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身為外省第二代,還是貧困的第二代,再加上和日本毫無關係的我能於民國五○年代中期赴日留學可說是少數中的少數,也就是英文所謂的few and far between,今日回想起來除了機緣和貴人相助實無其他原因可以解釋。如今二位貴人已先後作古多年,一位是臺灣的柯先生,另外一位是日本的箕浦社長,但是感激和緬懷之情並未稍減。另外留日和留美密切相關連,二人對於我人生的航向也起了連帶作用。
首先我留日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日文,因為我在大學只修過一個學期便無法跟上而中退。彼時的日文老師雖多來自日本名校,但因國語表達能力有限,半國語、半台語、半日語地教授我等白紙一張初學者之文法實在是心有餘力不足矣!我等聽得「霧煞煞」,「有聽無懂」乃是實況。所以底子差乃是不爭之事實,爾後自學摸索亦無多大進展。所幸大學主修英文,來到日本唸研究所主修未變,再加上學校是教會學校,外籍和本籍教授皆是雙聲帶,上課尚無問題。至於課後或出外打工日文雖然說得結結巴巴,對方多能體諒,有時還會予以適切的修正,久之也變得流利起來,但是其中必然還藏有不少錯誤。又因自己非科班出身少了紮根的過程,期求閱讀和寫作基礎紮實無異於緣木求魚。若非自己從中小學起從未間斷過閱讀和寫作,也就不會有今天這一點程度。好在學校因為外籍學生日益增多而設立了日本研究中心(Japan Study Center),用以教授彼等日本語言和日本文化,期能早日適應留學國的生活和學習環境。我雖資格不符無法進入學習,但可利用中心的一些設施如期刊和圖書,進而發現英文的日語教材對於理解日文文法助益極大。說來也真是奇妙,原來不懂和不明白的地方經過英文的說明後變得明白和清晰起來了。自美學成返國後終於有機會在臺灣的母校教授日文,之後才逐漸體悟到「奇妙」的原因何在。原來英文是「明」的語文,而日文則是「暗」的語文,以「明」照「暗」焉有不明之理?
「明」的語言就是「陽光」似的語言,其特性就是清晰、具體,組成的字、詞、句,乃至段落皆是層層相接,環環相扣,因果邏輯貫穿其間;還有主詞和動詞不可省略,否則便會少了啟動者和驅動力。而「暗」的語言也就是「月輝」似的語言,相較之下就會流於曖昧朦朧,模糊不清,語氣不定,句子組成的部分有時會分離中斷,或是隱而不顯(如主詞、受詞,只留下語尾),有賴對方去連接領會真意。(參閱本書中有關論述日文的部分。)
日本研究中心還有英文報紙如《日本時報》(Japan Times)、英文期刊如《日本季刊》(Japan Quarterly)、有關日本文化的英文著作如《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以及英譯日本古典文學作品如《源氏物語》、現代作品如三島由紀夫的《潮騷》。當時我尚無閱讀日文原文的功力,但是英文讀起來還頗能得心應手。於是畢業後工作之餘也常來閱讀自娛兼打發時間,久之也培養出對日本文學和文化方面的一些素養。加上我主修英國文學,二年來雖無值得提起的研究成績,但卻逐漸醞釀出我赴美攻讀英日比較文學博士學位的念頭。當然促成此念頭的另一原因(或是動力)則是來自現實上的考量。彼時日本只有理工農醫授予實質上的博士學位,而文科只有博士課程修了而已。如欲取得學位並非年高德劭即可,而是在學界已享盛名且為同儕所推崇方才有此可能性;如業師山本忠雄之在狄更斯,小川二郎之在華茲華斯,加藤猛夫之在中世紀英語。在下掂掂自己的斤兩幾無千分之一的才能,與其在此無望地「死」等,不如跨越太平洋直攻博士學位或許成功率更大。個人因此擴張了文化視野,淬煉了英日文學的讀寫功力,最重要者強化了自己的信心。
至於美國博士課程的內容、如何修讀等實況則是所知有限,因為1970年代初期無論是日本的母校還是臺灣的母校皆無從美國學成返國的英美文學和比較文學博士,當然也就沒有對象可資討教。直到來到美國和指導教授商討過後才知道自己要修讀三大領域(主修二,副修一),主修英國、日本,副修中國。學分分別是35、25、15,總計是75學分。中國還好,日本稍難,英國超難。無論是份量、考試和報告之多就像要榨乾你的精力和智力似的,尤其對於非native-speaker之我而言,更別說後續之資格考、學位考、論文考,彷彿不考不足以評測學力似的,對於熟年的我等頗有冷漠不盡情理之感。故爾40年已過,當日所修的科目依然清晰在目,不因歲月的流逝而消褪。選修的科目共10門,分別是18、19、20世紀英國小說(三門)、小說理論、文學批評、研究方法、莎士比亞(二門)、希臘悲劇、契訶夫的戲劇和短篇小說。
以上科目除部分由導師指定,部分屬於自己喜愛,其餘大多是參考夏目漱石公費留英時研讀的科目。總的來說,他是以小說和戲劇(尤其是莎士比亞)為重點,返國後任教於東京帝大英文系,其研讀心得再經過教學的淬煉,成就了他在文學評論上的成果,復由此為跳板躍身為國內外知名的小說家。我與他的背景有幾分相似,再加上日本同學的建議便決定以他為博論的題材(雖然對他所知有限)。首先我也是主修英文,再以留學日本、美國研讀的心得,經由教學相長轉化成文學評論。與他不同處則是未敢像他一樣投入小說創作(雖有此心願),一來缺少才華,二來駕馭文字的功力不足,更怕清貧一生拖累家人。有心無力乃是人之常情,不足道矣!所幸在下比夏目晚生了75年,再加上對方早死(享壽49歲),故能掌有百年來研究成果的便利和優勢,不但能闡明英國文學對其評論和創作之影響,而且還能指陳其缺失並補充其不足處。同時也因此機緣深入原典(尤其是重要作品),增強了日文的閱讀能力。又此篇博士論文雖成於上世紀1980年末,但進入本世紀仍有一讀之價值,實因海峽兩岸迄今仍少有學者深入探究日本文學和英國文學之間的關係,故將此文用中文重新編修補強後納入本書,連同其他幾篇與夏目相關之研究評論。
本人於1980年返國後便一直在母校成功大學外文系任教,直至2004年退休為止;而夏目返國後僅在東京帝大任教四年便走上創作一途,直至病故為止。我在成大任教二十四年期間曾經開授過近代和現代英美小說,由於教學相長而發表了對於狄福(Daniel Defoe)、史特恩(Laurence Sterne)、費爾丁(Henry Fielding)、伯朗蒂姐妹(Charlotte and Emily Brontë)、奧斯汀(Jane Austen)、康拉德(Joseph Conrad)等作家作品的評論。
上述的研究歷程也導引了作者對於翻譯和文化研究方面的興趣,也因此能於接任系院主管前(1989-95;2001-4)先後出版了《日本與日本人》、《小說欣賞與論評》和《地下第七層》(Level 7之譯作)。但是好景不長,行政業務在自身精力和才能有限之下磨耗了研究的能量和研究的進展。九年人生成熟的歲月如果投入研究的話想必相當可觀。一切為時已晚,怨不得人也,記得一些台大同仁堅不出任校內外主管,確有先見之明,令人欽佩。
本書第二部份裡的五篇是研究現當代英美小說的評論,內容涵蓋了柯南(Conan Doyle)和毛姆(Maugham)的短篇小說,以及華勒(Waller)的《麥迪遜之橋》、葛魯姆(Groom)的《阿甘正傳》、皮考特(Picoult)的《姐姐的守護者》。皆為我從成大退休後進入南台科大、大葉大學應英所指導研究生,或是更精確地說是與彼等共同合作產生的成果。
以上是我以近乎自傳的方式,拼列出拙著成長的過程,又為了方便閱讀將內容區隔成三大部分,分別是「近現代英日小說」、「現當代英美小說」和「附錄」。以下再就重點和議題做一概述,俾使讀者不致迷失其間。從歷史的縱軸來看,英國的產業革命導致英國近代寫實小說的興起。此一新型文類連同歐西文學對於日本傳統文學尤其是小說產生了脫胎換骨、近乎革命性的影響,明治時期的代表作家幾乎無一不受波及,其中尤以夏目漱石最為獨立特出,因其文學評論和小說創作皆能名揚海內外學術界和文學界,日本近現代小說家經由吸收外來文化而滋長了創新,進而影響了世界文學。小如青山刚昌的《名偵探コナン(柯南)》逆向征服了原創國英國和歐西諸國,大如川端康成以其日本傳統「俳句」架構和「菊花」文化所創作的小說獲頒諾貝爾文學獎。
總之,英國小說(含歐西)對日本小說的形式(form)和內容(content)所帶來的影響決不下於科技和政經。因此拙著所探討的主題涵蓋了文字、句構、文體、氛圍,創作手法和處理藝術,以及文化衝突、受容、默化和創新等議題。犖犖大者如個體和群體、伊甸園(小家庭)和大觀園(大家庭)、同心圓和異心圓等議題。其他如東西文化衝撞之際對於人生、人性、信仰觀、價值觀所展現不同的態度和詮釋。
第二部分側重於現當代英美小說,尤其是小說和電影間的互動和比較。由於文字和視聽媒介之不同,運作方式和處理手法自然有異,也就產生了不同的效果和結果,例如對時空、人物、情節,氛圍等部份。再如作家和編導對於人生和人性見解不同,作品所傳遞的訊息亦各有令人激賞體悟之處。我等經由閱讀作品和觀賞電影豐富了視野,可謂相輔相成。
第三部分附錄則收錄所譯介的著名日本童話《夜鶯之星》,以及一篇從日語、國民教育、企業家三方面來論析日本民族性的專文。
以上的分類和解說期能有助於讀者的閱讀和賞析,如此便達到了作者的目的與心願。本書初稿的文書處理由成大外文系退休教師陳裕隆先生及其千金陳君婷代勞。校對修訂一責由內人,也是空軍航空技術學院退休教師田漱華女士肩負。在此謹向三位致上最誠摯的謝意。最後謹向書林蘇先生致上最誠摯的謝意,由於你們的建言和指正,在下才有機緣補正不足之處,如無能符合期盼,還請多加見諒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