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沈君山繼《浮生三記》、《浮生後記》後全新散文集,配上珍貴圖片,高貴又典雅,完整呈現沈君山「做我所能,愛我所做」的入世情懷。
作者以瀟灑又帶感情的筆寫出從青絲到白髮的人生幾度秋涼,並從容道出「當官」與「罷官」的滋味,妙語如珠、寓意深遠。
說「棋緣」,雖是對徒弟說棋,說的更多的是人生。談「兩岸」,則超越既有的思考架構,為兩岸找出路。
特別收錄沈君山二度中風後,辛苦寫出的「二進宮」,對人生有最豁達的見解。
作者簡介:
沈君山,浙江餘姚人,台灣大學物理系畢業後赴美,獲馬里蘭大學物理博士,先後在普林斯頓大學、太空總署、普度大學研究及任教,受保釣運動愛國思潮影響,辭去美國大學終生教職返台,先後任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行政院政務委員、中研院評議委員、國統會委員、清華大學校長等職。著有《尋津集-從革新保台到一國兩治》等。
各界推薦
得獎紀錄:
2006-03-09 華文獎項 >> 九歌年度散文獎 >> 〈二進宮〉獲94年年度散文獎
2005-11-30 報紙 >> 《民生報》副刊 >> 專題推薦「浮生系列」
2005-10-19 廣播 >> 中廣胡忠信「新聞大解讀」 >> 推薦《浮生再記》
2005-10-14 廣播 >> 教育電台嘉惠「長青天地」 >> 推薦《浮生再記》
2005-10-01 報紙 >> 《中央日報》副刊 >> 推薦《浮生再記》一書
2005-10-01 雜誌 >> 《野葡萄文學誌》 >> 散文類推薦《浮生再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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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試閱
《浮生再記》代序
本書一共五輯。第一輯是懷憶師友少年往事的散文,第二輯講我的清華歲月和對高等教育的一些觀念。第四輯是給我的圍棋徒弟施懿宸的三封信,前後相隔十九年,是以圍棋為主題講我對專業和業餘分際的一些看法。
第三輯是回憶我為官一年的經歷,包含兩篇當時的訪問。第五輯是我對兩岸關係的論述。前四輯收的都是散文,大多曾在副刊刊出,並沒有時間性。第五輯則是時論,時論在當時的影響可能較大,但過去以後就成為明日黃花,惟有兩岸關係是個例外,三十年來兩岸各自都改變了很多,但相互間矛盾的癥結卻並沒有變。因此與近作收集在一起,自成一輯。
本書的始軔和完成,首先要感謝九歌的總編陳素芳女士。《浮生三記》出版後,偶而相通電話問問銷售的情形(這是需要勇氣的),她總說還不錯,有得賺,去年初秋,陳總編忽然捧著些影印的剪報來給我看,說再寫些,就又可以再出一本書,而且,《浮生三記》也可以再版了。
我在六年前中風後,行動不便,被迫乖乖的耽在清華,慢慢的發展出一個生活的routine,包括每天清晨的動筆,多半是書信雜誌,有所感有所思時,也寫些散文時論,受了這鼓勵,就更勤快些。重整舊作,補寫新篇,編出一本書來,其風格和以前的《浮生三記》、《浮生後記》(天下文化出版)相似,取名《浮生再記》,是為浮生系列之三。
除了要謝謝陳總編和九歌的協助同仁外,還要特別謝謝洪素瑜女士;在這個e 化時代,沒有她校打的幫助,像我這樣只知「筆耕」不知與時俱進的老派作者,這本書一定還只是一疊蒙塵的稿紙。
愚公子移山
我的父母都是學農的,一九二○年代美國康乃爾大學的留學生。那個時代,有志青年學農的很多,因為中國以農立國,農民人口佔了百分之八十,要為人民服務,最實在的莫過學農。父親在江南農村長大,從小看農民樸實勤奮,但方法技術落後,吃了很多苦,花了很多力氣,成果卻有限,早早就立定了學農的志向。母親原在波士頓的衛斯理大學求學,暑假到康大打工進修,做農科教授的助理,才和父親認識。兩人是真正志同道合的結合,而且終身未易其志。母親中日戰爭時在實驗室中過世,實驗的成果--雜交產生的小麥品種,以驪英(母親的名字)一號、驪英二號等等為名,延續下去,成為後來許多改良品種的祖先,其經過載諸史冊。父親到台灣來以後,有一個安定的環境,參與領導台灣的農村復興,得遂其為農民服務的初志,對台灣的經濟起飛,也幫忙奠下基礎,辭世時誄之者曰:「治學之篤,任事之忠,嶽嶽君子,士林所崇,功隆國計,澤被畎畝,鍥而不捨,為而不有,高齡辭世,遺愛長存。」乃頗為確切的寫照。不過這是後話。當初,他們一九二六年學成歸國時,中國正處在近百年難得的安定環境,五四方過,北伐初定,德先生賽先生方在鋒頭上,以科學實踐救國,以民主開創風氣,舉國頗有欣欣向榮的氣勢。那時,出國留學科學的本就不多,夫婦同學科學的,更少之又少,歸國的沈家新婚夫婦,是拔尖的新派人物,他們自己也胸懷大志,充滿憧憬,家居燕話,常以居禮夫婦為榜樣,雖覺得離他們的成就境界,尚頗有不如,不過當以之為法。他們回國後進入中央農業實驗所--南京郊外的一個國家研究機構任職,不久就在做實驗田地附近臨溪的地方,買了塊地,自行設計了一棟兩層樓的小洋房,每天早上,他們循著沿溪的小徑去工作,唯一的兒子就自個兒到溪邊玩耍,聽潺潺的溪聲,看蝌蚪長大,然後和蝌蚪長大後的青蛙比賽叫起來誰聲音更響亮。我最早的童年就在這樣的環境中度過,有許多老來愈發鮮明的回憶。但其中突出的,卻是父母親的一次爭吵,而這次爭吵的起因和促成者是我。
一杯水的故事
一天傍晚,父母一起從實驗室回來,父親去書房工作,母親就在廚房準備晚餐,我在兩房之間穿進穿出地自得其樂,忽然看見母親把一杯滾燙的水,在兩個杯子間倒來倒去,引起了我的好奇:
「為什麼要把水倒來倒去呢?」
「要讓它快點涼。」母親說。
「快點涼?那為什麼倒來倒去就會快點涼?」
「因為多一個杯子熱就散得快些。」
「為什麼多一個杯子熱就散得快些呢?」
母親正在炒菜,有點不耐煩,但兒子的好奇不能不尊重,只好耐下心,解釋面積大了,熱就散得快。對於一個四歲,最多只有五歲的小孩,顯然這大大超過了他能理解的範圍。
「為什麼麵做大了就涼得快呢?」
科學家的媽媽沒有辦法,顯然這也大大超過她教育的能力,何況菜也等著下鍋。
「去問爸爸,媽媽要炒菜,廚房太熱,快去……」
廚房確實太熱,兒子咚咚地跑到書房,爸爸正在趕寫報告。
「爸爸,媽媽用兩個杯子把水倒來倒去,說這樣涼得快,為什麼?」
「哦,那是因為經過空氣就涼得快。」爸爸把頭微微抬了一下,手中的筆並沒有停。
兒子有些疑惑,這和媽媽說的不一樣。
「爸爸,不是這樣啦,媽媽不是這樣說的。」
「就是這樣。」
「那媽媽說的不對了。」
「對,喔,不對,不對。」
兒子看爸爸沒有再說下去的意思,有點沒趣,踅回廚房,廚房裡火苗正旺,菜炒得嗶嗶啵啵。
「媽媽,爸爸說你不對,你說的不對。」
「什麼?」
「爸爸說你不對,你不對。」
「胡說!」
媽媽顯然有些不耐煩,「胡說」的聲音高了些,可能書房也聽得見,她沒有再理兒子,繼續翻炒鍋裡的菜。兒子有點被冷落的委屈,又踅回書房,爸爸還是忙著寫報告,沒有理他。他搖著爸爸的胳膊:
「空氣怎麼冷水呢?媽媽說你胡說。」
看來報告是寫不下去了,嘆了一口氣,把筆擱下,但還是坐著:
「她才胡說呢,當然是水經過空氣把熱散了。」
兒子覺得是在被敷衍,有些生氣,拖著父親站起來:
「媽媽說你胡說,你就是胡說,水為什麼涼?去問媽媽去。」
爸爸沒有辦法,只好一半被兒子牽扯著,進了廚房。平常爸爸是不大進廚房的,媽媽也不歡迎他去,君子遠庖廚嘛,他們和那時大多數的所謂新派一樣,雖然思想上是新派,生活相處還是傳統的。
「媽媽,爸爸說你才胡說!」
「什麼,誰胡說?」爐子火苗正旺著,一顆顆亮晶晶的汗珠在媽媽臉上閃閃發光。
兒子看看媽媽,又看看爸爸,爸爸的嘴抿得好緊。
「爸爸說你胡說,可你也說爸爸胡說。」
於是他們開始辯論,究竟是誰胡說,究竟水是怎麼涼的。
這樣的辯論,在實驗室裡肯定是常常發生的。媽媽比較敏銳,脾氣也比較急,大多時候爸爸總讓著些,但在重要處,還是挺堅定的。當然,那都是學術上的辯論。
這一次照說也是學理辯論。可情形不大一樣,是在油煙彌漫的廚房,還有兒子一雙骨碌碌的眼睛轉來轉去地看著,看究竟是誰在胡說。
這就牽涉到面子和尊嚴,那是不能退讓的。辯論開始情緒化起來,後來乾脆用英語,也是覺得讓兒子聽吵嘴不太合適吧。
那次爭執怎樣結束、究竟誰承認是胡說,不太記得了,但後來老魏,一位常常陪我玩的司機兼門房告訴我,可能我也有功勞,他正在洗車的時候,忽然看見我從房子裡衝出來,大聲喊著父親和母親的名字:
「沈宗瀚和沈驪英吵架了!」
他趕緊拉住我,媽媽也接著就從屋裡跑出來,有點尷尬也有點抱歉地把兒子抱了回去。
這場風波可能就是這樣結束的,總之,這事給我留下鮮明的記憶,在我那時幼小的心靈,父母的形象是很巨大的,兩個巨大的形象為了一杯水的真理吵了起來,兩張堅持不讓的臉,讓我永遠記得。
春去秋來,好景不常,我五歲那年中日戰起,中國小康的局面就此結束,我也逐漸步出無憂無慮的童年,我們開始「逃難」。逃難一詞,對現在中年一輩以下的人,是完全陌生的,但那時卻是耳熟能詳的名詞。首先是逃日本人「難」,後來是逃共產黨的「難」,逃了十三年,從南京而鄂湘,而雲貴,而川陝,回到南京,最後逃到台灣,才安定下來。
愚公子移山
但是真理的災難,卻一樁又一樁地追隨著我,首先是打菩薩,七、八歲時在課本上讀到童年孫中山為破除迷信,身體力行地把廟裡的泥菩薩給打毀了,非常佩服他的勇氣。見賢而思齊,就用掃把,趁著母親上司的上司,篤信禮佛的陳濟棠部長來視察的時候,當著他的面,把母親實驗室借居的廟,寶慶寺的如來佛,掃打了一頓。如來佛可能不覺得怎樣,我卻被抓住好好地挨了一頓揍,挺痛的。
這個故事後來寫了出來,收在《浮生三記》裡,此處不再贅述。另外一樁,沒那樣壯烈,卻也挺有意義,追述於此。
幾乎就與打菩薩同時,我在學校裡接受到兩項新知,自然課上老師告訴我們,地球是圓的,中國的那頭是美國。在國文課上老師讓我們背誦〈愚公移山〉,典出《列子》,大意是說有太行、王屋兩座大山原在河冀之間,九十歲的愚公面山而居,嫌其阻途,聚家人商議要將其移去。老妻疑曰:「以你的能力,連座小丘都剷不平,能動得了太行王屋嗎?」愚公不理,率了兒孫動工,鄰居的小孩也跳出來幫忙。
智叟聽說大笑:「你真自不量力,殘年餘力,你能動山之一毛嗎?」愚公回答:「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
天帝聽說之後大為感動,就命手下把兩山移走,從此河冀之間,再無阻塞。這個故事描述生動,其人定勝天的英雄氣概,令我幼小的心靈大為欽佩。
有人說,聯想是創見突破的原動力,我那時似乎就顯示了這份才能。美國富裕民主,是令人嚮往的理想之國,但去美國要飛越喜馬拉雅山,要渡過大西洋,是千難萬難。但地球既是圓的,中美各在兩端,從地心打個洞穿過去,不就到了?事實上,我曾就著地球儀仔細地考量過,從榮昌(我們流亡到的四川的一個小縣)打個洞筆直穿過去,*大概就會到美國東南部田納西一帶的地方。
要做成這件事似乎十分困難,但是「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人定勝天,何事不可為呢?
於是我把愚公移山的哲學精神和地球是圓的科學事實聯想到一起,打個洞穿過地球到美國去,理論上(以我那時的知識)似無不可,既然如此,當然就要去實踐!
做愚公第一代的英雄幻想鼓舞著我,乃纏著老魏幫我去找鋤頭鏟子,那時家裡的汽車早就賣掉,老魏也早不開車,在農業實驗所掛個閒差,鋤頭鏟子有的是,很快地諸器齊備,於是,每天下了課,我就在後院開始挖洞,爸媽一時非常奇怪,日常頑皮的君山,怎麼如此安靜?想問問兒子,兒子卻故作神祕地不肯說,到後院來看,又被擋了回去,老魏悄悄地告訴他們,大少爺借了鋤頭鏟子在挖地呢,兩老暗暗地驚喜,莫不是兒子要務農?居禮夫婦不是有個女兒,也搞放射化學,那真是克紹箕裘,後繼有人了。
這樣地挖了七、八天,洞已有半人多深,中間又下了場雨,積了些水,漸漸地不容易挖了,但這正是勞其筋骨、苦其心志的時候,必須禁得起考驗,於是仍然奮力地挖,但是不可避免的結果終於發生。一天傍晚,正在揮鋤勤挖時,一個不小心,連鋤帶人跌進了泥坑,渾身污泥不說,手腳都濕滑了,竟爬不出來,奮鬥了很久,(不能承認失敗呀!)仍然出不來,終究還是小孩,嗚嗚地哭起來,但儘哭也不管用,又爬上滑下了幾次,終究大喊起救命來,這招管用,爸爸、媽媽、老魏都跑來了,看著困在泥漿中大哭的兒子,撈了起來,怎麼回事呢?
怎麼回事?後來當然明白了,晚上洗完熱澡,喝完熱湯,乾乾淨淨地賴在媽媽懷裡,嗚嗚咽咽、吞吞吐吐地把理想和經過說了。媽媽聽完後只是嘆了口氣,把我摟得更緊更緊。再過了幾個月,中秋之後的一個下午,她就在實驗室中去世了。從此,我將「愚公移山」置諸腦後,卻想不到,三十年後又再相逢。
二進宮(代後記)
《二進宮》是一齣平劇的劇名,講明朝一位大臣二度進宮,幫助皇后、太子奪回皇權。此處我借來敘述二度中風的經過,與病中感想。世上二度中風能活下來的本就不多,還能寫文章的就更少了,所以本文有些「獨家」的味道,彌足珍貴的。
本文開始之前要先說明一下,就是我兩次生病經驗中有些諷刺批評醫院醫生的地方,事實上總體而言,台灣的醫療制度是不錯的,對病人身體上、心理上都能有很好的照顧﹔當然,因為我的人脈,我是較特殊的病人,不是通例。但比起英美,我們制度算比他們好的,一般先進國家的醫療體系會將病人身體照顧好,但不重視心理層面的照顧﹔中國傳統則重視心理,身體照顧上卻不太科學﹔台灣醫療兩者都有照顧到,而且我們沒養成病人告醫生的習慣,在美國有些律師以此為生,而醫生因為要保護自己,只好收很高的醫療費作為保險,於是惡性循環,醫療價格愈來愈貴,品質卻愈來愈差。
孔夫子把推己及人作為做人的最高標準,能推己及人便近乎仁。只是,醫生和病人之間有些基本的矛盾,因為雙方處境和知識有太大的不同,醫生每天要看上百個病人,用公平的心把關注分給大家,已經很合理,但對於病人自己,生命只有一個,沒了就是沒了,而且因為對病理缺乏認識,醫生說的每一句話就都會放大來看。因為「人」、「己」之間有如此的不同,一方面認為合理的,一方面會認為冷漠﹔一方面認為本應如此,一方面會認為無理取鬧。所以只是推己及人恐怕還不夠,必須從角色互換的角度去體諒,這就很不容易。
我第一次中風是六年多前一個星期六下午,下著毛毛雨的一個傍晚,自己拄了雨傘走進急診室報到。因為是週末,只有一個值班的見習醫生在,他看了一下,拿不定主意,說分不清是溢血還是栓塞,要觀察一下,讓我到一個小房間的病床上去休息,卻不知這一休息就休息了近二十個小時。當然不久家人也來了,但因為沒有經驗,既然醫生說觀察就只有觀察,到了第二天中午,手指腳趾漸漸全不能動了,才緊張起來,打電話給原本相識的副院長。他馬上來了,但他是腸胃科,只有再去找真正的腦科專家,下午四時才開始緊急處理。後來回想這段經歷,當然十分怨氣,但再想想,自己也不是沒有過失,那個小醫生犧牲了週末來值班,他的知識經驗或許只能作這樣不做不錯的處理。事已至此,只有調整自己,去適應未來。但汲取了一個教訓:在生死相關的重大問題上,還自作清高不去找關係是十分愚昧的。不過這教訓代價太大了。
中風後兩、三週,是最難熬的時刻,病情穩定了,也知道以後大概的生活限制,覺得像忽然掉進一個泥沼,而且以後一輩子都要陷在這個泥沼中,心理非常恐慌不安,總想理出個頭緒來,就問主治的醫師,以後可能的變化。
醫師經歷多了,了解我這型凡事不弄清楚就不甘心的人,就老實地對我說,復健有空間,但也有極限,而且二次中風的或然率,要比一般人高,五年內大概有百分之五十的再發機會,主要要看你自己。這些冰冷的話,他用非常誠懇的態度說出來,使我覺得他沒有騙我,沒有把我當傻瓜。那我也得面對現實。生死的問題,我過去想過,也參加過一些安樂死之類的討論會,有一定的哲理認識,但那是「學術性」的,談的是別人的事,現在臨到自己身上,得落實的規畫一下,先想「死」,想了三條,寫成生命遺囑的法律形式,大意是:
「我確信如何處理個人之生命乃個人之基本權利,因此在因病或其他原因使本人身體受到傷害:
一、 此傷害使本人陷入長期痛苦而無法正常生活之狀態
二、 此狀態將無法復原
三、 維持延續生命對家人及社會造成沉重之負擔
在此上述情形皆確定時,本人希以積極方式有尊嚴地走完人生,屆時或將尋求相關人士直接或間接的協助,以尋求生命之終止,為避免上述人士負擔道義上或法律上之責任,特此立遺囑。」
構想此遺囑時,我是以二度嚴重中風病人的情況做參考,在復健病房,每天都可見到這樣毫無尊嚴也沒有意義拖延著生命的病人。遺囑寫完後,分送給律師和有關親友,也寫在《浮生後記》第一章裡。這樣,把如何死規畫好了,心裡落實很多,就來處理如何生。那可複雜得多,單求生並不難,但要生得有生趣有生機卻不容易,著實過了兩、三年才調適過來。
最近兩年生活非常單純,大部分時間在清華,每天早上一、兩個鐘頭寫文章,或在電腦上打打橋牌、下棋,下午就做復健,散步,每星期來台北兩、三次,處理三個基金會的事,一年出國兩、三次,像我一個月前就剛到美國看孫女兒,生活調適得很好。但不知道,突然,第二次中風忽然降臨到我頭上。
第一次中風之後,妻帶著兒子曉津在台北讀國小,跟建構式數學奮戰,我獨居在新竹,請個管家照顧我三餐。八月五號禮拜五晚上上床時,已經覺得腳很重,但不知已是二度中風的開始,半夜兩點多想起來如廁時卻爬不起來,才知事態嚴重:「我再次中風了」。
當時第一個反應是打電話找人,但也知道只有力氣打一兩個電話,所以找的人一要可信賴二要能幹,會安排,不會亂。我直覺的想到紀政,她和我二十五年前有過一段熾烈的感情,現在還是最堪信賴的朋友,曾在我第一次中風時全力幫助我復健,而且她各方關係也好。
我伸手去拿電話,手指卻不聽使喚,電話機在面前,就差那麼一點兒。我嘆口氣對自己說,這也許是我此生最後一個電話,現在不打,力氣只會越來越小,就再也打不成了。我深吸一口氣,沉思默念一番,猛的手伸出去,這一伸,似乎長了半個手臂,居然觸到了電話。但卻無法打,只好用力將電話勾過來,茶几上東西乒乒乓乓打翻,也顧不著了,一寸一寸把電話勾到眼前。屋內暗暗的,開燈是無力的了,只好閉著眼,按著方位,一個個把號碼按下去,頭兩次都撥錯了,而且錯到同一個號碼,一個半夜被吵醒的倒楣人,第一次他還耐性解釋說打錯了,第二次火大了,就直接開罵,用閩南話罵,我沒聽懂,咕嚕咕嚕的回答,他大概也沒懂,只好在此補個抱歉。
第三次重複默想一番,確定了號碼和方位再按。這次響了,可沒人接。我耐心等它一直響下去,終於有人接了,有點睡意的聲音,我一聽就知道是紀政,鬆了一口氣。她說請問是誰,我說我是沈君山,我中風了,這下她清楚了,馬上醒過來:「你中風了?」我說「是」,心裡一塊石頭放下,知道打通了。
不到二十分鐘,管家、一一九都被紀政找來了,這段時間中我想了一想,接下來該怎麼做。決定了三點,一是先送新竹馬偕急救,再送台大,馬偕離我家只有三、五分鐘的路,但接下來一定要送台大。二是到了馬偕,我請他們用最強的藥打點滴,醫生卻只願打點滴,值班的都是實習醫生,但第一時間處理幫助很大。三是等紀政從台北趕下來再上路,因為我知道沒她,即使早點到台北,也一定找不到病床。果然不久後台大打給馬偕,說病人別來了,沒病床。紀政馬上打電話給葉金川,他是台大畢業的校友,人緣又好,一調就調到病床。我這三個決定都很重要,一是去台大,因為在醫院的倫理,一個醫生開始處理了,別的醫生都不願意再碰,而我知道我的病歷都在台大﹔二是馬上打抗栓塞的點滴,我有經驗了,中風重要在頭幾分鐘,雖是慘痛的經驗,總是識途老馬﹔三是在馬階等紀政,沒有她,隨便找一個人不行,紀政從陳水扁到工友,大家都認得她。
到台大,照了核磁共震、超音波等等。從前主治我的醫師在美國,還沒回來,別的醫生不願碰,但葉金川有個朋友黃教授替我看了,說很嚴重,中風的地方在腦幹,就給我先做處理。
有個小插曲滿有意思,我這一路上過來,一直碰到實習醫生,每個人都用一枝鉛筆在眼前晃來晃去,左晃到右,右又晃到左,讓我的眼珠跟著動,然後問我兩個問題:「你叫什麼名字?三加二等於多少?」大概是試我的神智清不清楚。但他們每個問題都一模一樣,到了第五個人,我厭煩了,這次是個大概七年級的實習醫生,又問我三加二等於多少,我看了他一眼,決定跟他開個玩笑,就說三加二等於四。他吃了一驚,問我:「三加二耶,等於多少?」我故意扳著已經漸漸不能動的手指,用茫然的眼光看著他:「三加二啊?喔,等於四。」
他好緊張跑了出去:「沈教授不得了了,他說三加二等於四!」這時來了個年紀大一點的醫生,我向他神秘笑了一下,他才知道我在搗蛋。
另外一件趣事,是後來發生的,到了臺大醫院,護士們告訴我,林志玲就住在樓上,我開玩笑說,能不能看她一下,這當然不可能,說過也就算了。但次日,管家從新竹趕來,卻弄到一張林志玲的海報,把它貼在牆上。妻看見了,十分不以為然,說:「滿身掛了瓶瓶罐罐,牆上還貼林志玲,太不相稱了,也顯得輕浮。」我那時還能模糊不清的說些話,就辯稱:「現在整天都看些醜陋古怪的形象,包括鏡子裡的我,晚上瞄一眼林志玲,才不會做惡夢。」主治醫師是十分通達的人,聽了我的辯解,嘻嘻的笑出來,接著說:「也對,對心理健康有益,我們就讓林志玲做中風小天使,掛在牆上無妨的。」病房裡面醫生最大,有了他的御批,就萬事合法了。消息傳出去,送花的朋友們少了些,送林志玲海報的卻一大堆,現在(中風後兩週)我有十三張林志玲的海報,看來可以開特展了。
星期六清晨坐到了台大,原來的主治醫師還沒回來,並且也要等檢查的結果,黃醫師先給我開了一般的藥。星期一主治醫師從國外回來,一切檢查也都出來,會診之後,主治醫師告訴妻,情形不樂觀,第二次中風,又是中在腦幹部分,再延續下去,可能全身癱瘓也可能危及生命。他建議用血管攝影再徹底檢查一次,如果大血管有問題,馬上開刀,小血管有問題,用抗凝血劑,這都是危險度很高的。尤其開刀,也許只有一半一半機會,要她具結,醫院會盡力做,但不能負責。妻說君山的生死觀她很清楚,還早寫好了生命遺囑,她簽字沒問題,但現在他自己神智很清楚,你不妨問他。主治醫師是很通達的,也看過《浮生後記》裡面講生死的一章,就來問我。我說一切聽你的,但有個但書,作為我們的君子協定。在救護車從新竹上來時,我仔細的想過,在選擇的順位上,倒過來排。昏迷不醒的植物人,四肢癱瘓,才是死亡,因此要他答應我,假如不行的話,與其成為植物人或四肢癱瘓,不如讓我走,這樣不至於連累他人,自己也痛快些。
主治醫師爽快的答應了,換句話說,若成為植物人,就讓我走,但無法答應,他說這不合法,他不能做違法的事。我想了想確實如此,法律走在倫理後面,倫理走在科技後面,這是人自找的麻煩,本來「天」幫你解決的問題,硬要人定「勝」天,但其實人只能在戰役上勝天,永不能在戰爭中勝天(Win the battle,not the war),二十世紀人定「勝」天已臻極致,環保、生態、生死都引出種種問題,二十一世紀就要人定「和」天,但科技跑太快,法律倫理都跟不上,我既然只活到二十一世紀初,就要遵守二十一世紀初的法律倫理才行。何況要判斷什麼叫「四肢癱瘓」也有技術上的困難,眼珠還能跟著鉛筆動,算不算癱瘓呢?「人生泰半原是由不得己的!」嘆口氣,也只好同意,替對方想,各讓一半,也算是妥協吧。
自從星期六進院後,手足一刻比一刻軟弱,根據第一次中風經驗,一開始復健至少有一段時間,不能處理事情,因此星期一上午,我把秘書及兩個出版社的編輯都找了來,下午為進攝影房簽了具結書,還有三、四十分鐘才能進房,正好把一些未完的事一一交代。首先是明天星期二,原定去溪頭吳大猷科學營和黃榮村校長對話「如何打造第一流大學」,黃在教育部長任內編列了五年五百億的預算,有一些構想牽涉到清交合併,我對他的看法不太贊同,已經交鋒過好幾次,但儘管「政見不同」,卻都能談得來,朋友還是朋友,乃相約在今年的科學營好好辯論一次,由參加的學員作評判,現在顯然無法應約了,乃交代秘書請吳大猷基金會的執行長彭宗平校長代我應戰,還告訴他不可口軟,好好的修理黃前部長一番。第二件事,是四、五天前和張忠謀共宴,談起一本書《甘地之道》,講競爭雙方解決衝突之道,我以為是本好書,向他推薦,並答應送他一本,就告訴祕書把這件事當天辦了。第三件事是一本漫畫故事書《沈爺爺講圍棋棋王故事》已經寫完很久,但缺一篇序,拖在那兒,「漢聲」九月要出版此書,我告訴編輯,沒法寫序了,就口述幾句話代序,大致是說,假如做一件事帶給自己快樂,也帶給大家快樂,那就是最快樂的事。這套故事書,我講時很快樂,若也能帶給閱讀的小朋友快樂,那便更加快樂了。第四件事是把上次中風後寫的第四本書《浮生再記》,補些照片。交代了這四件事,快三點了,我覺得心情愉快,泰然進了血管攝影室,準備接著進開刀房。
妻後來跟我說,看我興高采烈的進去,不難過也就罷了,興高采烈些什麼?我說,先講一個希臘神話,傳說是世上的第一個女人的潘朵拉,神給了她一個袋子,說裡面裝滿了各種東西,要她千萬不要打開,但好奇是女人的天性,有一天還是將袋子打開,想瞄一眼。瞬間各種妖魔鬼怪:妒忌、怨恨、病痛、戰爭都跑出來,潘朵拉嚇壞了,趕緊關起來,於是最後留住了一樣東西,叫做「希望」的,沒跑出來,從此地球上充滿了各種災禍,但還有「希望」。只要還有一絲希望,就有一縷光明,人就可以憑著希望走下去。
生老病死四事,想像中應以生最苦,在完全陌生漆黑的通道裡,憑著直覺掙扎前進,通過一道道關卡,只有母體的蠕動幫忙,但是那時並不自覺,當然以後更沒有記憶。死的痛苦主要是心理的,死是一切的終結,從此人天永絕,假若從小我看,唯一的我沒了,就是沒了,確實很絕望,但從群體看,好像樹上的葉子,不去舊黃哪來新綠?
對抗絕望恐懼,宗教信仰也許最有效,心中有個天堂,或者輪迴來生,至少那就有了希望,一切並不就此終結。但並不是人人都能真正有信仰的,至少像我,雖然明知「持分明知不能證真如」,平時也不去想那想不通的生死大道,但要我真心去相信那並無理性知識支持的天堂與來生,卻也是不能。我能懂的是大我與小我之分,億萬眾生,個人不過滄海之一粟,「不去舊黃,哪來新綠?」但這只是理性的悟解,感性上還是難以絕對超然的。我有一個很有學問的朋友,中風住院後,他打電話來慰問,說他自己心臟也不好,這兩天就要去裝支架,心情也很消沉。我說很羨慕他這樣心臟病的病人,要嘛就好了,要嘛就乾脆走了,不像中風拖拖拉拉的,復健以後也不過維持一個打了折扣甚至沒有生活的生命。
我進血管攝影房又準備接受開刀時,心情十分泰然。七十三歲了,前面六十七年,健康快樂,老天給我的條件很好,該做的事也已做了。現在,第一次中風是連本第二次中風是帶利,老天要拿回去,本來應該就此結束,但世事也由不得己,還是得跟世上的倫理規範走,開刀打抗凝血劑是一個機會,也許就此走了,豈非正好。但就此決然告別塵世,總也有些依依不捨,一半一半的機會,卻給你希望。人生煩惱,泰半是由有抉擇要負責而來,現在一切交給醫生,心情自然就輕鬆起來。
檢查出來,醫生向我恭喜,說大血管沒問題,只是微血管栓塞,打抗凝血劑就可以了,那只有百分之十的危險,說實話,那時我反有些悵然若失,既然走不了,看來只有面對現實,慢慢調適自己,總希望不要真的四肢癱瘓才好,人生本來就有兩條路,該放手時要放手,既然放不了手,只有在現實條件下盡其在我快樂的活。
在告別中風,進入復健之前,我注定還要有一次經歷。
從攝影室出來,打了抗凝血劑,就被送去加護病房。六、七年前吳大猷先生生命末期,在加護病房度過兩、三個月,那時我常來看他,所以我對加護病房並不陌生。直覺中,加護病房應該是一個肅穆安靜的地方,剛剛相反,嘈雜得很。大部分加護病房的病人都沒有知覺,不是很清醒,所以加護病房裡的護士總是嘰哩呱啦講話沒有忌憚。病床側有一個量壓劑,二十分鐘量一次血壓,然後將數字顯示在病床對面的顯示器上,平常病人昏昏沉沉的大概也不會注意,我卻很清醒,慢慢看出什麼是收縮壓,什麼是舒張壓。顯示的數字十分驚人,收縮壓九十,舒張壓六十(收縮壓正常值為一一○至一四○,舒張壓為七○至九○),我嚇了一跳,把護士找來,護士看了也嚇一跳,又找來住院醫師,她亦十分緊張,就建議為我打升壓劑,提高血壓,我不放心,堅持要主治醫師同意,但他們找不到主治醫師(那時是凌晨二時),另外找一位教授問了,他卻不同意,說升壓劑不能隨便打,同時住院醫師又打電話給我太太,說「沈君山病危」,把我太太從床上拉起來。在等待她來院期間,大家沒事做,住院醫生於是建議由護士用手再量一次血壓。這一次,收縮壓是一三五,是正常值。搞半天,原來機器壞了,要不是我有凡事弄清楚的訓練,醫生說什麼就相信什麼,升壓劑一針打下去,完蛋了。妻卻半夜趕來,在加護病房外等了一夜。
受了這般折騰,加護病房裡又熱又悶,睡在床上手腳不能動,護士們在外面嘰嘰呱呱,實在很生氣。昏迷的病人其實大多是有知覺的,只是表達不出來,而死亡時最後失去的是聽覺,又想起吳大猷先生在加護病房昏迷不醒的住了一個多月,去世前一週,李政道先生特地來看他,眼珠還能動一下,豈不是更痛苦?想到這裡,油然興起一種使命感,光自己生氣沒用,一定要把這些感覺寫出來,一方面替病友申冤,一方面也為自己出氣,或者還可促進醫院有些改進吧!想到這裡,氣消了一些,也不覺得那麼熱了,大概是心靜自然涼的緣故,居然昏昏沉沉的睡了。次日(八月九日)上午十點,一覺醒來,身上的瓶瓶管管少了一些,終於活著出加護病房了。
當天下午,主治醫師告訴我:「你已經脫離了危險期,現在是你感覺最虛弱的時候,四肢癱瘓,言語不清,但這些都是自然的,以後會進步,當然不會完全復原,但會進步,進步多少,要看你復健的努力。」這話我聽得懂,因為有過一次經驗,這次只會更困難,一條漫長艱苦的路,正等著我。
後 記:
出加護病房的第二天,老友張作錦帶著當天的《聯合報•副刊》興匆匆來看我,上面載著我新出《浮生再記》上的一篇文章〈審預算〉,那是九歌的編者月前送去的,原是為了配合出書作為宣傳,卻提前刊出了。副刊主編是好意,作錦兄是熱心,卻不禁令我想起近二十年前的一樁往事。
一九八二、八三年間報禁尚未開放,是兩大報(聯合、中時)的黃金時代,廣告都要排隊拜託人,才登得上,相對的,競爭也非常激烈, 弦主編的《聯副》和高信疆主編的《人間》對著幹,想點子,搶作家,用盡心機。那時我也算是個夠格的專欄作家,有時送稿去,順便在報社叨擾一頓宵夜,但很少去副刊。
有一天晚上,十二點左右,在總編輯室和張作錦閒聊(那時他是總編),見副刊室燈火通明,有些好奇,因為副刊不用等新聞,平常到十點左右就打烊了,就踱進去,只見主編以下四、五個人圍著一張桌子,愁眉苦臉又緊張兮兮的,桌上攤著兩份大樣,一份是普通的副刊,另一份也是副刊,但刊頭有一個斗大的標題《張大千特輯》,上面琳琳琅琅布滿了各方名家寫的悼念大千先生的短文。大千先生病重已有多時,他若去世,在藝壇是大事,大千先生掌故又多,出個特輯綽綽有餘,這是副刊大顯身手的好機會﹔但副刊編得早,又非人人有倚馬千言的文才,事先約稿、屆時刊出,是常有的事,一週前《人間》還向我約悼大千先生的稿,以琴棋書畫四事相聯,要我從棋談談傳統文人的藝術修養,我以相去太遠,沒有答應。
忽然,桌上的電話響了,主編抓起電話,只是靜聽:「嗯…嗯…」最後說:「隨時聯絡」放下電話後,緊皺著眉頭,在屋裡踱來踱去,很像電影裡大將在發令決戰前的神情,最後,又像宣佈決策,又像自言自語地說:「上吧,醫生說他撐不過今晚了。」這話大家一聽就懂,也有點疑惑,但還是七手八腳的忙著改版。版是現成的,吵吵嚷嚷了好一陣子,也就完事了,已經是晚上一點多。大家鬆口氣,正準備回家,桌上電話又響了。
「喂,怎麼?動了?」
「醫生怎麼說?」
「知道了,再等一陣子。」
主編像洩了氣的皮球,情況顯然無法掌握。
「怎麼?」一個年輕的記者問。
「食指又動了一下。醫生說大千先生生命力很強,沒把握,拖過今天也不一定。」
滿屋子茫茫然了,怎麼辦呢?精心策畫了許久的特輯就攤在桌上,沒把握上,可被「他們」搶了先又不甘心,只好再等,反正兩點鐘截稿嘛。大家就等著,滿屋沉悶的氣氛,一點五十分,主編又和山上守在病房外的記者通了個電話,沒變化,還是拖拖看。
忽然一位年輕的記者忍不住了:「拜託拜託,合作一點好嘛,我們馬上就要截稿了。」大家聽了不禁同聲苦笑一聲。
那天,大千先生始終沒有合作,次日凌晨才去世,兩大報的同仁都空等了一晚,還是滿公平的。
我回想到這裡,忍不住笑出來,聯副的主編這次可能也失望了,我也不合作。
寫於二○○五年九月一日台大醫院
《浮生再記》代序 本書一共五輯。第一輯是懷憶師友少年往事的散文,第二輯講我的清華歲月和對高等教育的一些觀念。第四輯是給我的圍棋徒弟施懿宸的三封信,前後相隔十九年,是以圍棋為主題講我對專業和業餘分際的一些看法。第三輯是回憶我為官一年的經歷,包含兩篇當時的訪問。第五輯是我對兩岸關係的論述。前四輯收的都是散文,大多曾在副刊刊出,並沒有時間性。第五輯則是時論,時論在當時的影響可能較大,但過去以後就成為明日黃花,惟有兩岸關係是個例外,三十年來兩岸各自都改變了很多,但相互間矛盾的癥結卻並沒有變。因此與近作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