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序
抗戰初期,文山與劉石濤先生初遇於廣州,承以所著《廣東書院制度沿革》見示,展而讀之,覺其對嶺南文獻,如數家珍,欣忭不能自己,當即為修函請王雲五先生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其後石濤來美,好精研教育學及史學,今且逾十年,又以所著而在台灣出版之《中西文化交通小史》見寄,山見其對六朝隋唐各代間東西交通發展與文化接觸之經過,捃摭遺言,旁證衍引,作系統之敘述,至其搜討之博,條貫之密,求諸東西並世作者之林,實罕其儔。石濤淵淵以思,嘗致函於山,謂我國介紹西方近代文化已亙五、六十年,仿歐效美,或則主全盤西化,雖然採用,多不免張冠李戴,削足適履;或則高談本位文化,而獨對大唐昔日聲教之隆,不唯不繼往開來,發揚蹈厲,抑且數典忘祖,失所依據。石濤既慨乎言之,乃窮數年之力,發奮著《唐代政教史》,書既竣,徵序於文山。山憶二十年前在美讀書,稍稍治中國文化史,其時對英史家韋爾斯(H. G. Wells)初版之《世界史綱》,卓識新見,讚佩莫名。其書對唐代文化之隆,最所重視,認為第七、八世紀中國乃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之國家,其時歐洲人民,住在茅舍小城或捍盜的堡壘中,正苦於宗教桎梏的黑暗,而中國人民生活已進到安樂、慈愛、思想自由、身心舒爽之境。中國船隻同時已在海上航行,海外貿易,極為發達。中國人在六世紀時亦已知利用火藥、用煤,此殆較歐洲早進數百年,而橋樑建築,水利工程尤為進步。歐洲人直到一千年後的十六、七世紀,發現了美洲,乃至印刷書籍及教育之廣播,現代科學的發明,然後敢相信自己超邁中國而上之。韋爾斯指出中國文化以唐為最偉大,實可比隆羅馬而未遑多遜之後,嘗進一步追問中國文化在漫長的時期中,占有領導地位,顧何已轉至現代,不能在文化上、政治上之配世界?世界現代科學之發達,有賴於系統的記錄,合作研究的組織,顧中國學人對此獨多忽略,而純正科學卒不揚,又何故?山對韋爾斯所提出之問題,二十年來始終未能忘懷,國內學人如錢賓四(穆)、羅元一(香林)、嚴耕望等對於唐代文化之偉大,均能在韋爾斯之後,闡揚盡致,但迄今尚未有作精詳之列舉,比較之說明,功能之分析與綜合之研究,今石濤獨能從事於此,將唐代文化之全貌,通盤托出,而對於韋爾斯所提出之問題,亦作直接間接之解答,名言絡繹,故山認是書不僅為學院式之探索而已,而實亦可為光復華夏與建設中國文化呈獻一寶典。
且文山對於石濤的唐代文化研究,認為可以提出若干根本假定,為之評量:
一、 史學最高之理想,在乎對過去事變,作想像上的重建,重建的歷程,在決定上則為科學的,而在表現上則為藝術的。石濤根據科學方法,分析唐代文化,確能達到相當的客觀性,而在藝術的表現上,華實並茂,生氣盎然。過此種重建後,吾人乃深知唐代確能完成一創古未有之大國家,在政府組織上,以中書門下三省制,確立內閣的行政系統,以租庸調制,奠定全國農民的經濟生活,以府兵制,建立健全的武裝,以貢擧治,甄拔人才,開放政權,消融階級,促進全社會的平民教育。在法律上,《六典》唐律,完成有組織有秩序的社會。至於唐人之詩文、藝術、宗教、哲學、工業,在唐代盛況下孕育出來,凝造成偉大而勻稱的文化體系,經石濤一一指出後,真可稱「經天緯地,震爍古今」。石濤認為自秦漢以來,一切文化質素,至唐實為大綜合,開啟宋元明清四朝之大機運,誠非虛語。亦惟如是,而大唐文化之全貌,乃畢呈於讀者之前,史家之能事,始告成功。
二、 史象因果,素稱複雜,莊生所謂變動不居。中國文化入唐以後,早已由門第社會變為科舉社會,舉凡宗教、文學、藝術、理學、經濟、工業以及一切生活思想,都在變遷,由貴族門第轉而落到群眾之手,儼然成為簇新的文化體系。顧此種文化體系何以在中古時代突興,其因素究出諸物理,抑出諸生物?究出諸心理抑為純文化的表現?曩者傅孟真(斯年)為韋爾斯著《世界史綱》作說明時,則列舉中國自由文化,古典主義,北方勇氣與新血輪之輸入為創造唐代新文化之主要因素。石濤對此一問題之解釋,則異乎是,而謂「唐代文化之發達,實由於唐代文化自己有固定之文化體系,對外來文化之傳入,如非排拒,則為吸收者,揚精棄粕,引為己用,外來文化之傳入,始能咀嚼而消化之。」對於外來文化之接受,則謂「西方宗教及文化思想之傳入,如佛教、伊斯蘭教、景教、祆教、摩尼教,流行無禁,遍於中國。」又謂「儒家政治為治國之準繩,行成一種精神文化體系,由此種文化體系所孕育陶鑄之人物類型,為國家政治社會之領袖。」「全國民性,由唐代聲靈,範鑄為一。」此種看法,實與山多年來在文化學上所主張之文化決定論互相發明。誠以唐代文化為一複雜而勻稱之體系,其變遷原因,蓋出於體系本身,恍如有機體之內在的作用,不斷發生系列的內在變遷,結果不但改變環境,且改變體系自身,而體系的命運,不啻為體系本身內在潛能之次第開展。外在的力量雖然影響文化的構成,但不能根本改變體系的內在潛能及其常態命運。故文化一方對人類的文化行為既有決定的力量,而其自身亦是自己決定的,外在的因素,對於文化體系之影響,所以不是永恆的;體系之愈勻稱、愈合理、愈統整者,其自制之力愈大。唐代文物制度之璀璨,誠如石濤所謂「睥睨秦漢,而示範宋明」,其發生之歷程,似不能求諸地理環境,種族血輪,或經濟條件,而仍應求諸文化因素本身。
三、一種文化體系進至燦爛極盛以後,必漸趨沒落,此殆為史家及文化學者所周知的事實。唐代,經初唐、盛唐、中唐以後,轉入晚唐便造成大時代之沒落,其原因安在?法國漢學家馬伯樂(Maspero)嘗謂中國在八世紀末葉,地主階級僅占全人口百分之五,農民因賦稅繁重,兵役頻數,強迫徵工,債臺高築,乃至一變而為農業的無產階級。格魯思(Grousset)繼起,亦以七八一年至七八三年左右,全國商業頻於破產,長安為印度、波斯與中國貿易交通之起點與終點,至是亦一蹶不振。此種舞臺,乃為導演革命之先聲,黃巢為當時富有活力之知識份子,屢擧進士不第,結果乃發動及組織一空前之農民革命,不數年而襲沂州,過淮南,略襄邑、雍邱。從宣州寇浙東,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趨建州,陷桂管,進寇廣州,會大疫北還。自桂沿湘下衡水,破潭州(長沙),渡江,攻鄂州(武昌)轉掠江西,由采石渡江,又渡淮攻汝州,陷東都,攻潼關,陷京師,群臣迎謁灞上。巢從騎士數十萬,國號大齊。唐以沙陀之援,巢不敵,敗而東,眾猶十萬,東入徐袞,先後七年而亡,而時代遂向另一方趨近,唐代亦至是而中斬,不復保其殘壘。此種解釋,大抵偏於經濟的。石濤異是,曾列擧當時閹豎擅權,藩鎮作亂,黨爭頻仍,流寇作亂,為唐代傾覆之要因。總之,唐經百餘年之昇平,百餘年治亂相乘,卒至魚爛鳥散,吾人從文化學上作比較之決定,相信文化歷程之重演,故無可能,而有一定的限度,其原因在此。故唐代文化之沒落,謂為受文化的有限可能性所限制,誰謂不然?從科學的、美學的、道德的興趣言,雖不能產生「方諸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的絕對真理,但文化的普遍法則之尋求,則為研究唐代文化所不能不有的大膽的嘗試。文山讀石濤之《唐代政教史》,從歷史哲學或歷史社會學乃至文化的觀點看,由唐代文化編千,似可以推知文化法則者有數端:
四、從科學的、美學的、道德的興趣言,雖不能產生「方諸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的絕對真理,但文化的普遍法則之尋求,則為研究唐代文化所不能不有的大膽的嘗試。
文山讀石濤之《唐代政教史》,從歷史哲學或歷史社會學乃至文化的觀點看,由唐代文化編千,似可以推知文化法則者有數端:
(一)一民族的文化,在文化領域上的活動,從數千年歷史觀察,絕不止一次,反過來看,卻可達到二次、三次以上。中國文化,在唐以前之商、周、秦、漢及以後之宋、元、明、清,其文化體系之輝煌,仍為全世界所重視,但均不及唐之恢宏而偉大,凝
(二)成最大的綜合。此種事實,證明斯賓格拉(Spengler)及唐比(Toynbee)所謂每種文化只有一次的真正「艷花怒放」,雖非盡確,亦不無正當根據。
(三)一切偉大的文明,其創造成果,不只顯見諸一個特殊領域,例如印度之於宗教,希臘之於美術,而可以顯見諸多方的領域。試尋繹唐代政教史,便可證明當時的政治、法律、教育、美術、宗教輯哲學思想均有偉大的創造。
(四)然而一個民族在文化上的創造,當然不會無所不包,無所不能。唐代對於各種文化領域,雖然創詣達於顛點,形成奇造之局,但對於科學的創造力,則薄弱以致不能張其軍。
(五)文化的創造力不會是永恆的,而必然是變動不居,有時如春花艷放,如驚濤拍岸,有時則又如落葉草枯,機運全變。大唐一代文化在粗枝大葉上,可劃分為初唐、中唐、晚唐各階段,便可概見。
(六)整個文化體系的綿遠,必比次文化體系的生命線延長得多。大唐整個文化體系幾達三百年,而法律、兵制、經濟制度等次文化體系之生命,則未及三百年而趨於崩潰。
(七)文化變遷及創造,絕不如馬克思派之所設想,謂物質文化(技術、經濟、生產工具)的創變,必比非物質文化早。在唐代文化的歷程中,總可看出民族文化的創造,首先見諸政治、軍事、教育、法律、宗教、文學,後來然後有工藝(印刷術、茶、糖、陶器)之發達。
(八)由唐代文化的發達,可證明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皆為累積的,而一種新的文化價值,經本民族或集團創造以後,往往可以分播到其他民族或集團。所謂一波纔起萬波隨,唐代法律集秦、漢之大成而加以改進,其影響可以比美羅馬法,曾廣被日本、朝鮮、安南、高昌、于闐、契丹、蒙古,實非偶然。其次,李翱復性論之興起,慧能禪宗之創造,經宋儒攝取其要義,而別創新儒學之理學後,不特支配千餘年的思想界,而且激發歐洲十八世紀法國的唯物主義,德國觀念論的哲學,海波盪漾,法國革命,美國革命,均受其影響。至考試制度之被近世英、法、美等國之採取,更為有目共睹之事實。
(九)文化現象在各該領域上之創造,例如政治、法律、教育、藝術、哲學、宗教、文學、戲劇、倫理等,皆互相聯繫,凝成整個的統合的勻稱的文化體系。吾人從唐代文化的輪廓上,總可窺見其調和性、連繫性、交光互涉,不能分離。文化在空間上之分播,有如時間上之傳遞,有其同樣的重要性。因為如此,所以文化分播的歷程,輒引至文化體系之內在發展與外來質素混合,凝成一致的體系。人類學上所說「刺激的分播」,尤為簇新的文化模式產生之因素。唐代文化模式之創新,一方固然出自文化體系之內在發展,而外來文化之激發固有莫大之助力。天寶盛時,首都人口殆二百萬,殊方民族如猶太人、希臘人、波斯人、韃旦人、敘利亞人、回紇人、突厥人、印度人、日本人、高麗人等皆奔赴來歸,其所輸進之文化質素,模式複雜而眾多,自可推見。至玄奘游印,傳入唯識學,影響整個的文化宗教思想,迄今未替,更無論矣。
以上為文山讀《唐代政教史》所推論而獲知之諸種文化法則。最後文化當切國情而不能無所依據,文山雖亦隨石濤先生而有所覺悟,在抗戰時期且曾以創造民族文化相呼號,然而時至二十世紀的原子時代,誠如英史家唐比所云,吾人由過去偉大的歷史建樹,因而恍然於創造歷史時,吾人實已超過自己的歷史,進而為世界治序之建立,為人類聯合開新路。吾人今日一方向回顧過去,一方瞻望歐美,因而對於過去與現在均有更客觀更圓滿的瞭解,自不能不轉像實證的價值與更新的觀念往前追求,則石濤先生熱情所注,暢談唐代文化,既可為建立現代國家與民族文化楷模,且亦可據以進一步來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為世界和平奠永久的基礎。文山讀先生書,循誦再三,附加一言,為新時代祈禱。至先生本書之發明尚多,不一一詳擧,當世君子不難於原著得之。
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一日黃文山於紐約新學院
何序
造史難,造通史尤難,其難,在科學方法之運用耳。其方法為何?分析與綜合是也。法國史學家朗格洛埃(Charles V. Langlois)與塞諾布(Charles Seignobos)二氏著《史學緒論》一書,於歷史科學之方法,獨具創見,發前人所未發,今之治史學者造通史者,多推重之。吾友劉伯驥先生,學淹中西,潛心文史,撰《唐代政教史》,將以問世。余受而讀之,其書,網羅事蹟,窮原竟委,博取精裁,自抒新得,洵為不刊之典,當不讓陳寅恪之《唐代政治史述論》專美於前矣。有識之士,作一書,桓數十年而後定稿,始足以傳世而為人所重。劉先生講學海外,積多年之功,深得科學方法之秘,凡數易稿而書乃成。其用心之審,致力之勤,有如是者!且以大唐政教激勵國人,有裨世道,寧淺鮮哉!故樂為之序,以介紹於讀者。
民國四十三年四月,何聯奎序於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