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黃帝時已燦然大備,惟政治、教化、軍事、天文、曆法、數學、醫學、音樂等等,一切經常應用之學,皆在隨時實施之中以相傳授,缺乏文字記載。而學術思想、義理言論,因非文字所能盡其意,故亦多憑口傳而乏著述。至春秋時,著書之風漸盛,孔子整頓六經,六經為古傳之學;老子著《道德經》,每引「古之所謂」或「故聖人云」,亦係承述古人之學;孔老皆纘前聖之緒,而家以獨到之睿見,以著書立說,其承先啟後,為當代之大師,立言傳道,皆功垂萬世也。
〈禮運‧大同〉章所講「大道之行也」之大道,與《老子》第十八章「大道廢、有仁義」之大道相同。〈大同〉章鄭注「同猶和也、平也」。引申其義,大即天下統一,同為厲害均等,亦即天下道同風一而無分裂,社會生活均衡而無紛爭;政治達此境地,則人心渾厚,世風淳樸,無物我之介,無利害之爭,即成為「安其居,樂其俗」,「竊盜亂賊而不作」之大同世界;此與法家嚴法控制之政治思想絕不相同。孔老在衰亂之世,皆慕想大道之行、盛世之治。然大道既廢、既隱,不得不講仁義,而總必以大道為最高之目標。
宋儒以承儒家之道統自居,以為儒道不相能,故貶抑老子;其實老孔之時,道術尚未分裂,故孔子問禮於老子,聞老子所講古人之言與亂世立身之道,贊美老子「其猶龍乎」!後世或以老孔皆在亂世,老子思想消極,故獨善其身而歸隱;孔子思想積極,故周遊列國,志在兼善天下。其實老子為周太史已久,因周室已衰,不足與有為,且己身已老,不可戀位,理宜退休歸隱,並非消極;孔子奔走列國十四年,見道不行,亦只得罷休,故欲「乘桴浮於海」,又「欲居九夷」。老孔而後,有儒道之分,世人自其外表態度而言之,謂隱居之士為道家,用世之士為儒家,兩家顯然不同。其實老孔皆曾官居顯職,為國宣勞,晚年皆為隱君子。《論語》中孔子對隱者亦表示敬重,《老子》書中亦講治國用兵之道。名臣退位則為隱士,隱士亦可出而為名臣,孔老之道不相悖也。
及至戰國,道術分裂,百家爭鳴,各立門戶,而且一家之學亦相判離,「儒分為八,墨分為三」(〈韓非子‧顯學〉篇)。楊朱初學於道家,而後來自立其「為我」主義;韓非、李斯初學於荀子,而後來轉入法家;諸如此類頗多,則儒道兩家各樹一幟,亦不足異。自此而後,「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史記》卷六十三),兩家形成對壘,及至宋儒如程伊川、朱晦庵等,皆對老子作詬厲之評語(《二程全書》十八、《朱子語類》一百二十五);噫!此豈孔老所及料哉?
中國倫理教化,政治制度,自黃帝而後,已有一貫之規律,至周而文化大盛,老孔之學術思想,當然為同一根源。惟孔子之人生觀以仁為出發點,故栖栖皇皇,熱心濟世,抱「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之精神;老子之人生觀以智為出發點,故秉要執本,精神態度,皆正大高明而不相鉏鋙,其學術思想亦相輔為用,相得益彰也。
惟老子所講修身、處世,以及治國用兵之道,多為眾人所忽視之一面;對於眾人所知之常識,不加贅說。眾人知進退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知安而不知為,知存而不知亡,知剛強之力,而不知柔弱之用;知爭先之利,而不知謙下之益;老子則專講人所不知之一面,提出警告、使人戒慎。見非常之理,發非常之言,其「正言若反」,本為至理,而有人視為怪迂;其論道之體用,妙美精深與大易相通,而有人謂為虛無;是以下士聞其道而大笑之,老子云「不笑不足以為道」(四十一章)。井蛙不可以語海,夏蟲不可以語冰,下士不可以語道,下士不離俗流,至道妙義,豈下士所能領略哉?
古之學術思想,多憑口傳,戰國之世,學說紛紜,有人輯黃帝之言,著之於書,當然難免有後人增入之言,〈漢書‧藝文志〉所載《皇帝銘》六篇,今所存者有《金人銘》、見〈孔子家語‧觀周〉及《說苑》卷十;《巾几銘》、見〈路史‧疏仡紀〉;其言與《老子》相合,且有與《老子》相同之語。〈皇帝‧君臣〉十篇,班固云「與《老子》相似」,此書已佚。《皇帝四經》四篇,六朝以後已失傳;今一九七四年,《皇帝四經》於湖南馬王冢出土,《四經》後部為《老子》全文,此書為帛本隸書,抄寫時在漢文帝初年,《四經》篇目:〈經法〉、〈十大經〉、〈稱〉、〈道原〉。其中所講治國用兵之道集成敗禍福之理,皆與《老子》相似;黃老自戰國時成為一家之言,故其書合為一編。惟《老子》講「道」,而《四經》中「道」、「法」兼稱,《老子》講「名」,而《四經》中「形名」並論。〈稱〉篇有云「善為國者,太上無刑」,而〈經法〉篇則講道法形名,謂「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執道者生法而不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廢也。能自引以繩,然後見知天下而不惑矣」。又屢講形名之功用,謂「形名立,則黑白之分已」。〈稱〉篇云「建以其形,名以其名」,「待表而望則不惑,案法而治則不亂」,「今之曲直,審其名以稱斷之」。此即法家所取而以為依據者也,〈管子‧任法〉篇云「皇帝置法不變」,〈呂氏春秋‧序意〉篇云「文信侯嘗學皇帝之法」。蓋自戰國時,法家即依皇帝刑名之說,而演出刑名之學,故《史記》將老莊與申韓合為一傳,謂申不害「學本黃老而主刑名」;謂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其實法家之政治思想與黃老大不相同,黃老以道術為治,法家以刑罰為治;當時百家互相攻難,法家之勁敵為儒家,儒家祖述堯舜,師承孔子;法家則借重皇帝、老子以與儒家相抗,假借黃帝形名之說,而附會於刑名;屈引老子「芻狗」人民之意,而慘礉少恩;然其於黃老之「無執也,無處也,無為也,無私也」之主義(〈經法〉篇),則未嘗接受。
漢朝以黃老起家,張子房深得黃老之旨,以道家之兵法運籌帷幄,輔高帝、滅強秦、平群雄、定天下、建立漢朝,而實踐老子之訓「功成、名遂、申退」,誠所謂「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者也(〈莊子‧秋水〉)。曹參、陳平皆好黃老,用兵則為良將,輔政則為良相;漢初開國之武功文治,實以黃老之學為主,是以黃老之學大盛。及至文帝以恭儉御世,益顯黃老清簡之治,是以海內富庶,人心向化,幾致措刑。景帝繼之,移風易俗,黎民淳厚,成為郅治之世,此真黃老治術;申韓刑名之學,非黃老之本也。
自古世道之亂,由於名利之爭,故道家修身貴不爭之德,謂「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莊子‧逍遙遊〉),至人神聖,皆無私心名立之爭,謂「道之爭以治其身,其餘緒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莊子‧讓王〉),不能自治,安能治人?故修身自強為大事,自身健全,方能與問國事,故曰「其餘緒以為國家」;自身健全,德高學博,對天下事瞭如指掌,故帝王之功若由聖人為之,猶如烏獲扛千鈞之鼎,眾人以為難,在聖人則為擧手之勞,平常之事耳。
儒家之熱心用世,固為可貴;道家之恬淡超世,豈不可貴?如人人皆欲用世,而人浮於事,爭端乃起;道家之超世態度,人皆爭先,己獨於後,「人皆求福,己獨曲全」(〈莊子‧天下〉),本身之志願如此,適所以減少社會之紛爭,調劑人群之和氣,此人生必有之美德,既不汲汲於名利,亦非消極於世事。孔子亦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述而、泰伯篇),進退取舍,咸得其宜,儒道兩家所同然也。
道家思想幽深,陳義過高,漢時復興儒學,而名臣碩學、大抵儒道兼綜,甚至特崇道家,如司馬遷「崇黃老而薄五經」(〈後漢書‧班彪傳〉),班嗣「雖修儒學,然貴老莊之術」(〈漢書‧敘傳〉);桓譚云「世之好《老子》者,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漢書‧揚雄傳〉)。唐玄宗問道法於吳筠,筠答曰「道法之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枝詞蔓說,徒費紙剳耳」(〈舊唐書‧隱逸傳〉),吳筠為道士,故當作如是言;而兵部郎李約注《道德經》亦云「六經黃老之枝葉耳」。自宋時,理學家尊儒學而抑道家,然而太祖、太宗皆喜聞老子言,歐陽修謂:道家無為之義,「聖人南面之治,不可易也」。蘇轍作《老子解》,謂蘇籀曰「言至道,無如五千文」,此其尊老並不遜於尊孔也。
學問知情趣,猶如飲食,有人對不合自己口味之物,往往淺嘗輒止,遂謂其不美。有人對於老子亦然。葉夢得謂「老子之書,其與孔子異者,皆矯士之辭;而所同者,皆合於《易》」。程大昌作《易老通言》謂:誤解《老子》者,「蓋不得其要,而昧其所長也」。顧棟高將五經比如五穀,為日常生活所必需;將老學比作烏頭,謂其有毒,只可列為藥品,不如五穀功用之大。其實烏頭治病之功效,亦非五穀所能代替,其意在貶抑老學,而適以提出老學之價值。魏源謂:五經為經世之書,《老子》為救世之書,可謂持平之論矣!
總之儒、道闡揚人生之真義,指陳人生之正路,自古相輔為用,各擅其功。老子察天道變化之妙,審世事反常之機,悟相對之理,立非常之論,燭幽鑒微,旨趣深遠,其書非一閱輒了,其道非一聞便知;必須精心尋思,始能入其徑;必須深明世故,始能通其旨;故孔子贊老子猶龍,莊子稱老子為博大真人,司馬遷謂「老子深遠矣」!歷代名士之儒、清高之士,各悟其理,各致其用,受其教澤多矣。英國哲人羅素研究中國文化,尊頌孔子,民國九年來華至北京,有人為之介紹老子並略講《老子》大意,羅氏聞之,大為驚嘆,謂「不意中國數千年前,竟有如此之大思想家,奇哉!奇哉!」爾時德國學術界亦組織《論語》、《老子》研究會,以參證西方之哲學理論。最近美國作家米勒所選世界「古今十大作家」,將老子《道德經》列為「古今十大作家」之首。
道家之學,非近世所競尚之種種權術主義;乃人生必有之義,乃人類道德文明之至高境界,與儒家之學同為人類自求多福,促進世界大同之光明大道。
余素喜讀《老子》,民國四十三年曾撰「老子之生平及其書之考證」,發表於《大陸雜誌》第八卷第七期。四十四年曾撰「老子學說淺釋」,發表於《建設雜誌》第四卷第五期。今仍依淺見所及,撰述老學大旨,自知粗浮之說,平庸之言,管窺之尠,掛一漏萬,故復將五千言每章總術大意,並逐句解釋,合為一編,名曰《老子要義》,盡思考以求通解,未能闡發玄義奧理也。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九月海陽周紹賢序於國立政治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