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影像與差異
周英雄
設想有這麼一個人,他去到一個藝術會展,進門後發現策展人安排了八個主題,分八個展示廳展出,藉此呈現多元的現代面貌。八個展廳分別為:五個播放電影,兩個展示攝影,一個張掛繪畫。他於是抱著好奇、甚至好學的心理,準備一一進去開開眼界。走近門口,卻發現每個展示廳都配置了學有專精、能言善道的導覽,而導覽除了就作品文本本身進行剖析之外,另更進一步提供後設,甚至跨界的講評。換句話說,除了作品本身的「導看」之外,不同作品之間的文類(generic)關聯,甚至作品的社會文化脈絡,也都一一涉及。觀者一路看過八個展廳,親灸八個(或以上)巨擘精心的創作,當場覺得獲益良多,見識了前所未見的另類生命。可是這個觀者事後要執筆寫篇觀後心得,或甚至推介給同好,問題可就來了。會展雖然籠統歸屬為影視文化展,聚焦於影像,有別於比方說書展的出版品,可是影視文化林林總總,從十五世紀暗箱臨摹,到十九世紀初期定影技術,末期活動影片視鏡先後問世,之後又歷經無聲與有聲電影,以及各種後製技巧(包括數位後製),內容繁複多元不說,它的生產與行銷模式,顯然也遠遠超過一般印刷媒體。再說影視文化的後設模式(即論者所謂的影評,或評論、理論等等,背後的方法論難免各自不同,各自形成半開放、甚至封閉的迴路,自成一格,難以一概而論。套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的說法,後現代不接受一以貫之的大論述(master narrative),當代人反之擁抱所謂後現代臨界(postmodern sublime)的知識論,認為當下一切事物的指涉其實都超越你我的視界,而企圖把現象界加以具體再現,其難度之高不啻緣木求魚,我們看抽象畫往往不知所云為何,與傳統寫實主義,甚至印象派畫作的詮釋模式截然不同。具體而言,會展整體的旨趣到底為何,顯然並未在說明手冊有所說明,不同展示作品空間、時間、主題不見連結,而展示廳之間也未標上動線。觀展如此,整理本書的論文又何嘗不是如此? 論文集收編的文章不多,但內涵乍看頗為雜沓。就空間言,論文討論的範疇橫跨日本、法國、台灣與印度;就時間言,作品雖然大致聚焦於1980、90年代,但也回顧1920、30年代,甚至回溯到1860年代。
既然如此,我們又當如何串聯這幾個不同的展示?答案顯然不在主題,若干論文雖然難免觸及市井小民的家居生活,藉此來勾勒現代生活的側影,從而推論影像如何凸顯現代生活的困境,但這種推論往往有將問題意識扁平化之虞,既容易忽略載體(vehicle,亦即影像)媒材的物質性(materiality),也可能抹殺影像投射出來的意識形態。歌德曼(Lucien Goldmann)認為文學形式與實際的人們跟商品,兩者之間存有對應的同型異體關係(homology);同理,影像的呈現模式與都會人及消費行為顯然也不無關聯。換句話說,表相上的貌似恐無法啟動整體的詮釋循環,從而得窺全豹。底下且以差異(difference)的概念來簡略耙梳、貫串這八篇論文。
顧名思義,差異(difference)有異於認同(identity)。低至人際關係的求同存異,高至哲學的存有(being),甚至辯證法思考模式,在在都以類似、類同、甚至整體、統一為前提。這股幾近有機、理性的思考模式,顯然是西方思潮的主流,遠至柏拉圖超越現象界,形而上的理念(Idea),近到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認同顯然都壓倒差異。可是弔詭的是,沒有差異的思考或再現,認同的概念可能根本無法建立。大家耳熟能詳的古希臘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把存有比喻為流水,水流綿延不斷,不容切割,屬於一致的整體;可是要體認水的真諦,人身為主體勢必非與客體的水流互動不可,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透過感官,比方說把腳伸進水裡去試試水溫,而一旦下水,人難免恍然大悟:不但這次的水跟上次的水不同,這次伸腳入水的人跟上次也不盡是同一個人。
談認同,大家心裡難免立即想到啟蒙運動的理性。用極其粗枝大葉的說法,理性講究方法,凡事都需要透過有系統、甚至科學的方法加以處理,如此才能夠掌握事物的真相,不至於為表象所蒙蔽。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浪漫主義對理性主義反彈,認為個別差異,要遠比普世的理性與認同要來得重要,而生命的終極意義必須藉由個人的實踐去追求,不計成果、得失。不過談差異的認知與再現(representation)模式,我們不免想到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表意(signification)理論,他認為意義之所以能呈現,依賴的不外符碼之間的差異,而非符碼與指涉之間的認同關係。這種帶結構主義傾向的系統論,有助於語言轉向(linguistic turn)知識論的建立,從而擺脫比較唯心的認同觀,但面臨李歐塔所謂的後現代狀況(postmodern condition),二元對立的認知模式局限處處可見。後結構主義的論者於是提出了各種差異的理論,其中最廣為人知的首推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延異(différance)與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差異(difference)理論。後者對影像文化,尤其是影像本身,著墨尤深。對他而言,差異之所以重要,不僅在於它能凸顯個人,或個別事物,當下、具體、獨特、真正的經驗,差異甚至也能賦予我們認知、詮釋的自由,擺脫認同單面向的思考模式。
八篇論文大致抱著重新審視的態度,從自由的觀點切入,整理原作如何透過影像的排比,來凸顯不同時空人物(包括藝術家、論文作者,甚至我們讀者)追求自由的渴望。
賈元鵬(Earl Jackson, Jr.)的〈反思異質性:當代日本電影中的差異與認同〉透過大友克洋(Otomo Katsuhiro)於1991年推出的《國際恐怖公寓》,以及岩井俊二(Iwai Shunji)於1996年所推出的《燕尾蝶》對比不同族裔(日、中、韓)的互動,來解構所謂的大和魂,並分析認同或同質表象之下,各種差異的呈現方式,如鏡頭、對白、寫實與詭異等等的對比。除了細緻的文本分析之外,作者更提供了民族誌的資訊,如日本演員飾演外國人,及日本的地下社會的行事風格,更讓我們具體體驗到大和民族的混雜性。
許綺玲的〈「歧異」作為電影視讀之必要:試論《黑色系列》的雜燴風格〉把混雜的現象進一步加以鋪陳,她應用杭燮(Jacques Rancière)的歧異理論,具體縷析柯諾(Alain Corneau, 1943-2010)1979年出品的劇情片《黑色系列》。影片改編自美國作家桐普森(Jim Thompson)的惡徒小說《一名女子的地獄》。改編使用混雜的手法,而柯諾先根據法文譯本寫妥劇本,再請法國作家培瑞克(Georges Perec)專就對話部分進行修改潤飾。作者身體力行從文本原作、劇本改編以及對白的重寫三個不同面向,演示人物原型對主題性、表演的歧異、神話原型、語言與人的種種互涉關係,及其背後的歧異含義一一加以分析。
謝世宗的〈再探侯孝賢《風櫃來的人》:一個互文關係的研究〉同樣也從文本互涉的觀點切入,探討侯孝賢與沈從文,以及導演本人的舊作,相互之間如何互文/互影為用,烘托出台灣傳統與現代、鄉村與城市之間各種差異能量之拉扯,以及背後台灣現代性的困境。作者另一篇論文〈不殺的刺客、現身的隱娘:侯孝賢的簡約美學與《刺客聶隱娘》〉,循中國傳統虛實互補的美學,分析簡約的敘事風格與留白、象徵子題與變奏、武打風格與角色塑造等議題,並說明侯孝賢電影中入世的人情與不武俠的武俠。
馮品佳的〈再探沙韻:《不一樣的月光》中的去殖民及重返家園〉處理有關原住民少女沙韻的兩個「影」本。針對殖民時期泰雅族不但被迫遷村,還被改寫歷史的史實,作者聚焦討論導演陳潔瑤的後設電影,檢視導演如何透過民族誌的手法,將劇情片與紀錄片融為一體,展現當代原住民急欲返回祖居與族靈再度連結的嚮往。
曾少千的〈納達的地下巴黎攝影:探測城市身體〉討論十九世紀中葉巴黎地下集體墓穴的圖像,圖像中遺骸歷歷在目,令親臨其境的遊客,以及觀賞納達(Nadar)影作的觀者,甚至我們讀者都望之既好奇,又驚駭,眼前所見不啻是幅現代都會的臨界(sublime)場景。不過話說回頭,論文另討論當初攝影科技尚未盡發達,攝影家透過打光,以及模特兒的定位,帶出另類的墓穴美學,與墓穴本身的生態形成強烈的對比。
劉瑞琪的〈呼喚紈褲女的隱藏名字?─1920年代柏倫妮斯‧艾比特的同女作家肖像攝影〉討論1920、30年代女性藉由男性化或混雜的穿著來建構主體性。透過觀看的方法,作者說明艾比特(Bernice Abbott)如何自創一格,任由攝影對象自由擺放姿勢,呈現女性自在的性別意識認同。論文鉅細靡遺交代艾比特跟她紐約、巴黎與倫敦的同好相互之間的互動,勾勒出世紀末之後,西歐中產階級的性別生態,包括其背後的系譜與分類,提供了一幅多元且多彩的社會文化圖像。
賴雯淑的〈井早智代系列作品 《井早智代:來自德蘭薩拉的藏人自焚圖畫》中的肉身體、靈魂體和法身〉具體解說井早綜合我認為略帶日本浮世繪風格的版畫、西藏唐卡與西方現代主義的獨特繪畫風格,透過三十幅另類宗教畫,來說明井早對西藏自焚人獻身殉道的致敬。論文聚焦於中陰身這個中介階段與觀念,逐一將個別畫作的圖像與藏傳佛教環繞化身、報身與法身三個層次的神學觀念加以結合,讀者得以透過作者的詮釋,一窺藝術家井早的悼念與形而上的目的論,兩個差異層次的交叉關係。
論文處理八個個別或群組作品,用意不在於複述八個影像明說的故事,也非凸顯八個同質的認同。俗語說的,無巧不成書,此處巧在差異這個觀念,作品內在與外在的差異,烘托出互文(包括文本與文化)層層堆疊的(後)現代性。歸根究底,差異無所不在,有可見的,也有不可見的,正如隱藏在不同時空之下的斷層,而我們身處其上,雖享有短暫存活、詮釋的自由,但也難免為地質表面的一片青山綠水所蒙蔽,忽略小差小異的表土下面蓄勢待發的斷層。板塊的擠壓所提示的危機,恐要遠超過我們參觀展示會所面臨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