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基督教敘事文學選粹

　　基督教在中國從唐代開始傳播已近一千五百年，其中累積了無數的經典作品與著述，唯欠缺整理與彙集，有鑑於此，橄欖華宣出版有限公司計劃編輯出版「漢語基督教經典文庫集成」，收集從唐代的景教開始，元代的耶里可溫文獻，經明清天主教與晚清新教，一直到當代華人著名學者，以廣義之基督教定義蒐集一千三百年來漢語創作凡百餘本，名為「漢語基督教經典文庫集成」，藉此以饗讀者。

　　本系列中的這本《晚清基督教敘事文學選粹》，共收錄了六部十九世紀漢語基督教敘事文學作品，包括：

　　米憐(William Milne, 1785-1822)，《張遠兩友相論》(1819)
　　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9)，《亞伯拉罕紀略》(1857)
　　賓為霖(William C. Burns, 1815-1868)，《正道啟蒙》(1864)
　　白漢理(Henry Blodget, 1825-1930)，《亨利實錄》(1865)
　　胡德邁(Thomas H. Hudson, 1800-1876)，《勝旅景程正編》(1870)
　　楊格非(Griffith John, 1831-1912)、沈子星(1825- )，《紅侏儒傳》(1882)

　　《張遠兩友相論》乃首部基督新教傳教士創作的小說，以問答體來揭示基督教思想的重點，就其開創性意義與影響力而言，此書開啟了傳教士文學小說出版的先河，曾在十九世紀再版不下數十次，據學者統計印量超過百萬本，是當時最受歡迎的傳教士小說。《亞伯拉罕紀略》是一部以章回小說體編著的聖經人物傳記，採用了中國史傳小說的筆法，具有中國傳統小說歷史演義的敘述特點，作者理雅各為世界知名漢學家，在華期間陸續將《論語》、《大學》、《中庸》等中文傳統經典譯成英文；本書是根據聖經中亞伯拉罕的故事改編的傳記小說，其維妙維巧的章回體讀來饒富趣味。《正道啟蒙》翻譯自西方著名的聖經故事集The Peep of Day，是一部以基督生平為骨幹的聖經故事集，著名傳教士翻譯家賓為霖對原著進行了大量的改寫，在形式上將原著的問答體改編為明顯具有中國傳統小說特徵的敘事文本；中國的教會領袖王明道(1900-1991)曾指出，《正道啟蒙》是他喜愛的作品，並對他早年的信仰生命影響深遠。《亨利實錄》翻譯自英文名著The History of Little Henry and His Bearer，英國故事以十九世紀的印度為背景，除了不乏傳道拯救靈魂的思想情節，亦呈現了印度的社會、文化和宗教的風貌，其樸質簡潔的中文使人們在閱讀中仿佛直接聽到一位老老的西方傳教士的親切問候：「我最愛的小孩子呀！」。《勝旅景程正編》是一部彌足珍貴並且製作精美的《天路歷程》漢譯本，其翻譯特色可謂獨樹一幟，別出心裁，音譯意譯兼備，許多小地方都值得讀者進一步細細品味。《紅侏儒傳》譯自英文原著The Terrible Red Dwarf，是一部宗教寓言小說，讓人窺見當時的傳教士如何消除文化隔閡之餘，也反映出他們對中國宗教文化的看法，其寫作手法亦將整篇作品構作為一個謎題，讀者可於閱讀中亦順便猜猜「紅株儒」究竟是指著什麼東西。

　　本書附有一篇編者所撰寫之全書導論，以敘學文學的角度出發綜合討論晚清基督教敘事文學的思想主題、文學形式及翻譯特色等。另外，編者為亦為每部作品編寫了簡介，概述了個別作品的內容提要、影響力，以及作者和譯者的生平等。每部作品皆進行了重新標點、分段及註釋的工作。在編寫註釋方面，除了為個別字詞釋義及標示出處外，本書特別關注這批作品與中文聖經的互文關係，盡可能地參照晚清時期的聖經漢譯本，把相關的經文在註釋中臚列出來，讓讀者得以窺覽十九世紀中文聖經翻譯的面貌，以及其對基督教敘事文學的影響。另外，就翻譯作品而言，編者將譯著跟英文原著仔細對照，為求讓讀者一睹原著的面貌，同時更深了解譯著的翻譯特色，以及跨文化翻譯所面臨的種種挑戰及可行的應對策略。

作者簡介

黎子鵬

　　英國牛津大學哲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及宗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主任，專門研究及教授基督教與中國文學、中國小說與宗教文化、聖經文學翻譯等。專著有Negotiating Religious Gaps: The Enterprise of Translating Christian Tracts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Sankt Augustin: Monumenta Serica，即將出版）；譯著有《屬靈友情禮讚》(2011)、《晨光喜露──聖經與生命的反思》(2009)及《聖經．生命陶造版》（合譯） (2007)；論文發表於多份國際期刊，如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The Translator: Studi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及《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等。2011年，他獲中文大學頒發「卓越研究獎」及「文學院傑出教學獎」。現正從事「晚清基督教中文小說(1807–1911)：宗教與文學的跨學科學研究」的課題，此項研究由香港研究資助局資助。

總序………………………………………………… 周聯華……iii
編者序……………………………………………… 黎子鵬……xi
導論………………………………………………… 黎子鵬… xv
參考文獻……………………………………………………… xlix
編輯凡例……………………………………………………… lxii
張遠兩友相論……………………………………… 米憐…… 1
亞伯拉罕紀略……………………………………… 理雅各… 47
正道啟蒙…………………………………………… 賓為霖… 79
亨利實錄…………………………………………… 白漢理… 181
勝旅景程正編……………………………………… 胡德邁… 227
紅侏儒傳…………………………………………… 楊格非… 401

總序

　　自從「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在明朝天啟五年（1625 年）於西安出土以後，知道基督教在唐朝貞觀九年（635 年）即已到了中國。那時，「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金像，來獻上京。」而且一度還相當興盛，「諸州各置景寺，乃崇阿羅本為鎮國大法主，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後在武宗會昌五年（845 年）終因一道嚴厲的諭旨而被取諦。其間雖有二百一十年的歷史，並未生根。

　　後在元朝時再捲土重來，稱為「也里可溫教」，然則因元朝為異族人統治的天下，而傳道又不得法，如強佔鎮江金山寺為十字寺等，僅曇花一現。等元朝結束，也里可溫也隨之而亡。到了明朝，西方傳教士帶著宣教的熱忱，再度叩關，終因中國的門戶封閉而不能如願，以致有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的求救和渴望的呼聲：

　　「磐石呀！磐石呀！甚麼時候可以裂開呢？」

　　磐石終有裂開之時，主豈有難成之事？到了適當的時候，主自己打開門戶，雖然是千辛萬苦，有時甚至要犧牲性命，但在主裡的犧牲不是沒有報酬的。最後主聽了他們的禱告，終於如願以償踏上中國土地，范禮安、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利瑪竇（Matteo Ricci）等人居然開拓了中國工場，從明末到清初。天主教的這些飽學之士留給中華文化不容小覷的著作，堪稱得上要好幾代人才可能消化得了。

　　新教則於一八○七年由「倫敦傳道會」差派馬禮遜（RobertMorrison）來華宣教，後因中國政府不准傳道，而轉赴澳門。他經過千辛萬苦，終能如願以償；之後的傳教士，都接繼著馬禮遜的腳步，特重著述、譯著之工作。其間，值得大書特書的事就是新教創辦了《萬國公報》，英文的全名為The Globe Magazine and A Review of theTimes。實際上，在《萬國公報》出版之前，早有傳教士發行之《察世俗每月統計傳》、《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特選撮要每月紀傳》、《遐邇貫珍》、《中外新報》、《六合叢談》等的發行。根據華文書局編輯部所撰〈景印《教會新報》、《萬國公報》緣起〉：

　　「中國教會新報」（The News of Churches, or The Church News）於同治七年七月（1868 年9 月）創刊於上海。發行人為美國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英國教士慕維廉（WilliamMuirhead）、艾約瑟（Joseph Edkins）佐其撰述。每週一刊，每刊四張（八面）……。主要內容，刊載中國基督教事務，特別是闡揚教義，譯述聖經故事，報導教會動態，以及辯難宗教問題。間或記載中外史地，科學常識，及中國教育消息。前後發行六年，共三百期，至同治十三年改為《萬國公報》，《教會新報》之名不復存在，然其組織更加擴大，其內容也更加充實。」

　　《萬國公報》自《教會新報》最後一期接續發行，仍由林樂知主編，形式內容，稍作改進。連續發行九年，共九卷，略作停頓。至光緒十五年正月（1889 年2 月）以歸併廣學會（Christian LiteratureSociety）發行，改訂新章，增大篇幅，每月一刊，林樂知仍主時其事。至其內容宗旨，雖然仍不脫傳布基督教義，溝通教會消息，然亦負擔起推廣西學之責；於西洋科學知識，史事人物，國家現勢，均有涉及。其最足以歆動中國朝野士大夫之報導，則為中日甲午戰爭之際所刊載之中東戰紀。《萬國公報》遂引起朝野官紳之廣泛注意，一時視為新知識之重大來源。凡關於民族自立、主權完整、政治改革，莫不有其更新之啟發。嗣後變法維新運動，很顯著頗受其鼓吹之影響。而並時學會林立，各地紛紛創辦報刊，卻又是形式上之重大摹擬。

　　在民國時期，天主教發行著名的《益世報》，被當時譽為四大報刊之一，與《大公報》、《申報》和《民國日報》並列，除此之外還有《聖教雜誌》等。新教方面必較知名的有《真理與生命》、《青年進步》、《文社月刊》、《天風》等，許多的代表性著述都是從這些報刊雜誌開始的，進而也擴大成了出版各種大小不少的書籍的基礎。

　　另外必須一談的是上面提及的廣學會。廣學會於一八八七年成立，對基督教文化事業之提倡，不遺餘力，尤其在華人出版界有不可磨滅的功勞，它比華人出版界的樞紐商務印書館還早十年。廣學會與基督教青年協會相繼出版了不少好書，尤其在民國時期，基督教青年人材輩出，都留下了不少值得肯定的著作。天主教方面則是在土山灣印刷出版了不少有價值的著作。

　　本委員會鑒於時機之難得，遂主編這套叢書，從景教開始直到一九五○年，以廣義之基督教定義蒐集一千三百年來漢語創作凡百餘本，名為《漢語基督教經典文庫集成》，藉以對歷史負責，也以此來回饋讀者。

　　本委員會名單如下：

　　王成勉、李金強、李亮、李雋、吳昶興、邢福增、杜樂仁、房志榮、周聯華、查時傑、翁傳鏗、陳方中、郭明璋、曾陽晴、曾慶豹、黎子鵬、潘鳳娟、蘇德慈（以上依姓名筆劃順序排列）

周聯華  敬識

編者序

　　本選集名為《晚清基督教敘事文學選粹》，收編了六部十九世紀漢語基督教敘事文學作品，包括米憐（William Milne）的《張遠兩友相論》（1819）、理雅各（James Legge）的《亞伯拉罕紀　》（1857）、賓為霖（William C. Burns）的《正道啟蒙》（1864）、白漢理（Henry Blodget）的《亨利實錄》（1865）、胡德邁（Thomas H. Hudson）的《勝旅景程》（1870）及楊格非（Griffith John）的《紅侏儒傳》（1882）。

　　這批作品分為創作和翻譯兩大類，前兩部屬於創作或編著的作品，後四部則屬於翻譯作品。按照寫作的語言來看，也可分為文言及官話兩大類，除了《正道啟蒙》和《亨利實錄》採用了官話外，其他作品皆以文言文書寫。每部被選收的作品皆具有代表性及獨特的價值，有的開創了基督教敘事文學的先河，有的翻譯特色顯著，有的具有重大的文獻價值，有的發行量高、出版壽命長。以下將逐一介紹。

　　《張遠兩友相論》乃首部基督新教傳教士創作的小說，以問答體來揭示基督教思想的重點，展開與中國宗教文化的對談。無論在敘事形式、行文風格，還是在內容和傳播途徑等方面，作品都盡量去適應中國的文化傳統。這種文化適應策略（cultural accommodation）使作品帶有種濃厚的本土化色彩，《張遠兩友相論》被看作中國近代小說或通俗小說，已被收入於多本小說目錄之中。[1]　這是十九世紀數以千計的基督教中文書冊當中修訂本最多、發行量最高的作品。[2]　作為第一部基督新教的傳教士小說，《張遠兩友相論》的創作技藝仍未臻成熟，但它卻為日後基督教中文小說的著作開創了先河，提供了一個可供借鑑的楷模。

　　《亞伯拉罕紀略》是一部以章回小說體編著的聖經人物傳記，採用了中國史傳小說的筆法，具有中國傳統小說歷史演義的敘述特點。《亞伯拉罕紀略》在聖經的歷史框架內或在其敘事線索中拓展合理的想像虛構，令故事發展不偏離聖經的敘事原貌，同時又使得小說的人物形象更為生動飽滿。理雅各既用歷史的眼光評點這部歷史人物傳記小說，又強調了它的真實性及教化意義，並透過「回目」、「詩歌」和「回後評」等引導讀者接受基督教的價值觀，體現了中國傳統小說「羽翼信史」及「道德勸懲」的文藝精神及功能。[3]《亞伯拉罕紀略》可謂聖經與中國文學融合的經典範例。

　　《正道啟蒙》是一部以基督生平為骨幹的聖經故事集。這部作品最獨特之處，乃是譯者對原著大規模的改編加工，把原著的問答體變成敘事體。作品大量融合四福音的敘述，使聖經內容變得更加淺白易懂之餘，還添補了譯者的論述和觀點，使得這部西方基督教作品與中國傳統文化背景產生關聯，令中國讀者更易理解和接受。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890）對《正道啟蒙》作出高度評價，指出無論其「外表、書名、內容和語言風格都大受讀書人的歡迎。」[4]《正道啟蒙》在清末民初的基督教文學中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主要歸功於其淺白地道的語言、中國本土化的敘事特徵，以及合參聖經各書卷的嘗試。

　　《亨利實錄》是一部頗具特色的異域小說。故事以十九世紀的印度為背景，作者以寫實主義的筆觸描繪了異域生活的種種，除了不乏傳道拯救靈魂的思想情節，亦呈現了印度的社會、文化和宗教風貌。小說原著在十九世紀暢銷英美。《亨利實錄》的譯者試圖向讀者解釋其從未見過的生活習慣和社會文化，藉以消除讀者和異域文化的隔閡。可以說，《亨利實錄》讓晚清的中國讀者有機會接觸到在英美暢銷的基督教小說，得以擴展他們的閱讀和想像空間。

　　《勝旅景程正編》是一部彌足珍貴的《天路歷程》（第一部）漢譯本。雖然其出版量及影響力遜於賓為霖的《天路歷程》（1853年文言本及1865年官話本），但當大部分晚清的《天路歷程》漢譯本皆承襲賓為霖一脈時，這個翻譯版本卻已另闢蹊徑，其翻譯特色可謂獨樹一幟。舉例來說，在翻譯書中的人物、地方的名稱上，胡德邁花了不少心血，別出心裁，音譯意譯兼備，如：Christian譯為「激烈尊」，並附以眉批：「激烈尊，即基督徒，今所稱激尊者，取其有激動烈心之意。」本土化的翻譯特色也十分顯著，如Village of Morality譯作「修身村」，Lord Hate-good譯作「恨善老爺」。譯者又大量引用中國歷史、文學的典故，如Obstinate譯為「株守」，典出《韓非子．五蠹》之「守株待兔」；Vanity Fair譯為「浮雲巿」，典出《論語．述而》：「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外，相較於賓為霖的譯本，胡德邁的現存版本極為稀有，予以收編便有了無可比擬的文獻價值。基於原著影響力的考量，並同時也礙於篇幅，本書目前只先收錄《正編》。

　　 《紅侏儒傳》是一部帶有西方童話色彩的基督教寓言故事。譯者坦言此乃「半譯半著」之作，歸化的翻譯令英國本土的色彩褪去，同時西方童話的元素亦刪減了不少。中國地道的用語、相類的故事以及篇末議論的加入，充份照顧了讀者的文化背景。這部作品讓人窺見當時的傳教士如何消除文化隔閡之餘，也反映出他們對中國宗教文化的看法。此外，《紅侏儒傳》罕有地標示出華人助手的名字，見證了傳教士與華人信徒合作翻譯基督教作品的成果。

　　在本系列叢書中，本選集目前僅收錄這六部作品，它們僅佔晚清基督教敘事文學的一小部分。至於其他重要的作品，如郭實獵（Karl F. A. Guzlaff）的小說、傅蘭雅（John Fryer）的時新小說（1895）等，除了計劃將來以專冊出版外，部分亦將收錄於編者與李奭學、吳淳邦教授合編的《晚清基督宗教小說選編》之中，由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出版。另外，是次選編的全屬基督新教作品，而同期的天主教作品未予收錄，完全是因為文本資料的匱乏，正表明了此領域亟待學界開展進一步的研究。

　　在版本的選擇方面，編者盡可能採用作品的初版，包括《正道啟蒙》、《亨利實錄》、《勝旅景程正編》、《紅侏儒傳》，力求向讀者呈現作品的原貌。若無法覓得初版，編者則尋找現存最早的版本，包括《張遠兩友相論》（1831）及《亞伯拉罕紀　》（1862）。由於《張遠兩友相論》及《亨利實錄》不斷再版，編者以最早的版本為藍本，再分別取一八三六年及一八六七年的修訂本加以對照校勘，讓讀者瞭解兩部作品初期版本流變的情況。

　　本選集為每部作品重新標點、分段及註釋。至於編寫註釋方面，除了為個別字詞釋義及標示例句、典故出處外，編者特別關注這批作品與中文聖經的互文關係，盡可能地參照晚清時期的聖經漢譯本，把相關的經文在註釋中臚列出來，讓讀者得以窺覽十九世紀中文聖經翻譯的面貌，以及其對基督教敘事文學的影響。另外，就翻譯作品而言，編者將譯著與英文原著仔細對照，為求讓讀者一睹原著的面貌，同時更深了解譯著的翻譯特色，以及跨文化翻譯所面臨的種種挑戰及可行的應對策略。

　　編者撰寫了一篇導論及六篇作品簡介，導論將綜合討論晚清基督教敘事文學的思想主題、文學形式及翻譯特色等，而每篇簡介則概述了個別作品的內容提要、影響力，以及作者或譯者的生平等。

　　這部選集得以完成出版，實在有賴眾多友人的鼎力相助。首先，我衷心感激「漢語基督教經典文庫集成」總編輯曾慶豹教授的信任和邀請，讓我擔任本冊的主編，受寵若驚之餘，定必全力以赴。此外，我要多謝橄欖華宣出版發行集團出版部編輯王鍾山先生，他在標點、排版及校對方面提供了專業的協助，我倆多次越洋通電話，愉快地交換意見，彼此素未謀面，卻早已惺惺相惜。至於編寫註釋及潤飾文字的工作，我幸得數+AM5位研究助理的鼎力相助，分別有黃信之、陳志謙、孔德維、唐院及黃媛媛。在搜集文獻的過程中，牛津大學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的David Helliwell及Gillian Mary Grant、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的Graham Hutt、約翰本仁博物館（John Bunyan Museum, Bedford）的Patricia Hurry樂成其事，我銘感於心。另外，本研究及文獻的搜集承蒙香港研究資助局「優配研究金」（General Research Fund, Research Grants Council）（項目編號CUHK447510）的資助，謹此致謝。最後，我無言感激內子淑卿多年來百般的包容，默默支持我追尋夢想，而子女津津、沙沙、涌涌的天真笑臉、朗朗笑聲則化成力量的湧泉，令我在上下求索的學術路上如沐春風。

黎子鵬
二○一一年十一月序於香港中文大學

註1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文學研究所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0），頁753；孫文光編，《中+AM5國近代文學大辭典》（合肥：黃山書社，1995），頁546；劉葉秋等編，《中國古典小說大辭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頁844；樽本照雄編，《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濟南：齊魯書社，2002），頁938。

註2 現存的版本，可參黎子鵬，〈默默無聞的牛津大學館藏──十九世紀西教士的中文著作及譯著〉，載《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第七期（2006∕2007年），頁40，註30。裴士丹(Daniel H. Bays)推算不同版本的《張遠兩友相論》，在十九世紀的發行量高達100萬冊。參Daniel H. Bays,“Christian Tracts: The Two Friends,”in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edited by Suzanne Wilson Barnett and John King Fairbank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9-4.

註3 劉勇強，《中國古代小說史敘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4；李家樹、陳桐生，《經學與中國古代文學》（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4），頁237 49。

註4 The Seventy-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874), 266.