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掌紋，壯麗敞開
陳芳明 ──《余光中跨世紀散文》前言
詩與散文的雙軌追求，開創余光中浩瀚的文學版圖。以詩為經，以文為緯，縱橫半世紀以上的藝術生產，斐然可觀；那已不是屬於一位作者的畢生成就，也應屬於台灣文壇創造力的重要指標。他筆下揮灑成形的恢宏氣象，既是個人豐饒生命的投影，也是當代歷史魂魄的縮影。從舊世紀到新世紀，從揚眉少年到慈眉老年，由於他同時經營兩種文體，任何一個時期都從未出現歉收的跡象。詩風與文風的多變、多產、多樣，盱衡同輩晚輩，幾乎少有匹敵者。
他早年以「左手的繆思」自況散文書寫，顯然寓有謙虛的意味。站在詩神面前，他未敢高抬散文的地位。詩畢竟是他的終極信仰，是最高的藝術形式。然而，一旦他介入散文的營造，便全力以赴，毫不稍讓於對詩的專注。從產量來看，他所展現的氣勢已遠遠凌駕新詩作品之上。他開闢出來的散文流域極其遼闊，跨越創作、評論、翻譯三大領域。在台灣文學史，甚至置諸中國新文學運動脈絡，很少發現有任何作者能展現如此迤邐蔓延的格局。
余光中散文具有詩藝的深度與高度。如果說詩是他散文的火種，亦是恰如其分。藉由詩的想像持續燃燒，才能夠鍛鑄散文遣詞用字的彈性與密度。他在五○年代投入散文創作，距離最初新詩的出發可能遲晚十年，但是在現代化的速度上，散文卻比詩更早臻於成熟。他的筆探向散文領域時，已經在詩的實驗上通過各種危機的考驗。一九六一年他完成史詩型的鉅作《天狼星》時，也正是他涉入散文現代化的階段。對於現代化的內容與思考，他已有清楚的判斷。當時的現代主義者過於迷信西方的思潮與技巧，也過於耽溺於內在世界的孤絕。早期的余光中也曾經走過同樣的道路，但是他比同時期的任何詩人還更早覺悟，詩不能如此持續執迷下去。背對著洶湧的現代主義運動，他在西方傳統、中國古典、台灣現實之間，為自己找到一個恰當的位置。
這是他文學生涯的關鍵時期。所謂現代化，不是被動地接受外來的審美觀念，而是主動地創造屬於自己時代的藝術生命。他的創造不是閉門造車，而是對著東方與西方他同時勇敢開放。在古典與現代之間取得一個平衡，便是他走向散文道路的基本信念。雙軌的平衡美感，在他的第一篇散文就已表達得很清楚。題為〈猛虎與薔薇〉的短文，寫於一九五二年大學畢業之初。這篇文字可以視為日後漫長旅途的一個暗示，猛虎般的陽剛，薔薇式的陰柔，兩種同時並存的性格，正好構成他散文美感的原型。
極高明而道中庸，始終是他遵循的哲學思維。尤其是一九六二年他與洛夫發生過「天狼星論戰」之後，他更加自覺藝術追求的目標。對詩、對散文的重新反省，不僅使他的文學生命改弦易轍，也使日後台灣現代主義運動獲得重要暗示。《掌上雨》（一九六三）與《逍遙遊》（一九六五）的出版，正式宣告余光中散文時代的到來。
以睥睨的姿態，他既向激進的現代主義者批判，也向守舊的傳統主義者挑戰，為的是建立一個具有主體立場的文學觀。他以「浪子」形容前者，以「孝子」概括後者；又以「委託行」諷刺現代主義者對舶來品的依賴，也以「古董店」嘲弄傳統主義者的食古不化。在重大的破壞之後，繼之以積極的建設，正是余光中文學實踐的考驗。〈再見，虛無！〉是他在這段憤怒時期的經典之作，指出現代主義者對西方迷信崇拜的弊病。〈下五四的半旗〉與〈儒家鴕鳥的錢穆〉是他罕見的激憤之作，點出保守文人對歷史時代變化的遲鈍。
在激進與保守兩種極端之間，余光中寧取穩健的節奏。平衡的美感便是在這段時期鮮明表現出來。〈從古典詩到現代詩〉是他釐清文學立場的重要宣言。當他提出「反叛傳統不如利用傳統」時，顯然已在糾結的現代思維中找到解套的祕訣。傳統與現代不再是對立關係，而是一種對話協商。打開這個死結後，他終於開啟一條前所未有的廣闊道路，引導他的散文朝向全新的地平線。對於中國古典的態度，他以現代散文〈從象牙塔到白玉樓〉重新評估唐代詩人李賀的作品。到今天為止，這篇散文仍是學術界的上乘之作。古典之美如何現代化，余光中做了最好的示範。
在重新整理古典美的時刻，他也放膽展開散文現代化的工作。《逍遙遊》的幾篇令人吟誦的散文，〈鬼雨〉、〈莎誕夜〉、〈逍遙遊〉、〈九張床〉、〈塔〉，已是公認的唯美極品。他的文字危險地干涉現實社會，也浪漫地直探內心情感。為了達到文字藝術效果，他既援引文言，也求諸白話，甚至也不排拒翻譯。他的美感來源，多重而可疑；但是經過批判性的選擇，再加上他獨門技藝的創造，一篇驚豔奪目的藝術作品遂巍然成形。批判性選擇是一種自覺的美感，是一種消化的過程，也是一種組織的能力，必須經過實踐再實踐，而終於提煉出屬於他自己的語言。 余光中散文最為迷人之處，在於閱讀中可以聽見聲音，聞到氣味，發現顏色，造成觸覺。當他寫景，絕對不讓讀者觀察平面的山水；他會邀請讀者與他同行，去感覺旅行的速度，視覺的遠近，天地的深淺。當他寫人，也絕對不容讀者袖手旁觀；在閱讀過程中，彷彿也參加了對話，並且牽動隱而不見的情緒。當他寫事，讀者也會隨著文章節奏而忙碌，而悠閒，而疲憊。余光中的文字暗藏著精靈，往往能夠觸及人性的脆弱與敏感。他從來不徒託空言，不訴諸口號，不虛張聲勢，文字就是真實的生命，是具體的世界。
到達這種人性的風格之前，他已經吸收龐大的知識。從歷史到政治，從天文到地理，從藝術到音樂，從戲劇到舞蹈，凡是能夠貼近人生的任何一種書籍，都在他閱讀的行列。然而，他的文字技巧並不賣弄百科全書式的知識，而是為了恰當表達對人對事的合理、合法、合情態度。他在七○年代寫出一系列有關搖滾樂的散文，並不能輕易歸類於音樂評論。〈苦雨就要下降〉寫的是一場音樂會的演奏，背後要傳達的信息，竟是對苦難印度民族的關懷。
沒有豐富的知識，就不可能使他的散文充滿說服力。但是，他並不全然依賴知識，在恰當段落、恰當位置，他適時注入情感。在乾枯的河床，在荒涼的沙漠，在寂寥的林木，余光中總是具有呼風喚雨的能力。在垂危時刻，因豐沛水分的降臨，所有的知識都恢復呼吸，從沉睡中甦醒過來。多情而不濫情，悲傷而不感傷，又一次展現他散文技藝的平衡感。知性與感性並重，在必要時，他也會恰到好處地注入一絲幽默，使整篇文字振作而有神。
張開他的左手，可以看見清晰的掌紋，每一條都連繫著神祕的靈感。沿著條理分明的跡線，不斷開啟繁複的生命地圖。親情、友情、愛情都散佈其間，人事、家事、國事也歷歷在目。空間意識和時間意識，更是構成散文的縱深與廣漠。如果要在台灣尋找一位詩人或散文家，能夠同時表達歷史感、地域感、現實感的才華，在余光中的創作生命中絕對可以獲得印證。長年來，許多無法寫出本土情感而以本土自命的本土派，總是粗暴地把余光中排除在本土之外，現在已經到了需要謙卑觀看余光中掌紋的時候。以掌抵掌，將心比心，他對本土的擁抱，撫慰，關懷，是不是與嘉南平原、中央山脈、台北街巷、高雄愛河等高，等長，等寬？
卷帙浩繁的余光中散文，已經是閱讀上的挑戰。當他到達八十歲的時間峰頂，重新細看他每個時期的文字，簡直是再次承受美的震撼，縱然那種震撼是如此善良如此美好。在完成《余光中六十年詩選》（印刻，二○○八）的編輯之後，又繼之編選《余光中跨世紀散文》，是生命中罕有的幸運與幸福時刻。日日夜夜的閱讀過程中，彷彿再次經驗一次燦爛的青年，豪華的中年，旺盛的晚年。那種精神上的豐收，唯編者獨享。集中劃分「抒情自傳」、「天涯躡蹤」、「詩友過從」、「詩論文論」、「諧趣文章」共五輯，全然出自偏見與私心，尚不足以概括余光中散文之豐腴多貌。閱讀他的全集，無異於看完一部精彩的文學傳記。全部作品羅列在桌上時，又看見余光中的左手掌紋壯麗敞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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