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一日須傾三百杯
新民兄又完成一本葡萄酒新書。書中暢談他心目中價位合理,能突顯葡萄品種、產地特色,並已獲得公允評價之好酒一百種,共三百款,跨越新舊世界,涵蓋歐美亞非,琳瑯滿目,美不勝收,令人情怡心曠,神馳欲醉。也令人不禁想起李白的《襄陽歌》中傳唱千古的名句:「鸕鶿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醱醅。」
當代詩人余光中論述李白時曾歡喜讚嘆道:「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餘下的三分嘯成劍氣,繡口一吐就是半個盛唐。」一個人,一杯酒,幾句詩,就撐起半個盛唐氣象;而同樣另一個人,一本書,選出三百款名酒,評點全球葡萄酒如畫江山;時間雖然相差一千三百年,卻有一樣的氣勢與自信,並同樣讓我們大開眼界。
遙想詩仙當年事蹟,李白應該嘗過、而且喜歡葡萄酒的。回顧歷史,中國有關葡萄酒的最早記載應該是司馬遷的《史紀.大宛列傳》,書中提到西漢張騫在西元前一三九年出使西域時,在大宛國發現盛產的葡萄酒,驚豔之餘將葡萄種植與釀造技術帶到中原,這應該也是歐亞中葡萄(Vitis Vinifera)首度引進中國的紀錄。
漢代引進的葡萄酒,到了唐代開始深入本地社會。唐朝大將軍侯君集滅西域高昌國(現今的新疆吐魯番)凱旋,也帶回當地的葡萄品種與釀酒技術,很多人相信現在已經被視為中國特有釀酒葡萄品種的「蛇龍珠」(Cabernet Gernischt),就是在這個時候引進的。唐代詩人李新頎作品〈古從軍行〉裡,就有「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這樣的句子,而其中的「蒲桃」即為葡萄之古名。作為一個開放富裕的社會,唐代不僅貴族之間流行品嘗葡萄酒,民間釀製與飲用葡萄酒的情形也很普遍,詩人王績的五言絕句《過酒家》:「竹葉連糟翠,蒲桃帶麴紅;相逢不令盡,別後□誰空。」將本地出產的竹葉青與外來的葡萄酒並列,可見當時的流行風尚。
輾轉到了我們的這個時代,葡萄酒成為全球流行的文化商品之一,而亞洲社會,或者華人社會,除全盤西化之外,似乎應該開始建立屬於自己的品味座標。事實上,在法國兩位記者蒙度(Aymeric Mantoux)與桑瑪(Benoist Simmat)合著的新書《葡萄酒戰爭》(La guerre des vins, 2012)裡,就將「二○一一北京品酒會」(Le jugemebt de Pekin 2011)與帶動美國加州納帕谷地葡萄酒在世界市場上崛起的「一九七六巴黎品酒會」(Le jugemebt de Paris 1976)相提並論,葡萄酒的華人觀點顯然越來越受到重視。
這樣的趨勢,我們可以在日本看到:一九九五年奪得「世界最佳侍酒師大賽」(Meilleur Sommelier du Monde)第一名的日本侍酒師田崎真也(Tasaki Shinya),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壯舉」之一是,他在二○○一年初的日本《Wine Life》雜誌裡,為紀念進入二十一世紀推薦了「世界之Best Wine 64」六十四款葡萄酒,其中法國酒有二十五款,佔了總數的四成,但被譽「葡萄酒之后」的波爾多葡萄酒,居然連一款也沒有入選!這分名單一經公佈,彷彿在葡萄酒世界裡投下一枚原子彈,轟然爆破,餘波至今蕩漾。
而韓裔葡萄酒大師李志延(Jeannie Cho Lee)所撰寫的《亞洲味蕾》(Asian Palate, 2009)或新加坡葡萄酒作家蘇恩(Edwin Soon)的《葡萄酒與亞洲菜的搭配》(Pairing Wine with Asian Food, 2009),一方面擴大亞洲的視野,一方面也為全球化的葡萄酒文化提供在地化的元素與新意。
新民兄的葡萄酒著作,從《稀世珍釀》、《酒緣彙述》、《撿飲錄》,到這一本《酒海南針》,在我看來,正是在同樣的脈絡裡越見精采的努力。從書中讀到一些自己曾有幸欣賞過而且深愛的葡萄酒,例如法國布根地樂花酒園的紅花與白花、波爾多的無憂堡、朱哈的礦石酒,或是奧地利的綠維特林、南非的康斯坦斯…,總讓我陷入美好的回憶;而更多迄今無緣品嘗的好酒,則令人心生嚮往,恨不得立刻找來一探究竟。新民兄的新書,竟勾起我們對白居易「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某種烏托邦境界的無限想望。
飲酒過量,有礙健康。但是葡萄酒文化的美好,卻不妨微醺,甚至暢飲至醉。新民兄為我們推薦三百款葡萄美酒,且讓我們忘卻身外無窮事,一日傾滿三百杯!
楊子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