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畢飛宇
我從上個世紀八○年代就開始小說創作了，一直走在現代主義這條道路上。我是從詩歌那邊拐過來的，─迷戀詩歌的人都有一個怪癖，過分地相信並沉迷於語言。我早期的小說大概就是這樣，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說的，我在「寫語言」。
幸好我還有一點自省的能力，寫了一段日子，我也「小有名氣」了，大約在一九九五年吧，我突然發現了一個問題，我不太會寫人物。這個突如其來的發現讓我很汗顏，─一個寫小說的怎麼可以不會寫人物呢？
不會寫人物也許是技術上的問題，或者說，美學趣味上的問題，但是，在我看來，真正的原因是我還缺乏胸懷。我過於相信語言，過於相信歷史、感受和思辨，我過於相信「我」了。我從來就沒有相信過「別人」，我從來就沒有相信過生活，我並沒有和生活真正建構起有效的關係。這個發現讓我慚愧，卻也讓我看到了未來，還有上升的空間。我的心一下子靜了下來。
寫作是實踐，你得「動」。一九九五年，我開始改弦更張。我第一次把我的筆觸深入到生活的基本面上去了，我的瞳孔緊緊盯住了「一些人」。這就是〈家裡亂了〉。我終於知道了，我原來是一個熱中和人對視的傢伙，既然你也願意和我對視，那麼好吧，我們坐下來，慢慢地看。相看兩不厭，唯有你和俺。
某種程度上說，一九九五年是我的一個分野，我很自豪我十分自覺地完成了這個轉換。但是，不要高興得太早。〈家裡亂了〉差一點毀了我，朋友們的批評幾乎就是動刀子，─他們沒有見到我「橫溢」的「才華」，他們沒有看見我在天上「飛」，相反，我在地上「走」，「走」是如此地平庸，你怎麼能這麼幹呢？可我並不難過，因為我愛上了一種特別的姿態，它叫靜水深流。
我至今認為〈家裡亂了〉是我「最難看的」作品之一。可怕麼？不。只要你控制好你的虛榮心，你必然知道一個常識：你剛剛改弦更張，你不可能在改弦更張的第一時間就有所斬獲。我常說，寫小說的人產生新想法是要緊的，但是，如何在作品當中完成你的新想法、實現你的新想法，這裡頭頭千山萬水。是山你就得爬，是水你就得涉，寫作就是這麼回事，生活其實也就是這麼回事。
後來的日子裡我連著發表了〈林紅的假日〉、〈哥倆好〉、〈睜大眼睛睡覺〉。這些作品真的不能算好，可是，我敢說，我一點一點地看見「人」了。─這些人生活在上世紀九○年代的中國大地上，他們的欲望剛剛甦醒過來，鼻尖上全是汗，他們的體氣是熾熱的，搖搖晃晃。中國的大地上到處都是這種熾熱和搖晃的體氣，雲蒸霞蔚。
無論如何，我要說到一九九九年的元旦了，還沒到元旦，我就得到了〈青衣〉的寫作動機，它讓我摩拳擦掌。那個叫「筱燕秋」的女人來到了我的書房，伴隨著鑼鼓，她徐步走來，一步一芙蓉。我愛她，怕她，我對她的害怕多於對她的愛。所有的事情就在我們倆的目光之間發生了，有時候，我把目光躲開了，有時候，她把臉側過去了。我發誓，這不是調情，相反，它嚴肅而又冷峻。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和筱燕秋的那場驚心動魄的對視意味著什麼，一九九九年，是世紀末，同時也是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人翹首以盼的時刻，希望、失望、承諾、兌現、不甘、瘋狂，林林總總，這一切都要在一九九九年得以體現，說到底，在中國「人」的身上得以體現。這個「人」就是筱燕秋。謝天謝地，我終於可以寫「人」了。在筱燕秋的面前，我體會到了一個小說家應有的尊嚴，我告訴我自己，小說還是應當這麼寫。最起碼，我的小說得是「這麼」寫。
理由很簡單，這樣的寫作可以幫助我建立起我和生活的關係。這句話有點空，我想把我的意思說得更加明白一點─我和生活的關係就是瞳孔和瞳孔的關係，我緊緊地盯著你，你緊緊地盯著我。前提是，你的目光是聚焦的，我還給聚焦的目光起了一個名字：現實情懷。
附帶說一句，這個集子是九歌出版社的總編輯陳素芳大姐幫我編輯的，它恰好可以揭示我在改變創作方向之后的寫作路徑，在此，我向素芳大姐表示感謝。當然，如果沒有蔡澤松這個強有力的推手，《玉米》、《平原》、《推拿》和《青衣》在台灣的出版都是不可能的。謝謝澤松。
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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