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流小說家的自白 劉大任
現在，我們的小說，是極其自由的，其解放程度，可能遠超前人想像。魯迅和沈從文一輩先行者，如果活在今天，親眼目睹他們的後代，在文字、意象、技巧、形式以至於基本假設等各方面高度「放縱」的創新，想像無窮的變化，恐怕免不了瞠目結舌，無言以對。我相信，這個判斷，不算大膽。因為，我自己，雖然也在小說創作這條路上，蹣跚學步多年，讀到同代尤其是晚一輩的作品，往往也會感覺，我堅持的這種寫法，是不是過於墨守成規？甚至落伍了？
平心而論，我的挫折感，並不太嚴重。難道，之所以能夠不為所動，若非懶惰遲鈍，便是頑固驕傲？似乎也不太像。再深挖，發現自己原來早就有一套防震裝置。
我始終相信，我這一輩子，最多只能做一個二流小說家。「二流」？乍聽有點洩氣，然而，「不求聞達於亂世」，自然淘汰了與人競爭之類的閑雜意氣，心安理得便也不太困難。
不妨分成三點，談談我這個二流小說家的信念。
第一，我一向以為，第一流的小說家，在以中國文字作為傳播媒介的歷史文化範疇內，必須寫出「大小說」。那麼，什麼叫作「大小說」？
英文世界，尤其是美國的文學界，有所謂「美國大小說」（The Great American Novel）的傳統，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可見，這個「大小說」的主張，不是我異想天開杜撰出來的。什麼樣的作品，才符合「大小說」的條件呢？各派評論家自有標準，我只提出最能立竿見影也最簡單的。「大小說」流傳久遠，必須化為基本生活信念，融入一個民族或文明系統的血肉靈魂。也就是說，它必須達到接近永恆的「國族寓言或神話」的高度。
白話文運動以來，直到今天，兩岸三地，海內海外，我們的「大小說」出現了嗎？很抱歉，我只能看見一些「元素」，看不到「整體」。作品生命維持幾個月的，兩、三年的，甚至十年以上的，不能說完全沒有。然而，活進我們內面的，只是一些意念和圖象，真正系統性的制訂價值、校對行為的思想藍圖，尚未出現。
視野上推千年，中國人引以自豪的「大小說」，還是那幾部，其中三部是集體創作，一部則殘缺不全。
第二，「大小說」在一個獨特文明系統的歷史長流中，必須具有繼承融會和發明開拓的斷代意義。就這一點而言，我深信，它的最終出現，不能不等待它所屬的文明系統，耐心走完由發生到成熟的曲折痛苦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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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文小說，雖然距離誕生期的「五四運動」已接近百年，本質上，仍在幼年階段，原因很單純，我們的文明系統，還沒有走出調整重生的陰影。這個論斷，不免有些爭議。一種觀點認為：中文小說世界，光是「文學大系」一類的產品，就不知多少套了，作家和作品，更是成千上萬，無法計數。量之外，還有質，不是連國際公認的諾貝爾獎都得了嗎！另一種觀點，剛好相反，基本邏輯是：電影削弱小說，電視削弱電影，網路削弱電視。結論很簡單，小說過時了，滅亡之期，指日可待！
上述兩種觀點，似是而非。
量大質精的說法，相當脆弱。小說又不是人海戰術，諾貝爾獎更不能代表什麼，你只需問，得獎作品有幾個人讀？又對我們的文化價值和生活智慧，產生過什麼影響？
循環削弱觀念，也是以現象代替本質的論點。現代傳播媒介的推陳出新，不能取代人類精神生活的根本需求。縱然有一天，作為溝通媒介的文字完全淘汰，「大小說」還是不能沒有，因為，所謂「大小說」，其實是精神生活的總體表現，沒有精神生活，人類不成人類。淘汰了文字的「大小說」，不過是通過另外的媒介傳遞罷了。
第三，我們所屬的文明系統，通過對集體記憶的詮釋和現代考古學的發掘推證，可以追溯到五千至五千五百年前。考古學現在的論據，大概以龍山文化後期，作為中國文明的發軔，相當於古代經典記載的炎黃爭霸前後。這個獨特的文明系統，從它的原始國家形成，直到今天，百分之八十的時間，都處於人類文明的領先地位。兩河流域和埃及，起源更早，成就相當燦爛，但後繼無力。印度文明也有它的獨特性，但在影響擴散的程度上，無法與希臘、羅馬、西歐這個輾轉承續的文明系統分庭抗禮。中國在明代中葉以後，閉門鎖國，故步自封，失去了生命力，前後將近六百年。
從清末康梁變法，到現在，一百多年了。這一百多年，一代又一代的民族菁英，所作所為，不過是為這個面臨衰亡的文明系統，在世界上重新尋找它應有的位置。
我認為，這個探索翻身的過程，雖然犧牲重大，艱難漫長，距離終點也還早，成果卻逐漸顯露出來了。
我認為，我們這個文明系統的重生，已經快要摸到「文藝復興」的門檻。
「大小說」與「文藝復興」是相輔相成、互為表?的。兩者同時出現，符合邏輯，卻有一個不能或缺的前提條件，必須有文化創新的長期經驗積澱。
二流小說家的終生任務，就在於提供積澱素材。
我們先天所屬的文明系統既然還在陣痛難產的階段，「大小說家」就不可能順利出生。二、三十年代到現在，包括海峽兩岸，表面人才濟濟，仔細看，每一個都有點營養偏枯，多少暴露了學養單薄、感性理性失調和毅力魄力不足的弱點。偉大而獨特的文明系統，必然要求掌握核心精神命脈的全面體現，具有這種條件的人才，我感覺，恐怕至少還要等待一、兩代。
大前提說清楚了，接下來，可以談一談自己。
前面已經聲明，我給自己的定位是「二流小說家」，其實，我連「小說家」這個稱號都覺得十分汗顏，一向只自命為「知識分子」。然而，由於剛懂事那一陣子，恰好是個不怎麼開放的社會，「知識分子」的一些感情、理想和作為，便只能曲曲折折通過文學形式傳達，就這麼寫起小說來了。日子一久，慢慢形成一種思想和表達的習慣，居然累積了若干篇幅。事實上，這些年來，用力多在散文、隨筆和評論（不妨總稱之為「文章」），總量約三倍於小說，應該算是安身立命的本業。何況，我們的傳統早就認定，「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小說不過「旁門左道」，得等梁任公先生大聲疾呼，魯迅身體力行，才爭得一席之地。無論如何，當今世界，「大業盛事」和「旁門左道」都成了商場上的滯銷品。歸根結底，既然對「大小說」仍有待焉，二流小說家又有貢獻文化積澱的義務，就必須將所有產品整理出來，接受公眾檢驗。
快要到鞠躬下臺的時刻了。我遂將歷年所寫全部小說作品收齊，按性質重編，輯成五部，分別題名為：《晚風細雨》、《羊齒》、《殘照》、《浮沉》和《浮遊群落》，交由《聯合文學》出版社陸續出版。
張寶琴女士，在市場萎縮、文學暗淡的環境下決定出這套書，表現了出版家的魄力。雷驤兄特允配製插畫，杜晴惠、蔡佩錦費心編輯作業，在此表示感謝。
還有話要說，二○○八是我停寫小說多年後重新執筆的一年，寫了一個中篇《細雨霏霏》，兩個短篇《蓮霧妹妹》和《火熱身子滾燙的臉》，忍不住希望，這是新的開始。
二○○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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