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城四紀

　　《維城四紀》收錄〈秋日紀事〉、〈冬日紀病〉、〈春日紀遊〉、〈夏日紀趣〉等篇章，非但記錄了加拿大維多利亞的四季風光，也敘述作者重返維城後第一年的遭遇與感想。在閒話家常，描繪親情、友情中，亦不時蘊涵哲思。

　　馬森歷經無數遷居，深諳知足常樂的道理，在他融會眾多人緣、地緣機遇的作品中，呈現無窮的機趣。

作者簡介

馬森

著名戲劇家與小說家。

　　一九三二年生於山東省齊河縣，曾於濟南、北京、淡水、宜蘭等地就讀中學。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及國研所，一九六一年赴法國巴黎電影高級研究學院（IDHEC）研究電影與戲劇，並在巴黎大學漢學院博士班肄業。繼赴加拿大研究社會學，獲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博士學位。

　　先後曾執教於台灣師大、巴黎語言研究所、墨西哥學院、加拿大亞伯達及維多利亞大學、英國倫敦大學、香港嶺南學院、國立藝術學院、國立成功大學、私立南華大學、佛光大學等校，並曾一度兼任《聯合文學》總編輯。

　　著有學術論著《馬森戲劇論集》、《中國現代戲劇的兩度西潮》、《當代戲劇》、《東方戲劇?西方戲劇》、《戲劇──造夢的藝術》、《燦爛的星空──現當代小說的主潮》、《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史》（與友人合著）、《台灣戲劇：從現代到後現代》，劇作有《腳色》、《我們都是金光黨?美麗華酒女救風塵》等，小說有《夜遊》、《生活在瓶中》、《孤絕》、《海鷗》、《巴黎的故事》、《北京的故事》、《M的旅程》等，散文有《愛的學習》、《墨西哥憶往》、《大陸啊！我的困惑》、《追尋時光的根》、《東亞的泥土與歐洲的天空》等，文化評論有《文化?社會?生活》、《東西看》、《中國民主政制的前途》、《繭式文化與文化突破》、《文學的魅惑》等四十餘部。

　　人生在時空交錯中常有意想不到的機遇，有關人事的，可稱之為「人緣」，有關地方的，則稱之為「地緣」了。有幾個居住過而又喜愛的城市，終於因為種種原因而離去，例如北京和巴黎，都有令人不捨的條件，竟無能久居，可說是命中與此二地無緣。有的城市，並未特別喜愛，反而陰錯陽差地又回到那裡，只能歸之於有緣，例如現在居住的維城。

　　早在一九七二年，我就認識加拿大了，當時見到加國山青水媚的自然景觀、富裕安定的人文環境，幾驚為世外桃源。特別是對於曾經戰亂創痛的心靈和長久在困境中掙扎求存的人，更覺得加國有一種令人身心安頓的力量。在加拿大我居住過三個城市：溫哥華（Vancouver）、愛夢屯（Edmonton）和維多利亞（Victoria）。住得最久，最喜愛的城市當數溫哥華，因為溫城風景優美、氣候溫和，又是大城，不乏好看的文娛節目，加以交通方便，住在那裡的朋友多，不致寂寞。愛夢屯我只住過不到一年，冬天冷到零下三十度，五月仍會飄雪，因此學校一放假，趕緊離開，一旦獲得他城的教職，便不想回頭了。維多利亞呢，我也住過不到一年，也毫不留戀地離開了。其實維城的自然風光不下於溫城，氣候類似，一樣適宜居住。那時急於離開，只是感覺地處偏遠，交通不便，人口稀少，幾乎沒有朋友，孤寂之感油然而生，因此浮動的心情很難獲得安頓。

　　離開維城之後，從來沒有想到再回到這裡。按照我自己的人生規劃，在台灣實現多黨輪替的民主政治之後，便是我理想的退休之地。也許我自己對台灣期望過高，總覺得台灣既是寶島，又是福地，先天的條件太好了，除了優美的風景外，一年四季似夏、如春；基礎建設，不論是交通，還是先進科技，都有穩實的根基，如果再好好發展金融業與觀光事業，不難將台灣建設成一個乾淨的東方淨土。只要有一個中駟之才的領導，就可使台灣在現有的基礎上日益精進。焉知勢與願違，台灣的政黨輪替之後，竟使台灣步上一條擾攘不安之路，原有的光輝逐漸黯淡下去，人民的痛苦指數反倒日益升高。過去在台灣從未顯著的現象，諸如族群問題、兩岸問題、政府能力的問題、貪污腐化的問題、經濟衰退的問題、民生與治安的問題，一一浮現出來，令人愈來愈覺憂心，愈來愈覺痛苦，我只能自我安慰，當作是民主過程中的陣痛，勉強忍耐度日。誰知輕率荒唐的教改忽然臨頭，使幼小的學生也失去了快樂的童年，我們這些終生在學院中勤勤懇懇工作的人只能感到無力。我家正好還有一個讀國小的女兒，面對如此的前境，實在令人心慌。內子更是疼女兒心切，聽說加國的教育比較正常，才生出易地受教的打算。

　　首先我們去溫城過了一個暑假，先試試能否適應。恰巧我的大女兒住在離溫城不遠的維城一個野鳥保護區的半島上，在一次往訪中竟使內子看中了維城的風光。一向不喜熱鬧的內子，會受到維城的靜謐吸引也是意中之事，在她力持維城優於溫城的論調時，我不得不犧牲自己的偏愛，於是最後捨溫城而遷居維城了。

　　在維城住下之後，說句老實話，我仍不能忘情台灣，特別是我住了十幾年的府城，做了隨時返回台南的準備。可是世居台灣的內子，反倒一眼就愛上維城，女兒的適應又很良好，竟有終老是鄉的打算。我愛吾妻，也愛吾女，現實使我不得不把心情拉回維城，再仔細體驗一番維城的種種，特別是我過去在維城居留時所忽略的優點，於是才有《維城四紀》之作。這四紀恰好記錄了維城的四季風光與我個人重返維城後第一年的遭遇與感想，留為個人的一種記憶刻痕。是，書寫是唯一留存記憶的方式，不但記憶因書寫而穩固，而且書寫向我自己及他人證明了我所存活的時空並非虛妄。

　　我是一個對人世悲觀但對生活樂觀的人，凡是我不得不相與的人，不得不忍受的事以及不得不居住的地方，總要找出他們的優點，才會覺得心安理得。當然我有我的選擇，我一生遷居無數，從一國到另一國，從一城到另一城，除了幼年逃避戰火的無奈外，都是出於主動的選擇，而非被動的安置。這一次雖然有妻女的影響，但理智的思考，也使我覺得在人生的這一個階段，維城應該是比較適合一家居住的地方。年輕時精力旺盛，難耐小城的寂寞，如今到了從心所欲之年，已不想沾惹無謂的煩擾；個人活動的範圍又越來越小，任何偏遠之地，對一個活動力有限的人而言哪能再有偏遠之虞呢？理性的思考常常主導了我的感性活動，因而維持著我個人的心理平衡，不致被強烈的感性拉到無能控馭的境地。

　　一九七九年離加赴英國倫敦執教的時候，曾經寫過一篇〈從天堂到人間〉的文章（見本書附錄），抒發當日離加的心情，也做為一種離開天堂的理由。在那篇文章裡，比作天堂的地方就是溫城，以致使詩人?弦受了蠱惑，遠從台北遷居溫城。他也知道天堂是個寂寞的地方，但那時他對我說他是不怕寂寞的人。可是到了溫城不久，他人又返回台北的紅塵了，而且以後多半見他人在台灣而不在溫城，這就正如我預言過的，天堂並不是凡人居住的地方。紅塵雖然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缺陷，對本來就具有缺點的人類，還是滿合適的。天堂太過高尚純淨了，豈是吾輩凡人居身之處？維城既然類似溫城，且幽靜尤過之，是否適合像我們這種凡人久居，我心中也不能不有所疑慮。

　　其實我覺得自己更適合住在台灣的府城，那裡有鄭成功留下的古蹟，使人聯想到久遠的中華文化，有幾條風鈴木的街道春天黃花盛放的時候十分美麗，並非全無美景，我執教多年的成功大學還有熟悉的同事，在那裡也很容易見到已成朋友的過去的學生。而況，還有一點，我可以經常打電話到市政府抗議未處理好台南的垃圾。像開元寺這樣的一級古蹟，圍牆外竟然經常堆滿了隨手一丟的垃圾，髒亂之狀讓人不忍卒睹，足見人民不守法，官吏不盡責。闖紅燈和逆向行駛的車手隨時可見，使我有機會培養不動怒的氣度。然而這不正是紅塵麼？在維城的街上連一塊紙片也輕易看不到，遛狗的人隨身攜帶鏟子、袋子，以便隨時清除愛犬的排泄物；當你穿越馬路時，兩邊的車輛遠遠地就戛然而止禮讓你過去，使你受寵若驚，如此守法盡責，人間何嘗會有？我常會感覺我有何德何能居住在這樣的國度？

　　古人曰：「鳳凰擇木而棲。」那指的是鳳凰，一隻凡鳥本不該挑三揀四。可是我們還有句俗語：「鳥兒飛高枝。」只要經濟能力足夠，在同一個城市中，我們不但挑區域，還要挑房舍的大小與新舊，這就是為什麼收入增加的時候，就是換車換房的日子。幼年時我本住過深宅大院，一層層的院落，多半都是未住人的空屋。但是戰亂一來，革命一來，這樣的生活都化作塵土。後來的日子，使我學會了知足常樂的道理，我從不會為物質的享受而煩惱，不管是穿，是吃，還是住。在維城，內子稱寒舍為「馬廄」，可見其簡陋之一般。然而對我而言，馬廄的簡陋正適合我自己儉樸的生活哲學，倘若要我住進宮殿一樣的房舍，我反倒會感覺侷促不安了。昔日杜甫住在茅屋裡，仍不失其為杜甫。平常如我者，能有馬廄來遮風避雨，已是莫大的幸運。當你認同當下的現實，便會發現無窮的機趣，在《維城四紀》中我心情是舒暢的，即使疾病臨身，也沒有造成巨大的痛苦。

　　變動不居，原為人生之常態。像我，似乎命中真有驛馬星主導，很難久居一地，過一些年月，總有某些理由使我自願播遷。也許我本來就把生命看作是世間的過客，以致播遷對我來說並非難事。有的人無法離開熟悉的土地，有的人難捨熟悉的文化；而我，所有的土地都似乎既熟悉又陌生，而所有的文化背後都有類似的源泉。其實，世間哪有人的故鄉？若說有個「故鄉」，那一定是在生前或逝後，在那為人所未知的國度裡。至於人間的所在，都不過是短暫的棲身之處罷了。如果幸而沒有人為的故意破壞，任何自然環境都是寶地；如果幸而沒有人為的歧視與對立，任何社會都像樂園。人在世間，能夠這裡、那裡走走，也是一種難得的自由，這自由一旦到了那永恆的故鄉，就不可復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