行動中簽下大名的時彥紳商,不少已自摑嘴巴,露出悔意(藉口是「內情複雜,不擬妄加論斷」)。從對「六四」的反應,清楚看到市儈港人勢利的一面!顯而易見,耳濡目染「六四風波」的一代,即使在事發時義憤填胸、痛不欲生,但祖國全方位崛興,銀彈槍彈在手,這些人中便有的說看不清當年發生了什麼事,有的選擇性失憶;然而,堅持「六四風波」不可或忘的不識時務者,仍大有人在,令年年此時有規模大小不一的遊行,令「為六四平反」及「結束一黨專政」的橫額和口號,清晰可見可聞。今年的遊行,據本報昨天報道,「上街」的人不足一千二百(警方的數字僅為六百一十人),創舊的忘不了新的記不住?又是六四!
「歷年第三低」,雖然遊行組織團體支聯會主席何俊仁相信六月四日(下周一)的維園集會,「仍可吸引以萬計人士出席」。不過,眾目所見,在當局高度「設防」及以嚴刑峻法伺候之下,不必諱言,港人上街高喊「抗威權、悼六四」和「打倒一黨專政」的熱血,與酷熱天氣背馳,已在降溫!
在平反「六四」變得像天方夜譚般虛無縹緲的情形下,何俊仁卻說他並不氣餒,因為悼念「六四」的堅持,反映仍有不少港人有反極權的勇氣與堅毅……。事實上,作為一個中國城市,香港可以長年堅持一個運動,為抗衡當權者或因過態或因失策做出一些人神共憤的事,那是中國領土上絕無僅有、香港獨有的超越政治意義的人文風景。一天到場維持秩序的香港警察,不是來抓人而是維持公共秩序、為抗議者開路,港人實當慶幸這片福地的市民權責仍未完全失守!
港人最近感受的「六四」傷痛,血濺天安門尚在其次,「有關當局」全方位針對支聯會導致其內傷,更值得關注。八間向來高調參加「六四燭光集會」的大專院校學生會,均拒絕參加今年的集會,除了理工大學學生會獨立舉辦六四街頭展覽,都不會搞任何形式的紀念活動;學生會藉此與支聯會切割,是現實戰勝理想的典型事例。不過,在這種令人沮喪的氣氛下,一名三十三歲,在英華女校、劍橋大學和香港大學受教育的大律師,卻逆風而行、迎難而上,當上了支聯會副主席,且有不少令人擊節的想法(見昨天《眾新聞》),令人可見香港人心不死、希望尚存!
二、
歷代所有的當權者──封建君主──都有憑己意撰寫、刪改「歷史」的紀錄,人民民主專政的中國政府繼承了這種傳統,對「六四風波」不着隻字,原因在此。令人震驚哀傷的這場流血學運,擊中港人指日回歸祖國的虛弱信心和信任,為日後的特區高度自治,種下矛盾重重的困惑,令順利銜接的直通車出軌,港人豈能忘懷。
為了留下這段須加反思的史實,支聯會幾經艱辛籌辦的「六四紀念館」(J u n e 4 t hMuseum),卻一波數折(根據「法律意見」不得不遷館三四次),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在九龍深水埗汝州街開幕後,數度被逼遷,至二○一六年七月十一日「正式閉館」……平情而論,在當前的政治條件下,實行「兩制」的香港,是最適合設立「六四紀念館」的地方,《基本法》令香港成為中國國境內具有充分自由的特區,又是世人矚目的國際城市;回歸二十一年後,香港仍保存資訊流通、言論自由(雖較前遜色)這些最宜進行有系統資料蒐集和整理的特質,「六四紀念館」的成立,因此可以成為中國政治「文明化」的一個座標。
可惜,一如封建皇朝「焚書」的理由︰「書集詞意牴觸本朝者,自當在銷燬之列。」(乾隆四十一年就編彙《四庫全書》的「上諭」)。「六四紀念館」展品皆北京所不樂見不願見,哪管是否「史實」,當道者置《基本法》賦予香港種種自由的承諾於不顧,遂「多方圍剿」使之「閉館」!
筆者雖然認同港人為平反「六四」上街遊行是一份可貴、可敬重的堅持,亦認同在香港成立「六四紀念館」有積極意義(長遠而言對中華民族的進步是好事),但對有議員質問何以在殖民時期可以說「結束一黨專政」而不會被當局DQ(取消)其競逐議員和當議員的資格,但現在卻不能在立法會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的動議,則不以為然。上街遊行和民選議員均表達了個人或民間意見的權責,然而,前者不受制度約制,只要「合法」進行,其行動便應受保障;後者為建制中人(既進入議會,泛民議員亦是建制一分子),必須遵守「一國兩制」的規規條條,以其與《基本法》和《中國憲法》有直接間接亦即統屬和從屬關係,因此置身其中的議員,不論政治屬性,都得按建制的標準規行矩步,「結束一黨專政」說不得,是十分顯然的事。換句話說,議員可以參加支聯會(或其他團體)組織上街遊行,卻不宜在議會上作此有違《憲法》的舉措!
(二○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