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與脈絡
——兼談雙重脈絡化的理念與實踐
單德興
回顧自己的文字生涯，可以看出我的譯者身分其實遠早於學者與作者的身分：第一篇譯作發表於1976年，當時就讀大學四年級，第一本譯著出版於1977年，但正式發表論文卻要到1982年，第一本學術專書出版於2000年，而以作者身分出書更是遲至2006年。再就自己的定位而言，身為專業研究人員當然是名正言順、不折不扣的學者，但我不以鑽研自己的學術領域為滿足，多年來譯述不輟，產量雖然不能與專業譯者相比，但在台灣的學者中也稱得上是「異數」，而且在一般中文讀者中，知道我譯者身分的人很可能遠超過知道我學者與作者身分的。面對這種情形我非但不以為憾、為忤，反而引以為榮，因為畢竟對外文系出身的人來說，從事翻譯工作既是專長，也是本分。
多年來我不願在原先翻譯論述的窠臼裡打轉，因而投入翻譯的實踐，直到近年才逐漸找到自認適當的切入點，並結合實作經驗，陸續在不同場合發表相關論文，部分的成果就是眼前這本《翻譯與脈絡》。因此，本書絕非抽象的翻譯論述，也不是一般的譯評或譯論，而是結合了多年實務經驗的學術反思，落實於特定議題、文本及脈絡的探討，並特別拈出「雙重脈絡化」（dual contextualization）一詞來形容我的翻譯理念與實踐。如果說這個研究取向符合所謂的「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文化研究的翻譯轉向」，或晚近學術界對譯者的角色與地位之重估與提升，那我欣然歡迎這種巧合，並深感吾道不孤。
本書總共收錄八篇論文和一篇附錄。第一篇〈譯者的角色〉企圖為在跨語言、跨文化、跨疆界的溝通和移轉中，一向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之譯者重新塑造形象。往昔對譯者的觀感及論證偏向於消極、負面、被動，以致出入於原文與譯文之間的譯者，經常不是被斥為行事「太過」或「不及」（有時「兩罪併發」）的違逆者，就是無人聞問、視而不見的隱形人。本文針對義大利名諺“Traduttore, traditore” （「翻譯者，反逆者也」）加以「翻譯」、「反逆」，以理論與實務來印證譯者其實具有頗為積極、正面、主動的作用與意義。譯者由於主客觀條件、目標、策略的不同，以及涉入程度的深淺，扮演了中介者、溝通者、傳達者、介入者、操控者、轉換者、背叛者、顛覆者、揭露者∕掩蓋者、能動者∕反間、重置者∕取代者、脈絡化者、甚至雙重脈絡化者的角色。譯文既是譯者存在的最佳證明，也見證了他的諸種角色，而譯者在代表∕再現原作（者）的同時，也代表∕再現了自己。
文學是文化的重要因素，經典文學透過翻譯而跨越了時間、空間與語文的障礙，感動了異時、異地、異語文的讀者，是促成異文化溝通與了解的重要途徑。第二篇〈翻譯．經典．文學──以Gulliver’s Travels為例〉是有關「雙重脈絡化」此一翻譯理念的實踐，以具體的例證來說明筆者在譯注英國文學經典《格理弗遊記》（Gulliver’s Travels）時所遭遇的困難，以及這本書為中文讀者所接受的情況。全篇分別從文字、文本、文學、文化四個層面來檢視這部經典作品的背景，中文翻譯，並分享筆者譯注這部作品的經驗與心得。此文結合了翻譯理念與實作，讀者可從這些例證中進一步體認譯者所扮演的角色、譯者與原作（者）的關係，以及譯者如何藉由各種方式來再現內容繁複豐饒的文學經典，使其獲得新生，並透過譯文印證自己的存在。
綜觀《格理弗遊記》一書在華文世界的流傳史，便會發現在目前的白話譯本風行之前，最著名的是林紓與人合譯的《海外軒渠錄》（1906）。中國翻譯史源遠流長，但有心於大規模文學翻譯而且影響深遠的，清末的林紓是第一人。林紓乃桐城派古文名家，雖不通曉外文，卻與人合譯文學作品近一百八十部，風行一時，確為中外翻譯史上的一大異數。第三篇〈翻譯．介入．顛覆：重估林紓的文學翻譯──以《海外軒渠錄》為例〉既將林譯置於清末中國知識分子啟蒙與救國的時代氛圍中，也引用林紓為該書所撰寫的譯序，並指出譯文中的誤譯、漏譯、添譯、改譯，以彰顯林紓面對中國歷史千百年來一大變局中的艱難、甚至尷尬處境時，是如何藉著「介入翻譯」及「翻譯介入」來表達譯者的微言大義。全文借助晚近若干翻譯理論所提供的視角，落實於具體的文本分析，並將林譯置於更寬廣的脈絡，探討在中外對抗的情境下，林紓如何藉著翻譯而介入並顛覆、甚至自我顛覆，以及翻譯在文學、文化、歷史、社會、政治等方面所具有的傳達與反抗的意義。
如果說林譯反映的是清末譯者所面對的情境，那麼冷戰時代的文學翻譯則具有不同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意義。當時港台風行的《今日世界》（1952-1980）是美國針對共產黨統治地區以外的華文讀者的宣傳刊物，其發行與內容和美國在冷戰時代的全球布局及外交政策息息相關。與之關係密切的則是今日世界出版社所翻譯、印行的書籍。這套叢書精選具有代表性的佳作，廣邀港、台名家和學者參與翻譯，譯作高達數百種，其中尤以文學類居多，成為華文世界讀者與學子接觸美國文學與思想的重要管道，筆者這一代便身受其惠，其效應之持久遠超過作為宣傳之用的《今日世界》，卻乏人研究。第四篇〈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便是彌補這方面的空缺，從冷戰時代的歷史脈絡，探討此系列文學叢書之緣起、內容、參與人士及成果，除運用相關資料之外，還針對當時參與其事者、譯者及相關學者進行訪談，並參考翻譯與文化理論加以觀照，以深入探究文學翻譯與文化脈絡的關係，見證了文學翻譯在特定時空下的文化政治，以及其超越一時一地的普遍價值。
今日世界出版社的譯叢選書之精、品質之高、數量之多、製作之佳、發行之廣不僅獨步一時，譯者群更包括了當時港、台許多著名的譯者、作者、學者，其中之一就是張愛玲。張愛玲身為華文作家的成就早已廣受肯定，在海峽兩岸文學史上佔有獨特的地位，相關研究層出不窮，以致有「張學」之稱。然而，她的譯者身分，尤其是作為美國文學中譯者的身分，卻一直被忽略。甚至連她的中文「全集」也到1990年代才將譯作納入，但仍有闕漏或訛誤。第五篇〈含英吐華：譯者張愛玲──析論張愛玲的美國文學中譯〉延續前一篇論文所提供的歷史脈絡與架構，落實於「譯者張愛玲」的研究。結果發現，中英文俱佳的張愛玲，她的翻譯生涯主要是在其香港時期（1952-1955），而且是在美國新聞處支持下進行的，與《今日世界》及今日世界出版社密不可分。她的譯作不僅涵蓋了該社文學系列中的各種文類（小說、詩歌、散文、戲劇與文學批評），而且與她的中文創作密切相關──若干作品甚至先以英文撰寫，再翻譯、改寫或重寫成中文。本文便是探討「譯者張愛玲」的多重面向，尤其著重於她身為美國文學中譯者的角色，譯作的特性，並予以適當的評價，以彌補「張學」中遭到忽略的一面。
如果說「譯者張愛玲」長久以來遭人漠視，那麼「自譯者余光中」則是另一個被忽略的例子。余光中獻身文學逾一甲子，勤於筆耕，於詩歌、散文、翻譯、評論都表現傑出，是另一位海峽兩岸文學史上的重量級人物。他在上述四方面的成就已有多人研究，而有「余學」之稱，但他作品的自譯（autotranslation）卻乏人探討。因此，第六篇〈含華吐英：自譯者余光中──析論余光中的中詩英文自譯〉從自譯的角度出發，針對中英對照的詩集《守夜人》（The Night Watchman），探討身為中文現代詩創作者、英美文學翻譯者、英詩教授、文學評論者、翻譯評論者的余光中，如何翻譯自己的詩作，以及這些英文自譯的特色與意義。文中除了引述作者∕自譯者所主張的「因文制宜」的翻譯策略之外，並進行仔細的文本分析、對照與解讀，以顯示雖然自譯在創作之意圖與原作之了解上有著他人未有的方便，而且詩作也因為翻譯而在另一種語文裡獲得新生，但其中涉及的形式、音效或音樂性、典故和聯想之迻譯依然難以克服，甚至出現其他譯者在行數、用字、詞類、句法、結構等方面比自譯者更忠實於原作的情形。
其實，余光中與張愛玲都是今日世界出版社譯者群中的佼佼者，然而這批優秀的譯者除了思果曾根據自己的翻譯經驗與理念寫出《翻譯研究》與《翻譯新究》兩本專書之外，其他譯者的翻譯心得大多出之以零星的文章、訪問或演講，未能廣為流傳，也乏人研究，殊為可惜。余光中歷年來針對許多場合寫下不少討論翻譯的文章與實際批評，在他的評論文字中佔了相當重要的分量。第七篇〈左右手之外的繆思──析論余光中的譯論與譯評〉便試圖分析並定位他的譯論與譯評，指出其中的特色及值得借鏡之處。在探討他的譯論時，特別著重於他對譯者的地位、譯者的條件、翻譯的地位之見解；在分析他的譯評時，則集中於他針對英詩中譯的實際批評。文中也指出，余光中集作者、學者、譯者於一身，結合了多年的創作經驗與翻譯心得，說之以事理，益之以文采，形成其譯論與譯評的特色。
第八篇〈理論之旅行∕翻譯：以中文再現Edward W. Said──以Orientalism的四種中譯為例〉運用薩依德「理論之旅行」、「他者的再現」和米樂（J. Hillis Miller）「理論之翻譯」等觀點，來探討近年兩岸三地對後殖民論述大師薩依德的代表作Orientalism之中譯，以此一具體事例說明處於不同文化生產脈絡中的譯者，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與策略來翻譯、再現薩依德──小從一字一詞的中譯（如書名或原作者之名），大到整本書的呈現方式。這種種不同的翻譯與再現，顯示了翻譯的衍異、歧出、難以預測，也反映了不同脈絡裡的中文譯者之意圖、目標、能力與策略。原文透過不同的譯者而得到不同的新生或來生，而扮演著再現、中介、溝通、傳達、註釋、評論甚或顛覆等重要角色的譯者，也透過翻譯獲得額外的生命。
至於附錄的〈我來．我譯．我追憶──《格理弗遊記》背後的「遊記」〉則以筆者從事的《格理弗遊記》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為例，說明此一計畫的緣起、規劃與要求，談論在此文學經典的迻譯過程中對原文版本的搜集、考證，譯文文體的考量、選擇，譯注的斟酌、處理，以及該書中譯史系譜的建立，並拈出「雙重脈絡化」的翻譯理念與實作方式。此文雖非嚴格的學術著作，卻別獲青睞，在海峽兩岸不同的紙本期刊、學會網站、出版社網站刊載，並引起不少迴響。而〈我的翻譯（研究）因緣──代跋〉則進一步以個人化的筆法來訴說自己的際遇，以及如何從切身的體驗中逐漸與個人的學術研究結合，發展出自己的理念與實踐。
由上述可知，筆者從多年的實務經驗與學術研究中，逐漸發展出自己有關翻譯的基本理念，並落實於文本與脈絡的探討。簡言之，翻譯與脈絡之間的關係至為緊密，而居間的譯者之角色更不可或缺。沒有譯者，就沒有翻譯；沒有翻譯，異文化之間就無法交流，文學與文化終將枯萎。現今我們視為當然的許多事，從閱讀傳之久遠的宗教經典，到欣賞外國文學作品，甚至日常生活中閱讀外電新聞、觀看外語電影，都隱含了無數譯者的默默耕耘與奉獻。
記得就讀碩士班一年級時，美籍李達三（John Deeney）教授曾引用一位外國學者的話，勉勵我們這群處於中英文之間的青年學子：「如果要當一座橋樑，就不要害怕別人踐踏。」這句話我三十多年來謹記在心。本書之所以取名為「翻譯與脈絡」，除了前述種種理由及實例，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強調翻譯並不局限於孤立的文本，更要帶入文化與脈絡。處於兩個語言與文化之間的譯者，除了「不要害怕別人踐踏」之外，更應盡量發揮「橋樑」的功能。因此，本書對「雙重脈絡化」再三致意，而要達到這個充分溝通與傳達的目標，必須各方重新認定譯者積極、主動的角色，同時譯者也要擺脫「翻譯者，反逆者也」的刻板印象，重新形塑「翻譯者，變易者也」的形象，因為透過譯者的努力，文本不僅易「文」改裝，而且更易為人親近、接受。而致力於異文化之間的交流、了解與互惠的翻譯，也就成為值得有心人投入的畢生志業。
2009年3月3日
台北南港
附識：2007年本書簡體字版印行，列入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翻譯與跨學科學術研究叢書」，至為感謝主編羅選民教授的隆情盛意。繁體字增訂版除了仔細訂訂、補充前稿之外，並增加兩篇討論余光中的論文和一篇附錄，在此感謝書林出版有限公司，尤其蘇正隆先生，的熱心支持。書中各文曾在不同會議、期刊與論文集發表，謹向當初邀稿的學者和主編致謝，尤其是彭小妍教授、邱漢平教授、馮品佳教授、蘇其康教授、陳芳明教授、張上冠博士、馬耀民博士、蔡秀枝博士。也要感謝各匿名審查人所提供的高見，我已悉心回應。在此也要感謝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的良好研究環境，以及李有成先生、何文敬先生、紀元文先生多年的支持與切磋。感謝陳雪美小姐和黃碧儀小姐協助蒐集資料、修潤文字，卓加真小姐在翻譯和譯評方面的協助，以及書林出版部編輯同仁協助書稿的編排、校對。但願本書能多少回報這些年來在多方面協助我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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