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有成
一
四十年前一個春日的早上。周英雄老師走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的A1教室，隨即要我到教室前面報告閱讀喬伊斯（James Joyce）短篇小說〈一抹微雲〉（“A Little Cloud”）的心得。那是大一英文課本的選文，我事先讀了，並寫了一篇分析習作請老師過目。周老師大概覺得還可以，要我上課時跟同學談談這篇小說。四十年前的一件小事，老師可能早已忘記，可是對我而言，那天早上的場景依然歷歷在目。
周老師就站在A1教室的門口，專心聽我分析。當時的我可能比班上剛從大學聯考衝刺過來的同學早一些接觸西方文學，對喬伊斯的《都柏林人》（Dubliners）並不陌生，只是大一的學生，對這位愛爾蘭大作家能有多少了解？那個上午我怎麼談喬伊斯的小說，細節當然已不復記憶。只記得在談到小說中的角色時，我突然間脫口而出，說了一句大概自己也不太了解的話：「現代主義的小說裡再也沒有英雄！」我猜想當時自己心中的對照或許是希臘羅馬的史詩與悲劇。
站在教室門邊的周老師緊接裡我的話面露微笑地說：「那我大概是最後的英雄了！」話才說完，全班哄然大笑，課堂上的氣氛頓時輕鬆了不少，我有些緊張的心情也放鬆了下來。我更因此發現，眼前這位年輕的老師其實是一位和藹而易於親近的師長。周老師大概不知道，我事後為了弄清楚自己那句話的意思，還囫圇吞棗看了不少現代主義的理論。年少懵懂，信口開河，奇怪的是，四十年前春日上午周老師的那一堂課卻是我大學時期最難忘的記憶之一。
那一年夏天周老師就出國去了，到聖地牙哥加州大學念博士學位。記得老師出國前，暑假剛開始，我還特地跑到建國北路老師的寓所去看他──那時候建國南北路尚未拓寬，還不是現在的高架快速道路。
往後有好幾年沒見到周老師。後來聽說他完成了博士學位，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再見到他時我已經進入博士班就讀。印象中每四年一次於淡江舉辦的國際比較文學會議他都會回來參加。我有時候在會場看到他，就跟他坐在會議室的後頭聆聽台上的學者發表論文。周老師在香港十七年，在文學教育、學術行政及專業服務等方面有很多貢獻，同時也出版了不少著作。他擔任過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的系主任、文學院的署理院長，並膺選為香港比較文學學會的會長和國際比較文學學會的執行委員。一九八○年代初我和單德興在臺大念書，那個時候文學理論正熱衷於所謂語言的轉向，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普通語言學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的《結構人類學》（Structural Anthropology）等是必讀的書，雅克慎（Roman Jacobson）的若干重要論文我們也不只讀過一遍。我們從俄國形式主義，經布拉格語言學派，一路讀到巴黎的結構主義。當時鄭樹森教授和張漢良教授都有長文論述結構主義，周老師也發表了好幾篇結構主義的論文，特別是以結構主義析論樂府古辭和賦比興等那幾篇，思路綿密，論證嚴謹，在方法上更是步步為營，環環相扣，引人入勝，不僅引領我們深入了解結構主義，並且為我們示範演練如何將結構主義部署為文學批評的利器。周老師的論文沒有神秘費解的術語，字裡行間總是清楚交代術語背後的諸多觀念，無疑是經過消化反芻之後的結果。我自己細讀周老師的論文，印證幾位結構主義理論家的說法，彷彿又回到當年在課堂上聽老師講課的情形。跟一般「拿來主義」的做法不同，周老師花了不少功夫在協商調和結構主義與傳統中國文學研究之間的扞格；他不認同若干學者視結構主義為機械與形式主義的說法，反而從結構主義的細部文本分析中，見證文學與人生和社會文化緊密複雜的關係。周老師在〈結構主義是否適合中國文學研究？〉一文的結論指出：「我們所處的時代，除了堅守各學科的專業學養之外，同時也要放棄『閉關自守』的觀念，找求各個不同學科之間如何互通有無，如何交換資料的方法。」這是約三十年前所說的話，這種跨領域研究的信念貫穿了周老師大半生的學術產業。
我最早讀到的周老師的著作是他的碩士論文《小說中的還魂母題研究》（A Study of the Return Motif in Fiction），出版時被納為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研究論文第二四六種。發現這本論文其實相當偶然。我寫碩士論文時對神話或原型批評甚為著迷，對傅萊（Northrop Frye）的著作──尤其他那部體大思精的《批評的剖析》（Anatomy of Criticism）──非常欽佩，以為要建立文學研究的科學，這是最好的借鏡。當時我已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經常跑到民族學研究所的圖書館看書，特別是有關神話與民俗學方面的著作。那時候當然還沒有電腦可以檢閱資料，不過民族所圖書館的圖書編目在相互參照（cross reference）方面做得非常詳細，查詢資料相當方便，我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發現周老師這本英文專著的。這本論著處理的文本主要包括福斯特（E. M. Forster）的《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和《霍華斯莊》（Howards End）、吳爾芙（Virginia Woolf）的《燈塔行》（To the Lighthouse）、 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七角屋》（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華頓（Edith Wharton）的《伊丹．芙洛姆》（Ethan Frome），以及詹姆斯（Henry James）的〈歡樂角〉（“The Jolly Corner”），可以看出周老師對小說與民俗敘事的濃厚興趣。他後來的學術研究一直延續這樣的興趣。
周老師在一九八○年代末和九○年代初出版了《小說．歷史．心理．人物》與《文學與閱讀之間》二書，其中大部分的章節都是在處理小說的問題。關於這個時期的學術興趣與著述，他在接受單德興的訪談時這樣說明：「我自己的論著大致上探索結構主義與中國文學的體用問題，之後我有機會接觸中國大陸現當代文學，同時配合中西比較小說的理論，撰寫了一些小說與心理的論文，並著眼於閱讀，寫了若干書評，算是個人比較熱中的副產品。」這個時期周老師也數度為文暢談文學理論與文學教育，特別是他所熟悉的外國文學教育。在〈文學挑戰的正反面〉一文臨結束時，他說：「外國語文的掌握固然不可或缺（外文教學勢非重視語文能力不可）；可是語文之外，我們期待自己能對外文背後的文化有所挑戰。也正因如此，外文教學除了語文訓練之外，另需借重外文經典之掌握，做到耳濡目染於異國文化之境界，以便以他山之石攻錯。而在此過程中，語言學專業訓練，以及比較文學的基本知識，無疑有助於我們對第二語文、文學，甚至文化，有一項自覺性、分析性與批判性的專業知識。」這些話猶如暮鼓晨鐘。在今天這麼一個日漸將外國語文窄化為職場語文的教學環境裡，周老師這一席話顯得語重心長，擲地有聲。
在同一個時期裡，周老師還以一篇篇論文反覆論證小說（文學）與現世──包括歷史、政治、文化、社會、人物心理──之間的關係，他的論證有敘有議，往往落實在文本的閱讀經驗上，如在一九八○年代末期所發表的幾篇力作論西西、張賢亮、韓少功、王安憶、莫言、張大春、黃凡等人小說，其析論過程也透露了周老師的基本文學關懷與批評信念。
二
一九九四年周老師揮別居留了十七年的香港，回到臺灣，受聘於國立交通大學，展開他另一階段忙碌的教學、研究與行政生涯。他在交大創設外國語文學系與人文社會學院，分別兩度擔任外文系系主任與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後來更受邀擔任國立中正大學的副校長。在此期間，他還出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處的諮議委員和外國文學學門的召集人、教育部顧問室的顧問、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的諮詢委員會委員兼召集人，並被選為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周老師於二○○○年受聘為交大講座教授，二○○四年自交大退休，被聘為該校榮譽教授，並先後應聘擔任吳鳳技術學院講座教授與中華大學特聘講座教授。自一九六三年任教於臺灣師大始，周老師在學術教育界服務迄今已近半個世紀，除了學術研究上的卓越成就外，四、五十年來他教育學子，提攜後進，桃李處處。
周老師回到臺灣這十幾年，剛好也是我在工作上最為繁忙的一段時間，我也因此有許多機會親近周老師。單德興說周老師「為人謙和，煦煦紳士」，這是我這個做學生的經常聽到的公論。資深，學問好，而知謙和，這是周老師給我們最好的身教。在許多場合──尤其是開會遇到棘手的議案時──周老師每每以其冷靜的思考、平和的語言及公允的裁斷適時為我們排憂解難。我自己在這方面受惠最多。在我主持會議的時候，只要周老師在場，我知道還有老師可以依靠。這十幾年來，在教學、研究及行政等方面，只要有求於周老師，我不記得他曾對我說過任何為難的話。
周老師在接受單德興的訪談時表示，「個人的研究會因立足點的變動而修正。」對於回臺後自己的學術研究，他說：「剛回國之後，我的研究轉向新興文學，主要作愛爾蘭文學。相形之下，我在香港時期的研究比較多元，回國之後的研究比較單元。近三、五年，我企圖突破單一的國家文學研究，試圖從異文化的觀點看現代性，也希望能引進比較的面向。」雖然研究的內容有所調整，但是在方法與策略上，周老師顯然仍堅持他一向相信的比較與跨領域的思維。
周老師回臺後的眾多著述，多收錄在他不久前才出版的《異地文化：餘光閱讀》一書。周老師所說的異地文化非僅指他國文化而已，還包括了因「視覺詭異難解」而蘊含的「若干非人力所盡能掌控的東西」。這本書有若干章節暢論志異（the gothic）與詭惑（the uncanny）因此不難理解；除此之外，書中的大部分篇幅「或多或少都在正面凝視之餘，用眼角餘光」，來體認周老師以為「比較值得探討的文學與文化現象」，尤其是他者（周老師所指的「陌生人」）與他者的文化（周老師所說的「異文化」）。周老師提醒我們，「閱讀異文化不能光只看事物表象，而是必須閱讀異文化社會論述的架構。換句話說，端看現象首先必須把它放在社會表情達意的框架理，然後觀察表面上相同或相異的事物，並深入探討其間的關係。」
我粗淺的體會是，《異地文化：餘光閱讀》的系列論文處處可見周老師有意將文學研究帶進思想史或知識史的用心。正因為如此，全書以方法論的省思總結就顯得別具意義。外國文學學門的學者在借用外國新興理論時，被詬病「常有生澀、甚至囫圇吞棗的現象」，周老師認為，「這與我們與其他學門的學者（或圈內對理論抱持保留態度的同仁）互動不夠，沒把觀念、方法，甚至用語、陳述方式說清楚有關係。不過我們自省的功夫似乎也有所不足，沒把西方理論的來龍去脈好好加以整理，也沒有詳細觀察理論實踐（有別於論述）的層次。」基於這樣的認知，周老師特別強調，在處理異文化或他者的文化時，我們應該注意「兩個文化、或具體兩個文學體系交會過程中不同系統之間的異質性，而兩者之間複雜的時差現象也同樣值得我們深思。光看表象固然不能了解其中的辯證關係，而盲目接受他者文化，恐亦非智者所當為。」
三
周英雄老師生於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去年十一月正好是老師的七十壽辰，我們早有意循學界的慣例，編輯論文集祝賀他的生日。馮品佳與我分頭忙碌，只是集稿、編輯曠日費時，出版時間竟推延了半年，拖過了周老師七十壽慶之日。不過也因為周老師的關係，我們才有機會邀集臺、港兩地的學者，包括周老師的同窗、同事及學生等，就影像文化與文學這兩大領域分別撰寫論文，輯印成書，希望為周老師賀壽之餘，此書之出版也能嘉惠學界，以符合周老師數十年來服務教育與學術界的初衷。
論文集取名《管見之外》需要稍加說明。英文的書名其實先於中文。我記得周老師曾經在演講中提到tunnel vision一詞，只是我遍讀老師的論著，卻未見有這個用詞，於是求援於馮品佳。品佳聰明，托辭研究所需，直接函詢周老師，老師不明就裡，有求必應，立即函覆品佳，就這個用詞略加解釋。原函為英文，我試譯如下：「Tunnel vision為一眼疾，患者因喪失周邊視覺，所見僅及於眼前有限之區域，故難以判斷其與所見物體之間的距離。若沒記錯，我的討論旨在強調個人研究應如何時時置於適切之學術脈絡，而非執意探求一己之目標卻無視外在世界之存在。」至於如何將書名Beyond Tunnel Vision轉換為適當之中文，品佳仍就教於周老師，於是才有了現在典雅貼切的書名──周老師也因此在無意間親自為這本論文集取了書名。說書名典雅貼切，確是實情，因為論文集所收各篇論文，或跨區域，或跨語言，或跨文化，或跨領域，無不在擴大視野，超越管見。
這本論文集能夠順利出版，要感激的人很多。首先要感謝各篇論文作者共襄盛舉，才能有眼前這本內容豐富、關懷多元的學術論著。周老師的同窗好友鄭樹森教授代向香港的譚國根教授與葉少嫻教授邀稿，我們要特別表示謝意。單德興除提供論文新作之外，還特地為這本論文集重啟他對周老師的訪談。這是周老師僅見的相當全面的訪談錄，彌足珍貴。為了保密，德興還因此稍稍無法兼顧他所說的訪談的倫理，我們要對德興表示歉意與謝意。其他的論文作者多為周老師的同事、同行後輩及學生，隆情厚誼，就不一一言謝了。交大外文系的許慧娟主任和系上老師對這本論文集的支持，我們由衷表示感激。我們也要謝謝書林出版有限公司盡心的編輯與出版，我的同事曾嘉琦小姐協助校對與索引編排，讓全書體例更為完整，我們也要藉此表示謝意。是為序。
──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於台北中央研究院
TAAZE 讀冊生活
誠品網路書店
iRead灰熊愛讀書
三民網路書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